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留学生特殊群体，叫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后来，这个团体的许多成员成为革命时期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王明、博古、洛甫先后担任我们党的“一把手”，王稼祥在红军长征中担任“新军三人组”的成员，陈昌浩、张琴秋任红军时期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红军长征时期第三红军政委。
还有一位委员，虽然不出名，但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与主席争论，甚至当面说：“你知道马列主义，充其量就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来打仗”。这是凯丰。
那么凯丰是谁？遵义会议后他在哪里任职？
我们要从凯丰的真名开始叨。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和张国焘是老乡。他21岁加入共青团。后来他到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中山大学期间，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结识了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学生，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0年，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凯丰回国工作。历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东方青年主编、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务，在负责共青团宣传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的反对派，做自己的突出贡献。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凯丰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奉命担任红军第九团中央代表，参加长征。
红军长征后，受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湘江8万红军血战只剩下3万红军。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干部和指挥员开始反思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主席指挥军队。但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一些干部没有及时反思。这导致两派围绕军事路线展开辩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于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洛甫、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一系列错误，要求取消其军事指挥权。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都同意。
然而，凯丰并没有意识到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他站在博古一边，甚至在会上和他前面的主席争论。所以他在文章开头就有这样的场景：“你知道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来打仗！”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面对各种质疑和事实，凯丰承认博古等人在军事路线上犯了错误，但他非常不服气。即使在会议结束后，他也说：“谁对谁错，我们拭目以待！”
主席再次参加军事指挥后，红军凭借灵活的战术，通过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金沙江等战役，巧妙地逃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面对红军的伟大胜利，凯丰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衷地钦佩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成为主席的“铁杆粉丝”。
在红军后续长征的路上，张国焘的野心，开始扩张想以“南下”，分裂红军，夺取更多的政权。此时，凯丰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支持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在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上等重大会议上，凯丰坚持真理，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为避免红军分裂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快夺取东北的步伐，党迅速作出决定，向东北派出了大批干部。
凯丰奉命主持东北宣传工作，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务。在凯丰的指导下，东北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干起来了。后来，主席回信给凯丰创办的《东北日报》写了个报头，并给予鼓励。信的内容如下：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好些吗？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从主席回信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主席和开封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化，但他始终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工作，开封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葬在八宝山，享年49岁。
值得一提的是，凯丰在生活中一向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对子女的要求几乎“苛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女儿何淑英从农村来看望父亲。凯丰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女儿找工作。相反，开封让她回家安心种田。离开时，开封只给了女儿两件装满布丁的旧衣服：一件中国山装和一件毛衣。后来何淑英经过自学，在湖南当地一家加油站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1955年，凯丰病得很重，他看到女儿就留下这样一句话：搞经济工作，必须廉洁自律，管好公家的钱，一分钱都不许动！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作风。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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