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京沈铁路山海关至龙家营路段的铁道上，一个年轻人在徘徊。
突然，一列火车沿铁道线飞驰而来。这个青年不躲不跑，反而停下来，望着火车奔来的方向，站立着、沉思着。
原本站立在铁轨上的年轻人，突然望着锃亮的铁轨从容躺下，俯身而卧……
人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份字迹有些潦草的“遗书”以及相关证件材料，消息通过铁路部门传到北京死者单位，很快弄清了这位自杀寻死者的身份：查海生，男，二十五岁，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师。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个卧轨身亡的年轻人还有着另一个名字和另一种身份，这就是：海子，中国当代著名青年诗人。
尽管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这个特殊时期，海子卧轨自杀的消息还是震惊了中国诗歌界。一时间，人们对他如此匆忙弃世以及采用卧轨身亡这种奇特的死法议论纷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海子都算得上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诗潮的代表诗人。在他从事写作短短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二百五十多首抒情诗和七部长诗，另外出版有长诗《土地》、《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等，其作品分别被收入二十来部诗歌选集。但海子的大部分作品尚待整理出版。诗人骆一禾称海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诗评家谢冕认为，“他已成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
海子的诗作，曾于一九八六年获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在诗人自杀辞世前一年的一九八八年又获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
二十一世纪以后，海子在中国诗歌界之行情继续看好。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海子与诗人郭路生（食指）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由此可以说，海子在仅二十五岁的年龄便早早辞世，实在是中国诗歌界的一大损失。
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时，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封“遗书”。该“遗书”内容没有公开，但据海子的好友、著名诗人西川在《死亡后记》中透露说：“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存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西川还说：“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
其实，海子一共留下六封“遗书”。而且，除带在身上被西川认为“显得相当清醒”的那封外，其他五封“遗书”内容都十分古怪。显示诗人生前确实曾陷入思维混乱状态，或者出现过因某种因素而“走火入魔”的情况。
遗书（一）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子八九.三.二十四
遗书（二）
另外，我还提醒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幻听到心声中的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海子八九.三.二十四夜五点
以下三封“遗书”分别是留给其父母和弟弟、朋友骆一禾，以及他所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领导”的。
遗书（三）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子八九.三.二十五
遗书（四）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首都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二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子八九.三
遗书（五）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心眼和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子八九.三.二十五
一个自杀弃世者，事前留下这么多的“遗书”，而且内容如此“古怪”，这确实是少见的。其中第四封“遗书”中的“一禾兄”，是指诗人骆一禾，这既是海子生前的北大同学，也是极为亲近的诗友。其北大毕业后，比海子更幸运，分配至著名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任诗歌编辑。
海子这五封“遗书”，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两个人，尤其是指向一个名叫常远的人，这个常远何许人也？值得海子在遗书中如此攻击与诅咒！
