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瑞·邁納（Loring Miner）是美國堪薩斯州的一名鄉村醫生。1918年，邁納擁有了一間龐大的辦公室。他在850平方英里的平坦農田上進行鄉村醫學實踐。這些農田由1720名潛在的患者進行種植和收穫。
1918年1月和2月，農閒時節，邁納發現了數十例嚴重流感病例，他稱之為"未確定性質的病症"。僅在一天內，就有18人患病，並有3人死亡。像哈斯克爾這樣人煙稀少的地方，這種現象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於邁納給衛生官員寫了一份報告。這是第一份有關醫生警告流感暴發的記錄。雖然我們尚不能確定，但哈斯克爾也許是1918年流感疫情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著地點。
哈斯克爾以東300英里，是美國陸軍所在的芬斯頓營地（Camp Funston）。來自營地的士兵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看望了位於哈斯克爾的家人，並於1918年2月底返回基地。
3月4日，芬斯頓營地的第一名士兵患上了流感。隨著士兵在芬斯頓營地以及其他軍營和非軍事領域之間自由行動，病毒呈波浪形向外擴散。
它首先抵達法國佈雷斯特（Brest），美軍最大的登陸點，並在該地進行傳播。這些事實有力地支持了1918年全球流感疫情源於美國中心地帶的預測（但這只是一種預測）。
1918流感感染分佈圖
1918年9月至11月1日，挪威、西班牙、英國、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南非、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都受到了疫情的影響。當時國際航空旅行還沒將世界連接起來，那麼病毒是如何得以迅速傳播的呢？奧斯佛推理認為，病毒肯定在很久之前就已"根植"於這些地方，也許是由1916年冬季第一次世界大戰高峰期間返回歐洲的士兵帶回來的。
1918年，隨著歐洲戰爭進入第4個年頭，許多國家對新聞報道進行了審查，特別是那些有關流行性疾病的報道。
有關戰爭的諸多壞消息卻沒有進一步使焦慮的公民和士兵消沉。整個戰爭期間，西班牙仍然是一箇中立的國家，因此其媒體可以自由報道新的流感疫情。這使人們認為邁納的"性質未確定的疾病"就是從那裡傳播的。雖然今天的科學家仍然在梳理病毒起源理論，但至少所有人都同意一點：所謂的"西班牙流感"的最早暴發地肯定不是西班牙。
那麼，1918年的病毒從哪裡開始的呢？隨著1918年流感大流行逐漸淡出歷史，我們不太可能得出明確的結論。這種變化、這種不確定性、這種神秘感是流感危害人類的特徵。
病毒發起了兩波攻擊。第一波攻擊開始於1918年春天，當時有超過11萬名美軍士兵被調遣到歐洲戰線。自英國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年半。戰爭席捲了整個歐洲。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1914年宣佈美國會嚴格遵循"中立"政策。但隨著德國潛艇瞄準了美國船隻，這種局勢越來越難以維持。從1917年開始，美國陸軍帶著大批年輕人穿越大西洋來到大型的狹窄營地。這些營地為流感病毒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至1918年夏天，這種擁擠不堪的局面極具致命性。流感已經發生變異，年輕人尤其會有患病的風險。在巨大的病房裡，士兵們躺在那裡彼此觸手可及，隔開他們的只是一張懸掛著的床單。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感染率相同的情況下，入伍士兵的死亡人數遠遠多於平民。大多數生病的士兵被轉移到這些擁擠的病房。在那裡，又繁殖出了一種細菌，這種細菌能衍生致命的繼發性感染。這些病房非但不能讓患者恢復健康，反而成了繁衍疾病的大型培養皿。
隔離病房
病毒不只在營房和船上的醫務室傳播。在歐洲，成千上萬的人在家鄉、軍營、碼頭和戰爭前線之間來回穿梭。美國戰爭部門每月向法國派遣20萬人。到了夏天，在歐洲作戰的美國士兵就有100多萬人。
