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留學生特殊群體，叫做“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後來，這個團體的許多成員成為革命時期我們黨的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王明、博古、洛甫先後擔任我們黨的“一把手”，王稼祥在紅軍長征中擔任“新軍三人組”的成員，陳昌浩、張琴秋任紅軍時期第四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紅軍長征時期第三紅軍政委。
還有一位委員，雖然不出名，但在遵義會議上支持博古，與主席爭論，甚至當面說：“你知道馬列主義，充其量就是看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來打仗”。這是凱豐。
那麼凱豐是誰？遵義會議後他在哪裡任職？
我們要從凱豐的真名開始叨。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於江西萍鄉和張國燾是老鄉。他21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到蘇聯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學習。在蘇聯中山大學期間，他勤奮學習馬列主義，結識了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學生，成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1930年，根據上級組織的安排，凱豐回國工作。歷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東方青年主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職務，在負責共青團宣傳工作期間，發表了許多文章，宣傳革命思想，揭露國民黨的反對派，做自己的突出貢獻。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凱豐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奉命擔任紅軍第九團中央代表，參加長征。
紅軍長征後，受博古、李德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湘江8萬紅軍血戰只剩下3萬紅軍。面對嚴峻的形勢，紅軍幹部和指揮員開始反思錯誤的軍事路線，要求主席指揮軍隊。但以博古、李德為首的一些幹部沒有及時反思。這導致兩派圍繞軍事路線展開辯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於1935年1月15日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會上，洛甫、周恩來、毛主席、王稼祥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中的一系列錯誤，要求取消其軍事指揮權。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代表都同意。
然而，凱豐並沒有意識到博古錯誤軍事路線的危害。他站在博古一邊，甚至在會上和他前面的主席爭論。所以他在文章開頭就有這樣的場景：“你知道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看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來打仗！”
在會議的最後階段，面對各種質疑和事實，凱豐承認博古等人在軍事路線上犯了錯誤，但他非常不服氣。即使在會議結束後，他也說：“誰對誰錯，我們拭目以待！”
主席再次參加軍事指揮後，紅軍憑藉靈活的戰術，通過四渡赤水、強渡烏江、金沙江等戰役，巧妙地逃出了數十萬敵軍的包圍圈。面對紅軍的偉大勝利，凱豐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由衷地欽佩主席的軍事指揮能力，成為主席的“鐵桿粉絲”。
在紅軍後續長征的路上，張國燾的野心，開始擴張想以“南下”，分裂紅軍，奪取更多的政權。此時，凱豐堅定地站在主席一邊，支持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在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上等重大會議上，凱豐堅持真理，公開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為避免紅軍分裂作出了突出貢獻。
解放戰爭爆發後，為了加快奪取東北的步伐，黨迅速作出決定，向東北派出了大批幹部。
凱豐奉命主持東北宣傳工作，任東北局委員兼宣傳部長等職務。在凱豐的指導下，東北根據地的宣傳工作幹起來了。後來，主席回信給凱豐創辦的《東北日報》寫了個報頭，並給予鼓勵。信的內容如下：
凱豐同志：書四本及來信收到。報頭寫了一個如左，請斟酌採用。你身體好些嗎？我病了大半年，現在好多了，大約再有半年，當更好些。各同志均此問候。
從主席回信的內容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主席和開封之間深厚的革命友誼。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工作崗位在變化，但他始終為黨和人民努力工作。然而不幸的是，由於長期工作，開封於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葬在八寶山，享年49歲。
值得一提的是，凱豐在生活中一向清正廉潔，始終保持著人民公僕的本色，對子女的要求幾乎“苛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二女兒何淑英從農村來看望父親。凱豐沒有利用自己的關係為女兒找工作。相反，開封讓她回家安心種田。離開時，開封只給了女兒兩件裝滿布丁的舊衣服：一件中國山裝和一件毛衣。後來何淑英經過自學，在湖南當地一家加油站找到了一份會計工作。1955年，凱豐病得很重，他看到女兒就留下這樣一句話：搞經濟工作，必須廉潔自律，管好公家的錢，一分錢都不許動！這是老一輩革命家的作風。太感人了！
閱讀更多 庚子茶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