海子“遗书”中提到的常远，其实是海子生前的朋友，供职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他与海子熟识，是因为当时中国政法大学与中央政法管理学院相邻，又同属一个系统。海子未迁到昌平的新校区时，住在城内西环里，与常远住在同一单元，他住六楼，海子在三楼。两人是经常可以在楼道里碰见的邻居。
更主要的一点是两人年岁相仿，又有相同的爱好：气功。于是如常远后来所陈述的，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
然而，海子出事后，数封“遗书”都直指常远。当时，有关方面见到海子留下的遗书只知道“海子失踪”，还没接到海子的死讯。当即找常远调查询问。常远对此不免紧张，毕竟人命关天，海子自己又白纸黑字，写得言之凿凿。常远为澄清事实，于三月二十六日连夜写了一份材料送相关部门。这其实是一份表白自己与“海子失踪”事件无关的“紧急声明”，内容如下：
关于查海生（海子）
——致有关部门
我与查海生一直是关系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心地很好、无拘无束、对许多事情都满不在乎、充满浪漫气息的人，也表现出一些思想单纯、思考问题过于简单的倾向。这是他所留给我的总的印象。
海子住在西环里时，因为我们属同一单元，他在三楼，我在六楼，加之都较早地参与研究法治系统工程，以及对宗教（他非常崇拜西藏文化）和气功的兴趣，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经常互相借书、一起看电影、吃饭、谈天说地。自从他搬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以后，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除了有一次他请我帮他到我院计算机房打印几首他的诗作，及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兰屋”喝过几次饮料外（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孙理波都在场），我与他的交流形式几乎都是在马路上偶然碰面聊聊。
这次大家告诉我海子出了事情、失了踪，并留下奇怪的“遗书”，说我用特异功能给他造成各种幻觉来暗害他，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可思议。
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几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从未闹过任何别扭，没吵过一次嘴，关系一直很好（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的孙理波、姚新华、胡希平以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韩荣贵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也是海子的好友），而他，却突然间视友为敌了！真令人无法相信！
我最后一次碰到海子，大约是今年开学不久，他神采飞扬地说，他又去了一次西藏，“偷”回来了一尊练功用的佛像，还有其他一些“好东西”，并在西藏的山上修炼了密宗静坐，把钱花了个精光，现在“穷极了”，临时到商店买个东西都没钱（我记不得是要买什么了），我当时还“赞助”给了他五元或十元。
再往前的会面，可能就是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我在家属区食堂附近碰到他，当时我骑车子还带了他一段，他又与我说起密宗和气功来，我建议他发挥“内行”的想象力，写一部关于气功的科幻电影剧本，他说自己写不了。我盼望有关方面务必努力尽快找到海子，只要找到他，就能够把这件事彻底澄清；否则，将给我徒添数不清的麻烦。以前，在从事有关工作期间，我曾遇到与出在海子身上的这件怪事类似的两件事：一是贵州的一位科研人员一直在说他受到台湾特务用特异功能武器的攻击，给他造成种种幻觉，还对他发出指令，令他无法忍受和生存。此案材料，几年前曾转到我手里，我整理后交给了国家××部×局主管特异功能事务的××局长或×××处长了。二是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的吕铁钢先生（精通藏语，翻译出版了大量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他一直说自己在练西藏密宗气功时有“魔”在折磨他，使他无法活下去，让我为他“驱魔”。此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罗振洲老师（他是西藏佛教密宗“噶举派”，即“白教”贡噶体系的正宗传人之一）和邰雁虹老师（罗振洲夫人）知道。在此，顺便提及以上二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常远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晚
随着海子已卧轨自杀，并证实其“遗书”所说不确后，常远先生在海子之死上所背负的“恶名”、“罪名”才终于烟消云散。
不过，人们要关心的是，像海子这样出身于名校，且天赋甚高、出名很早的诗歌天才，何以在二十多岁年纪就毅然决然走上不归之路呢！
海子，原名查海生，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生于安徽怀宁县离城不远的高河镇查湾村。十五岁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海子一直生活在农村。