我們不知道在流感第一波攻擊中有多少平民患病之後死亡。當時，對醫生報告有關流感的情況，沒有做任何要求。已成立的國家或地方衛生部門很少，而那些現存的機構往往管理不善。但是，通過查看軍方保存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當時發生的情況有所瞭解。從1918年3月開始，堪薩斯州的芬斯頓軍營內的流感病例突然增加。在臥床休息並服用阿司匹林後的兩三天，大部分士兵病癒。但有200 人感染了肺炎，其中大約有60人死亡。在一個擁有4.2萬人的龐大軍營中，這些數字並不足以引起軍醫的注意。
歐洲的情況更加糟糕。一名醫務人員注意到，他所在的部隊流感肆虐，以至於士兵們無法行軍。到了春天，美國第168步兵團大約90％的士兵患有流感。到1918年6月，流感已擴散到法國和英國部隊。返回英國的英國士兵中，患有流感的病例超過了3.1萬人，比5月增加了6倍。報道稱，在歐洲大陸，20多萬名英國士兵無法參戰。病毒繼續通過海路進行傳播。8月，英國輪船抵岸後，200多名船員罹患流感或患流感後恢復。之後，病毒襲擊了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裡，病毒已經在陸地上蔓延；在9月底前，當地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感染病毒，其中有3％的人死亡。在孟買、上海、新西蘭有關疫情暴發的報道也開始見於報端。第一波疫情有些溫和。雖然有許多人患病，但疾病只持續了兩三天。幾乎人人得以康復。像通常，嬰幼兒和老年人感染病毒的風險最大，死亡率遠高於一般人群。但是，通過檢查死亡記錄，流行病學家注意到，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死亡率呈上升趨勢，死於流感的比例較高。
一戰時的美國軍隊
當繪製流感死亡人數與年齡的關係曲線圖時，我們最常見的是U形圖。U形圖中的一臂代表嬰幼兒，另一臂則代表老年人。在這兩個年齡段之間，死亡人數很少。1918年早期的流感死亡曲線圖形狀呈W狀。兩端的死亡率仍然很高，但代表青年人和中年人的曲線也在升高。受影響最嚴重的人群，年齡在21歲至29歲，通常情況下這群人被認為最不可能死於傳染病。這一現象很奇特，也令人震驚。
當歐洲大陸遭遇第一波流感襲擊時，流感在美國幾乎消失殆盡。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歐洲，感染流感的人數也在減少。到1918年7月，《英國醫學雜誌》稱流感已不再對人類構成威脅。但在大西洋兩岸，最糟糕的情況卻即將來臨。
也許病毒已經變異成一種更致命的形式。也許是秋天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所以他們更容易相互感染病毒。無論如何，另一波流感開始了。
有關第二次流感浪潮的最早的報道來自波士頓以西約30英里的德文斯（Devens）營地。該營地能夠容納約3.6萬名士兵，實際駐紮的士兵已超過4.5萬人。疫情始於9月8日左右，並迅速蔓延。每天有90名患者來到營地醫務室就醫。之後，這一數字增加至每天500名，1000名。醫務室很大，可以接待多達1200名患者。但很快，醫務室的空間就明顯不足了。最終，它收容了6000名流感患者。一張床挨著一張床，一排接著一排。
"我們吃飯、生活、睡覺、做夢都離不開病毒，更不用說每天有16小時在吸入病毒。"一位年輕的醫療勤務兵在標有1918年9月29日字樣的信中寫道。他被分配到一個150人的病房，而他的名字，羅伊（Roy），是我們知道關於他的全部材料。流行性感冒（Grippe）——流感的另一個名字——是所有人都可以思考的事。一個超級營房很快變成了太平間，穿著制服的死亡士兵被擺放成兩排。專門的列車有計劃地將死者運走。連續幾天都沒有棺材。羅伊寫道，堆積起來的屍體"讓人感到疾病的兇殘"。
這位勤務兵目睹了無數人的死亡，他描述了罹難者的遭遇。雖然這次的疾病始於另一流感病例，但這次的感染迅速發展成為"從未見過的最嚴重的一種肺炎"。營地每天約有100人死亡，其中包括"無數的"護士和醫生。羅伊寫道："這比戰後法國的衰敗場景更加淒涼。"他目睹過破壞力巨大又混亂的一戰，但與疫情的破壞力相比，一戰的破壞力顯得有些遜色。流感疫情更加糟糕。
每個營地暴發的疫情都遵循一種模式。首先，只有少數人患病，這些患者與常規流感季的患者沒有區別。接下來的幾天內，病例呈指數級增長，會有數百人感染，有時甚至數千人。在3周內，醫務室人滿為患，死亡人數在增加。5-6周後，瘟疫就像它到達時一樣神秘地消失了。一些患者患有肺炎，但沒有新增病例，生活慢慢恢復正常。
由於軍方的需要而保存下來的記錄，讓人們對軍營暴發的流感有了更多的瞭解。但第二波流感不但襲擊了軍營，也導致美國各城鎮數萬人殞命。這一波流感的綜合殺傷力更具挑戰性。當這波流感在1919年春末消退時，美國平民和服務人員的死亡人數達到了67.5萬人。巨大的死亡人數令人震驚，疾病的傳播速度令人無法想象。幾乎每個城鎮都受到了疾病的衝擊。
