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陽（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本人作為專業執行律師，有幸參加了指標體系的討論，討論中相關學者、法官與律師就執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原因、改進的方法、指標及權重的相應設置等問題暢所欲言，反映了制定指標體系的前期工作深入、紮實，保證了指標體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我認為，第三方評估機構發佈的評估指標體系，更加客觀，更加科學，更具公信力。這個指標體系在保護當事人權益方面有兩個明顯特點：一個是有助於解決消極執行、拖延執行問題。執行程序非常複雜，涉及財產調查、查控、評估、處置等很多環節，而且被執行人還動不動就提出異議，法院稍微拖一拖、緩一緩，一個案子執行下來就要很長時間，申請執行人只能乾著急，而現在，指標體系對執行的各個環節都提出了明確的期限要求，法院各項執行工作都要往前趕，這就能大大縮短執行時間，有助於儘快實現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再一個是有助於規範法院的執行行為。比如實踐中，申請執行人提供了財產線索，可法院不去查，被執行人拒不申報財產或者虛假申報，法院也不管，申請執行人也沒有辦法。現在，指標體系分別對法院核實財產線索和制裁被執行人拒不申報、不實申報設置考核指標，相信能夠促使法院真正規範起來。 希望後續的第三方評估能將對各級人民法院的評估結果向社會公佈，接受社會的監督，也希望人民法院能夠切實按照相關指標對照、改進執行工作，切實解決執行難，增進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孟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經過大半年時間的深入調查研究，徵求了多方意見，發佈了評估指標體系。指標體系針對四級法院共設置了230多個評估指標，涉及執行工作的方方面面，相比法院系統內部現行的考核做法，內容更加全面，更注重問題導向，更注重執行的過程透明和執行效果，更注重人民群眾對法院執行規範、執行作風和形象的感受，對執行工作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簡單地說，這個評估指標體系不僅要保障實現當事人權利，而且兌現權利的過程要透明、高效、規範；不僅是對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進行評估，而且還會倒逼人民法院用新的理念、方法、模式重塑執行工作的各項管理，不斷提升執行質效，建立解決執行難的長效機制，推動執行工作健康有序發展。我堅信，只要緊緊依靠黨的領導，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有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各級法院按照執行工作的基本工作思路，攻堅克難，戮力同心，真抓實幹，敢當善為，一定可以完成兩到三年內基本解決執行難的工作目標。 馬懷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瞭解決執行難的要求，同時提出要進行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制定專門的強制執行法。隨後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進入了加速階段，2016年全國“兩會”上，周強院長莊嚴承諾，提出了“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的目標。評判任務的完成狀況，必須要有權威的評估指標。最高法院委託第三方評估的直接目的就是檢驗“基本解決執行難”這個任務的完成度。 同時，一個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對於檢驗執行工作的成效，引領、促進執行工作，幫助人民群眾瞭解執行程序、提高執行工作的透明度，強化人民法院內部監督管理，深化對於執行程序的研究，深入推動司法改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都具有積極意義。 肖建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這個指標體系具有一些顯著亮點。首先，“第三方”評估，這能較好地保證評估的中立性，避免大家對於人民法院自己設定任務、自己評估驗收的質疑。其次，分級評估，不同層級法院設置不同的指標及權重，能比較好地顧及各級法院不同的職能定位與工作內容。再次，評估指標的設定兼顧了執行程序的過程與結果，從中基層指標體系中程序性指標與結果性指標來看，兩者的分值是大致相當的。這符合執行規律，既重點考察了執行程序是否完成了“規定動作”，也兼顧了執行債權人對於執行結果的訴求。最後，指標體系在關鍵環節上明確期限，能保證評估的效果與可操作性。比如，在查詢財產、委託評估、啟動拍賣等節點上，都明確規定了期限，這對於防止消極執行很有幫助。總之，這是一個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執行難的解決程度。 在肯定這個指標體系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執行工作程序繁瑣複雜，指標的設定及權重還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同時具體的評估工作也需要仔細的設計規劃。比如在樣本的抽取上還需要進一步優化，確保能夠反映評估對象的真實情況。 李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指標體系對於解決現實問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比如，執行程序中老百姓最關心的是能不能把錢要回來，裝到兜裡，也就是說人民群眾要有獲得感。我們講再多道理，說再多理由，如果很多申請執行人都拿不到錢，老百姓對於執行工作就不會有好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個案的執行到位率指標，就直接回應了這一問題。再比如，據我瞭解，對執行中出現的一些不規範甚至違法違紀的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個別不良現象損害了司法形象，“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我注意到，指標體系對四級法院的執行廉潔方面也設置了相應指標，這對於法院改進執行工作作風，增加老百姓的認同感，推動解決執行難有積極意義。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我非常關注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近幾年來，執行工作變化很大，信息化讓法院查人找物變得容易了，信用懲戒機制也很有效果等等。現在經常聽到被執行人因為不能乘坐飛機、動車，而主動還錢的例子。第三方評估指標體系的出臺，會進一步促進人民法院的工作，促進執行難的解決。 我需要特別說的是，法院強制執行不是萬能的，屬於法院的責任，法院要負，不是法院的責任也不能讓其承受不應當承受之重。比如，據我瞭解，有大量的執行案件，被執行人就是“殭屍企業”，有的則是家徒四壁，根本沒有償還能力，法院用了洪荒之力，挖地三尺也找不到財產，不能把執行不了的賬算到法院頭上，這是個客觀現實，要實事求是。關鍵是在執行中法院是否盡力了，盡力了就向當事人、向社會講清楚說明白，贏得理解。這個評估體系注意到了這一點，是令人信服的。
楊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總體看，指標體系符合執行工作的實際，具體的指標設置及評估方式科學、可行，對人民法院開展解決執行難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引和促進作用。當然，這個指標體系對整個執行工作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感到壓力大、責任重。對照指標體系，結合北京實際，在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方面，北京法院將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一是苦練內功。進一步在規範化上下功夫，通過建章立制、強化流程監管、深化執行公開、加強執行監督等，確保執行工作的高效、規範、公開、文明。進一步在信息化上下功夫，升級和完善執行辦案與指揮管理系統，提升查物找人的效率和效果，將紙面的制度規範通過信息技術落實到具體的執行工作中。進一步在改革創新上下功夫，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儘快在全市法院推行審執分離改革；繼續探索團隊化執行工作模式，提升執行工作的整體效能；做強做實執行指揮中心，健全全市三級法院上下一體、內外聯動的執行指揮體系。進一步在執行隊伍建設上下功夫，努力造就一支信念堅定、執法為民、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執行隊伍。二是加快建立聯合信用懲戒機制。依據中央兩辦《關於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北京市兩辦《關於支持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增強司法公信力的意見》等文件精神，加強與相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努力推動落實《北京市解決執行難協調配合任務分解表》中的協調配合事項，從生活、經營、就業等方面實現對失信被執行人的聯合懲戒。三是加強對執行工作的宣傳報道。通過多種媒體、多種形式、多個角度，全面展示北京法院執行工作，形成全社會合力解決執行難的強大聲勢，凝聚理解執行、尊重執行、協助執行、參與執行的廣泛社會共識。引導當事人和人民群眾理性認識執行難，防範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從源頭上防範執行難的產生。 刁海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我認為，這個指標體系內容很豐富，基本上覆蓋了法院執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們感覺壓力巨大、責任巨大。江蘇全省三級法院，將對照這一評估指標體系的內容，對全省法院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的進展情況進行階段性評估，發現問題、查找弱點，明確2017年的工作重點，確保按期“基本解決執行難”，兌現人民法院對黨和人民的莊嚴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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