海子自小天资聪颖，性情孤僻、敏感，但他又是个孩子王，原因是他喜欢读书，且博闻强记，天生具备讲故事的才能。家境较优裕，让他能读到一些其他农村孩子读不到的书，从小学时代起，海子常给伙伴们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故事，让周围伙伴经常听得如痴似醉。少年时代的海子还有一种天赋，就是记忆力惊人，能做到过目不忘。一九六九年，海子五岁，父亲领着他参加了当地的背诵“语录”比赛。海子一口气背诵了四十八条“毛主席语录”，且无一字一句漏误，获得第一名，海子“神童”的称号自此声名远扬。
一九七九年，十五岁的海子，以当地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北大法律系。
海子入北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那段时光，正如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噩梦中解脱出来，开始全面改革开放，而且是正逢思想解放浪潮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之际。
海子很快就如鱼得水，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尤其是诗歌创作上的天赋，不久，他就成为当时的“北大三大诗人”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西川和骆一禾。
海子上大学时年龄偏小，又来自安徽农村，在人才济济、精英云集的北大校园里，确实有点貌不惊人。
不过，就是这个不起眼像“潘冬子”一样的海子，很快让同学别眼相看，一是他很快显露出来的诗才，二是他对哲学的入迷和钻研，海子学的是法学，但他喜欢的是文学和哲学。据说，有一次同学间闲聊的时候，谈起哲学，海子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到后尼采、后萨特，不仅侃侃而谈，而且将这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逐个褒贬了一遍，俨然一个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的气派。可见海子当年在哲学上的功夫的确了得。
大概到大学二三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那段时间，海了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生涯。
几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大学毕业的海子，面临着人生的又一个“拐点”。从后来的事实发展来看，这一次的“拐点”对海子的悲剧性结局带有决定性意义，显然是负面因素居多。
毕业分配是一件大事、难事。海子想当诗人，做职业作家，或者干点编辑之类。但均非对口专业，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分配就业原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海子当时的家境，已不能像现今一些人的选择一样，可以从容，而且衣食无忧地不要职业，作一个自由职业者或是自由撰稿人。
毕业后，海子被分配去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按现在有些人的择业标准，去中国政法大学这样名声响亮且有背景的大学任教，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甚至是有些可望不可及的好去处。但一心想做诗人的海子可不这样想。况且，分到政法大学后，他所在的教研室是哲学教研室而非法学教研室，他所教的课程是《自然辩证法》。与当年在北大所学专业相去甚远。
在此情况下，诗人海子与环境的不协调显而易见。而另一种与环境的明显不协调表现在不久之后，海子随校迁往坐落在北京郊外昌平的新校区之后。中国政法大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昌平建起新校区，主要教学部分亦迁至新校区，海子与大多数教职员随往，生活在昌平新校区。当年的昌平，交通不便，生活单调，远离诗友，远离首都文化圈子且毫无都市文化气息。作为一个有浪漫才情的诗人，其寂寞与苦闷可想而知。
可见海子到昌平中国政法大学任职后，在生存和生活环境方面是双重的不协调。这种环境及状况下，心境及创作肯定不会好，这对他的事业和人生影响匪浅。
在如此心境下，海子作为教师的授课情形，恐怕难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概括起来说，应当是个不大称职的大学教师。知情者都说，海子的教学是不拘俗套、天马行空式的随意发挥，甚至充满了诗歌的想象。据说，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举例说：“你满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此时的海子，在文坛内外都有了些名气，听他课的学生们知道他是个颇有点名气的青年诗人，会写诗。于是就有好事者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十分钟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海子果然如此实行之。同学们对他的诗作反映如何且不说，但校系领导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政法领域的最权威学府，首要目标是让学生接受一流的政法专业和基础课程方面的教育。文学与诗歌对法学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海子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这类行为不受校方批评便算是宽容的了。