1918年，費城的人口超過170萬。就像20世紀初大多數正在發展中的城市一樣，費城居民大多居住在狹窄的公寓裡。
他們特別容易感染流感，因為費城的大多數醫生和護士都在國外，往往都受過傷並且厭戰。隨著流感來襲，留在城鎮的少數醫療專業人員因為勞累而身體瘦弱。他們沒有為即將發生的事做好準備。
流感可能於1918年9月中旬傳播至費城，當時報紙報道稱病毒正從軍營向平民社區邁進。罪魁禍首很可能是費城海軍造船廠。該船廠有4.5萬名船員並發展成為美國最大的海軍基地。1918年9月7日，該基地接待了300名從波士頓換乘的水手。很可能其中一些人身上潛伏有流感病毒。2周後，900多名船員生病了。基地官員在講話稿中寫道：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流感只不過是以新名字偽裝的季節性細菌。
在病毒傳播方面，戰爭債券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1918年4月，紐約市舉行了一場巨大的自由債券大遊行。電影明星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向肩並肩的遊行群眾發表講話。憑藉出眾的外表和迷人的個性，他號召群眾購買債券以支持戰爭。5個月後，費城也加快了敦促群眾購買債券的步伐。《費城問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篇文章稱，該市計劃在9月28日星期六為第4次自由貸款運動的發起舉行盛會。預計會有3000名戰士參加，"如果需要的話，還會有女性士兵參與該活動"。數百名工人和司儀將與他們一起參加這個活動，他們會讓群眾一起唱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流感疫情肆虐期間進行的。有人擔心如此大規模的聚會會促進流感的蔓延，但這種擔憂被人們的愛國熱情所淹沒了。
戰爭債券遊行活動本質上是流感的行進樂隊。當大量的群眾沿街觀看並不斷歡呼時，海軍軍人們也來到了百老匯街。
"這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盛會，"《問詢報》稱，估計有10多萬人聚集在街道上。隨著人們伸展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他們也順帶把流感病毒傳染給了別人。自由債券大遊行活動實際上釋放了這種病毒。
輝煌的遊行剛剛過去兩天，每天就有100多人死於流感。在短期內，這些數字增長了6倍。衛生官員每天都宣佈疾病已經過去了，不料下一次又發佈了更嚴峻的統計數據。
受到感染的船塢
費城公共衛生部部長威廉·克魯森博士（Dr.William Krusen）下令關閉學校、教堂和劇院。如果他禁止自由債券遊行，情況也許就不會變得那麼糟糕。各處張貼的佈告提醒大家不要在街上隨地吐痰。但這並沒有起多大作用。僅在一天的時間內，就有60名隨地吐痰的人被逮捕。
由於生病人數過多，法院和市政辦公室關閉，其他基礎服務機構因為沒有了員工在苦苦支撐。警察和消防部門因人員減少而難以正常運轉。由於嚴重缺少員工，賓夕法尼亞州貝爾電話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宣佈只能處理那些"疫情或戰爭所需"的服務電話。由於正規醫院超負荷運行，費城還創辦了一所急診醫院。一天之內，500張床位都住滿了病人。克魯森呼籲人們保持冷靜，並告訴公眾不要因誇大的報道而感到恐慌，但費城正遭受瘟疫的蹂躪，又有誰能做到處亂不驚呢？
費城唯一的公共太平間只能容納36具屍體。但這所太平間很快就堆了數百具屍體，大多數屍體只覆蓋著血跡斑斑的床單。每弄到一副棺材，就有十具屍體在等候著。死屍散發的惡臭無處不在。當地的木工放棄了正常的生意，開始專職做棺材。一些殯儀館的收費標準增加了600％以上，導致該市將增長上限設置為"只有"20％。
在10月中旬，費城的死亡人數達到了頂峰，然後，瘟疫幾乎與它來臨時一樣突然消退了。當然，流感仍然存在，但因流感死亡的人數回落至以往的水平。這個城市慢慢恢復了以前健康的模樣。
費城發生的疫情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重演。在舊金山，流感在10月也達到頂峰。當月有1000多人死亡，幾乎是平常死亡人數的兩倍。流感向阿拉斯加的朱諾（Juneau）傳播。該市試圖通過強制檢疫來阻止疫情蔓延。州長下令所有下船乘客必須接受碼頭醫生的檢查。任何出現流感症狀的人都不許進入朱諾。然而，這些措施並沒有阻止那些攜帶病毒但尚未出現流感症狀且看起來依然健康的人進入。幾天後，這些病毒攜帶者離開西雅圖並停靠在朱諾碼頭，他們仍處在流感的潛伏期內。當他們抵達碼頭時，由等待的醫生對其進行簡要的體檢。如果醫生髮現他們沒有流感的徵兆，就允許其進入朱諾。這是病毒潛入的最可能的方式。病毒從朱諾傳播到諾姆（Nome）和巴羅（Barrow）以及居住在數十個偏遠村莊的美洲原住民。
美國此時正在打兩場戰爭。第一場戰爭是針對德國及其軍事盟友。第二場戰爭是針對流感病毒及其細菌盟友。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這是一場針對細菌和德國人的鬥爭。
隨著盟軍在西部戰線上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流感襲擊了運送部隊到歐洲戰壕的船隻。在法國東北部的阿貢森林戰役（the Battle of Argonne Forest）中，流感奪去了許多美國遠征軍士兵的生命。正如大戰幾乎籠罩著歐洲每個國家一樣，流感在整個歐洲大陸肆虐。在一個擁有1000名新兵的法軍基地中，有688人住院治療，49人死亡。巴黎關閉了學校，但劇院和餐館卻沒有停業。儘管有4000名巴黎人死亡，咖啡館仍在開放。流感越過了戰壕線。德軍也深受其害。"每天早上都必須聽取工作人員報告流感病例的數量，以及他們對如果英國人再次發起襲擊，德軍存在什麼劣勢的抱怨。這是一件使人痛苦的事情。"當時，一名德國指揮官寫道。
阿貢森林戰役遺址
在英國，這是一種"保持冷靜並繼續生活下去"的方式。這不僅是公共行為的一種指示，也是英國文化基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初，報紙幾乎很少談及這種流行病，如果一定要談，報紙會把這些報道埋在內頁。英國政府和媒體默認限制任何有關流感的討論，目的是避免削弱公眾士氣。
因為世界大戰已經進入第4個年頭，人們已經厭倦了戰爭。對事實進行如實報道和維持士氣之間的緊張關係，在J·麥克奧斯卡（J. McOscar）寫的一封信中有所體現。這封信隱藏在《英國醫學雜誌》的最後部分。
"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孩子都有親人離世的慘痛經歷，我們現在經歷的黑暗日子還不夠多嗎？"他寫道，"如果在發佈此類報告時能夠更謹慎一點，而不是儘可能多地收集讓人沮喪的消息來擾亂我們的生活，這樣豈不會更好？一些編輯和記者似乎應該休假。他們去休假越早，對公共道德也就越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刊發這封信的刊物在同一期的頭版刊登了一份長達5頁的有關流感的詳細報道。該報道強調了大流行性疾病的破壞性。報道指出，英國和法國軍隊暴發了災難性的流行病。該流行病橫掃了整個軍隊，致使軍隊喪失了戰鬥力。
英國的首席醫療官似乎也不願意打擾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建議很有限：戴上小口罩，吃得好點，喝半瓶低度葡萄酒。英國皇家醫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採取了類似的方法，並宣佈該病毒不再像往常那樣具有致命性。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英國人似乎無動於衷。
那年早些時候，《泰晤士報》的醫學記者誇大其詞地描述了這樣一個民族，他們"高興地期待"著流行疾病的到來。
無論英國人對這一大流行性疾病持何態度，在這場流行病中傷亡的人數都是巨大的。當流行病消退時，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過22.5萬人死亡。
接下來是澳大利亞、新西蘭、西班牙、日本以及整個非洲國家。所有人都遭受了苦難，全世界共有5000萬至1億人因流感而死亡，人們對近乎世界末日的猜測感到無比的恐懼。在大規模死亡之後，當公眾關心"這場流行病是如何形成的？"和"多少人受害？"時，科學家們不禁要問："為什麼？"