一九八九年，海子在老家过寒假，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寒假。在老家时，他曾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某主任写过一封信，希望请半年病假，说是养病调理身体，其实可能还是想集中时间精力，弄自己那许多未完的诗稿。当然按当时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形，可能极难获准。但是后来在未获校方答复之前，他又改变主意，按时返校。为此，他又特地给这位主任以书面形式作了一个“说明”。这也是海子捉摸不定的行事风格之一。他特别在这份文字中，向当事领导作出一种姿态：我今年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
这在海子是很难得的举动，不过，这显然也非真心话。这其实反映出他的内心矛盾，即内心真实思想与实际行为的矛盾。这是在现实无奈境况下所造成的人格的某种分裂现象，并不表明他真正向现实处境低头。
按海子的气质和本性，他是不会低头的，也不可能退让。而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面对生活、现实，他不低头，不退让，所以只能选择另一条路。
越是成年或者“成名”之后，内向、个人封闭型的性格特征就越明显。
尤其是去中国政法大学就职后，由于性格内向，海子与周围同事格格不入，接触甚少。
这种缺乏交往、缺少友谊的状态，自然对海子的情绪和心态影响很大，但海子自己似乎不想改变它。
自闭而甘守孤独的海子，还是深具诗人的习性，那就是如古代诗人那样，周游天下，逛名山大川，在欣赏秀色美景的同时，陶冶心性，获取灵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海子几乎每年暑假都外出旅游，而且他去的地方主要是广阔、相对落后封闭，却又充满神奇色彩的西部地域。
旅途的经历和感受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和出现在他的诗作中。海子既品尝了旅游之乐，也开阔了其创作视野和题材，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和激情。据认为，海子至死也未完成鼎力之作长诗《太阳》，既有古代埃及人、波斯人“太阳崇拜”的影响，其中也有海子在西部旅行时所见迷人的西部阳光，尤其是西藏高原亮丽阳光的某些诱惑和启示。
海子作为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又是成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文学热”、“诗歌热”尚未降温，作家诗人无论整体形象还是社会地位在公众视野中尚有好评的时期，其身边应当说不乏崇拜者、追求者。然而，海子从成年到成名直到走向死亡，在爱情经历上却是个失败者。他一生经历的几次自己比较心仪的爱情，都是有始无终，只开花不结果。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海子自杀原因的探讨中，爱情的不成功，从而遭受的心理上失恋的打击，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海子先后爱过四个女性，被诗坛称为“四姐妹”。海子自己曾经专门写过一首名为《四姐妹》的爱情诗，将这四个女性诗化的同时，也记录了他此生四段虽刻骨铭心却以痛苦失恋收场的爱情历程。诗中写道：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四姐妹”的头一个是B。海子与B的恋情之开始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B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一九八三级学生，来自呼和浩特。他们的恋爱经过也颇有传奇色彩，坊间说法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海子朗诵诗作后，突然心血来潮，向众学生发问道：“你们喜欢哪位诗人？”同学们七嘴八舌地报上自己喜欢的诗人：徐志摩、泰戈尔、聂鲁达……轮到B了，她站起来迎着海子询问中带着期待的目光，缓缓却是口气坚定地道：“我喜欢海子的诗。”教室里先是寂静，继而一片哗然。
这女生的举动和回答很出海子的意外，也颇让其感动。自此，B进入了诗人海子的生活和内心，也进入了海子的诗作中。B是海子的初恋女友，也是海子终生难以忘却的恋人。据说，进入恋爱状态的海子，那段时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自闭孤独，沉默寡言，变得开朗活跃，心情颇好。
不过，B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远走深圳。西川说：“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另有文章披露，分手原因，据海子父亲说是：“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们家里穷。”
不管什么原因，让这段恋情终结，对年轻的海子其精神和心灵的打击可谓空前。在此打击下，他差点崩溃。不仅大量喝酒，而且想到了死。海子自己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的日记中写道：“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尤其是前一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