是病毒本身，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導致流感具有如此大的殺傷力？我們已經找到了致使這麼多人死亡的4種不同的解釋。每種解釋都有一些證據支持，但沒有一種解釋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一種解釋是，病毒表面有一種蛋白質可以阻止干擾素的產生。該干擾素向我們的免疫系統發出信號，表明我們的防禦系統已被滲透。將氧氣轉移到血液中的健康肺細胞，被病毒劫持，並在病毒複製過程中遭到破壞。一旦這些健康的肺細胞死亡，它們就會被無法輸送氧氣的暗淡的纖維狀細胞所取代，就像在切割口部位形成的疤痕一樣，看起來與周圍健康的皮膚不一樣。
第二種解釋是，如果1918年的病毒本身不能致人死亡，那麼繼發性細菌性肺炎可能會殺死人。大流行性疾病患者的身體變得虛弱，他們的肺部已經被破壞，會感染鏈球菌和葡萄球菌等。在抗生素尚未研發出來的年代，這種情況是致命的。
第三個解釋是，流感病毒引發了過度的免疫反應，這種反應開啟了對身體的自抗。假設你割傷了手指，細菌入侵併感染傷口。由於血液流量增加，你的手指會腫脹、發紅、變熱，從而提供更多白細胞來對抗細菌。
葡萄球菌
第四個解釋指向了與流感傳播有關的環境。它由一種源於鳥類的新型病毒引起。在對人類構成威脅之前，病毒先在另一個宿主（可能是豬或馬）身上寄宿一段時間。當人們同時生活在一起——住在公寓或軍營裡——並且異常流動的時候，病毒開始對人類的健康構成威脅。因為大戰使受感染的士兵們不斷轉戰於歐洲及其他地區。工薪階層家庭共用床鋪。士兵們並排睡在嬰兒床上，並且乘坐統艙船環遊世界。如果沒有人類這些行為，流感病毒無論多麼致命，都不會如此迅速地傳播。
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大多數患者也都康復了，但死亡率卻比以往高出25倍。在美國許多人死於1918年的大流行性疾病，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從原來的51歲降至39歲。
1918年12月，在疫情中期，1000名公共衛生官員聚集在芝加哥討論疫情。在三個月內，瘟疫奪走了40萬人的生命。
醫生們也一致認為，如果患者從流感中康復，他就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許多40多歲的人都倖免於難。當時的理論和現在的一樣，認為那些在1898年經歷過嚴重流感的人，已經具備了針對1918年流感的免疫力。
但是如何控制疾病呢？由於與會者普遍沒有信心，會上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儘管採取了預防措施，但流感已經蔓延，然後它突然意外地消失了。當時大量群眾佩戴著面罩，但這並不能保證大家一定能夠得到保護。許多衛生官員認為它們提供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這也許是事實，但無論如何，採取安全措施，仍然有一定的用途。
在17世紀瘟疫期間，倫敦許多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在他們的前門上畫了一個大十字架，上面寫著"主啊，請保佑這家人"。這個十字架警告著人們，室內潛伏有疾病和死亡風險。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1918年，但是以更加規範的方式——把"危險告示"張貼在門前。"危險告示"警告健康人遠離此地，在許多社區，幾乎每家的門上都做過此類標記。
在流感陰影下的澳洲
在公共衛生方面人們還做過一些努力，通過關閉學校、劇院、商店，以減少公共場所的擁擠和混亂。這是一種迫使人們在休閒時間睡覺、儲存能量並避免感染的方法。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封閉措施是否奏效。底特律關閉了少量的公共場所，只有相對小面積的地區遭受了流感襲擊。而費城制定了更嚴厲的封閉政策，卻並未有效地阻止這場災難發生。紐約衛生局局長羅耶·科普蘭（RoyalCopeland）改變了公共汽車和地鐵的時間表，以阻止乘車時人員過度擁擠。他在城市周圍安裝了大型標誌，提醒公眾不要吐痰。但他沒有關閉學校和劇院。他認為，與其讓學生住在擁擠的廉租公寓，還不如待在學校裡，在學校他們可以學習如何保持健康。
關於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歷史讀起來令人沮喪。這就像看一部恐怖電影一樣。你知道兇手是誰，但你無法進入電影中的場景去拯救受害者。但是，在大流行性疾病期間和隨後的幾年中，出現了源源不斷的醫學發現，這使我們首次能夠對流感進行還擊。