海子的第二个恋人暂称为S，此是昌平县的一位女孩，与海子的结识是海子失恋之后几个月的事，也带点情节性。当时，海子给昌平县文化馆承办的文化艺术节投去了一首诗，这是海子很偶然的举动，而S恰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S，这位“长发飘舞的姑娘”，就此走进了海子的精神天地。
不过，这次短暂的恋情（仅几个月）也以苦涩而宣告终结。按海子好友西川的说法是：“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只想恋爱，不想结婚，怕难有女孩愿意。”海子的第三段恋情的对象是四川达县的女孩A，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她也是海子诗歌的爱好者。一九八七年，海子西部旅行时，绕道四川成都、九寨沟、达县、万县，然后乘船下三峡，抵安庆，回家。海子这一奇怪的行程安排，有人猜测，除了拜访几位四川诗人外，可能还包含与她见面的目的。这段恋情也无疾而终，原因不详。接下来，与海子的生命及诗歌结缘的第四位女性，其身份变得更加暧昧而神秘。这位女性就是海子诗作《日记》里的那个“姐姐”。据说，“姐姐”是一位步入中年、有着良好的艺术鉴赏力的已婚妇女。她欣赏海子的诗才，而海子竟在精神上对年长他许多的这位“姐姐”具有最强的依赖性。这段有些令人奇怪的恋情自然不会有结果，由于现实的婚姻（也许还有年龄）障碍，他们根本无法结合。
一九八九年元旦过后，北京下了一场冬雪。这年寒假，海子又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带给他的更是失落和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
“海子之死”作为一个事件，也还是需要一个“导火索”。西川说：“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
西川提到的“导火索”是：“在自杀前的某一天，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
这个初恋女朋友就是前文所述的B。此时B已安家深圳，且即将移民海外。三月上旬，B回北京办事，她专门看望了海子。同时也告诉他，自己和丈夫即将移居美国这个消息。这无疑更触动或者说增添了海子心灵的伤痛。
大概恋及当年那段已成记忆，但在心中却美好难忘的旧情，诗人气质的海子见面之后，既有几许伤感，又显得有点激动，甚至有萌发旧情、重温旧梦的冲动。但此时已觉物是人非，且即将成为美籍华人的B，面对如今已觉落拓，仍生活在幻想或内心世界的海子，却显得很冷淡。在她来说，整个会面只是礼节性、问候式的。这让海子既失望，又很伤心。
几天后即三月十七日，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同事们聚餐。海子显然没从那种灰暗心境中解脱出来，他心情抑郁，借酒浇愁，喝着喝着，不知不觉喝醉了。醉酒状态下，他对同事讲了当年与B的往事，其中有些涉及两人之间的隐私。次日，酒醒过来，海子恍惚间觉得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就向同事们一再询问：昨天是否讲了关于B的什么不妥的话？同事们都安慰他，说没有。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对不起B的话，他深觉不安且极度自责，不能原谅自己。这时，他又想到了死。
隔了一天或是大约两天之后，海子的朋友苇岸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只见海子一脸憔悴站在门前，对他说道：“我差点死了！”显然，海子已经再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之后，就是本文开头那惨烈而又带些悲壮意味的一幕。
出事后，校方用电报通知了他远在安徽农村的父母。
几天后，痛不欲生的父母将他的骨灰盒从北京带回查湾村。
海子的死是二十世纪末中国诗坛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性事件，而且，它也成一个标志性事件，促成诗坛和文坛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当代青年诗人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的关注。
海子的卧轨自杀，在中国诗坛以及当代青年群体中引起的震动非同一般。
海子自杀影响最深的，还是那批与海子差不多同龄，或是后起的青年诗人。他们受海子自杀的影响，或者是一种文化层面，以致心灵方面的暗示，短短几年间一个接一个地先后自杀身亡，引起文坛、诗坛震惊。比较有影响的是笔名为“戈麦”的青年诗人褚福军，于一九九一年投水自杀。不久之后，也是出自北大的青年诗人（哲学系研究生）罗声远，更是效仿海子的“自杀模式”，在湖南长沙卧轨身亡。最典型的，是浙江一位青年诗人，自杀之前专门往安徽安庆查湾海子家乡，在海子坟前祭奠过海子之后，再实施其自杀行为。至今已有不少于十四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
海子的自杀在中国诗坛内外引起的反响巨大而持久。一九八九年四月，北大燕园内举办了海子的诗歌座谈会，中国文学界最高理论批评刊物《文学评论》也同时发表了题为《诗人之死》的专论，引起广泛关注。
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北京的诗人每到三月二十六日都聚会于海子母校北京大学，举行名为“未名湖诗歌节”的大型诗歌朗诵活动，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这一纯粹民间而且自发的纪念活动，持续了很多年。转自网络：老衲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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