一些醫療專業人員非常渴望查明導致流感的原因，他們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1918年和1919年之間的那個冬天，在流感疫情高峰期，約有3000萬日本人患病，其中超過17萬人死亡。儘管如此，一位名叫T.山之內（T. Yamanouchi）的教授設法找到了52名主動充當人體實驗對象的醫生和護士。
T. 山之內教授從流感患者身上取下"痰液"，放入實驗對象的鼻子和喉嚨中。有些人直接接觸了這種被汙染的液體，還有些人在通過非常細密、可以過濾掉所有細菌的過濾器過濾後才接觸它。這兩群人很快就出現了流感的跡象。於是，日本研究人員據此斷言已知的細菌不可能是造成流感的原因。此外，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疾病可以通過進入患者的鼻子或喉嚨來傳播，這是我們現在認為理所當然但當時幾乎沒有人認識到的流感特徵。
一直有研究人員願意把自己當作實驗對象。澳大利亞醫生巴里·馬歇爾（Barry Marshall）就是一個例子。他與合作者共同發現了導致胃潰瘍的細菌，被授予諾貝爾獎。為了證明這一點，馬歇爾本人喝下了含有細菌的汙泥，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結果他患了胃潰瘍。但是1918年的這些日本志願者的勇氣更加引人矚目。他們周圍的流行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奪去患者的生命，並且沒有已知的原因或治癒方法。然而，52名醫生和護士同意接種從那些感染者身上提取的材料。他們準備做出最後的犧牲。他們的勇敢和無私令人難以置信。
日本人的發現很快就被複制了。1920年，兩名美國研究人員研發出一種小型過濾器，可以濾除流感患者洗鼻液中的所有已知細菌。然而，當把剩餘的物質注射到活兔體內時，仍然能夠在活兔身上引起類似流感的症狀。他們得出結論：細菌不是流感的成因。不久，有報道稱其他疾病是由於洗鼻液劑量太小而無法被過濾器過濾掉的細菌引起的。流感大流行的原因仍然是一個謎，但我們已經排除了細菌的嫌疑。
那麼，通過那些細菌過濾器人們得到了什麼？當然是流感病毒。1933年，倫敦北部一個實驗室（離我長大的地方只有幾英里）的兩位英國科學家證實，從患者喉嚨裡提取並過濾掉所有細菌的樣本可以讓雪貂感染病毒。（事實證明，雪貂是為數不多的感染流感的哺乳動物之一。雪貂比豬更容易感染流感病毒。）這一研究是建立在日本人的實驗結果基礎上的，英國科學家得出的結論是"人類流行性流感主要是受到病毒的感染"。在同一個十年內，人類取得的另一個重大進步是發現了可以培養流感病毒。流感病毒被注入正在發育的雞胚胎的羊水中，不料對於相當挑剔的病毒來說這竟是一種理想的生長媒介。這是一項驚人的重要發現。如果你能夠種植病毒，你也就可以收集病毒、殺死病毒或將其注入健康人群的體內，然後就得到了疫苗。
流感病毒
最後，在1939年，病毒學史上出現了分水嶺。新發明的電子顯微鏡拍攝了一張病毒圖片。在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罪魁禍首的樣子。到20世紀40年代，科學家已經分離出兩株流感病毒（A株和B株）並開始檢測疫苗。其中一位科學家是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他後來研發出脊髓灰質炎疫苗。在克里克和沃森於1953年發現DNA之後不久，人們就確定了病毒的各種構建塊。之後，病毒學領域開始研發識別病毒的工具和技術，並根據遺傳成分對其進行分類。
醫學是診斷和治療疾病的藝術，也是防止歷史重演的藝術。我們從1918年的流行病中學到了足夠的知識嗎？已知的經驗教訓可以預防另一場災難發生嗎？我們現在知道遇到了什麼病毒，但我們能否更好地對抗這種病毒？幾十年後，當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出現時，世界再次受到疾病的考驗。
（注：暴發於1918年的這場流感造成全球5億人感染，其中5000萬到1億人死亡。弔詭的是，第一波有記錄的"西班牙流感"正是發生在美國，而西班牙的疫情也是法國的非洲僱傭兵傳入的。但由於當時的國際話語權掌握在美英法等一戰戰勝國手裡，西班牙在這場疫情中被汙名化。除了西班牙外，國際社會基本上都採用了"西班牙流感"的名稱，並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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