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東漢末年的袁氏家族因為出了袁紹和袁術而廣為人知，但事實上袁氏家族早在袁紹和袁術之前就已經十分強盛了。袁紹和袁術都是利用了家族的人脈和資源在亂世中順勢而為，然後才割據一方的。
一個家族能夠孕育出兩個強大的割據勢力，袁氏家族的強盛可見一斑。那麼袁氏家族這樣一個龐然大物是如何發展而來的呢？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袁氏家族的發展歷程和走向強盛的原因。
累世經學使得袁氏家族代代為官
在兩漢時期，經學和政治權力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而這種聯繫的締造者，就是皇帝。在皇權的推動下，研習經學成為了士大夫階層入朝為官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由此可見，經學對入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遺子黃金滿，不如一經”成為了當時社會上層的普遍認識。畢竟金銀再多也有花完的時候，但是如果能夠研習經書進入仕途的話，不但自己可以一輩子吃喝不愁，還能讓整個家族都得到較好的發展。
既然研習經學已經成為了進入仕途的重要途徑，那麼自然就會得到世家大族的充分重視，經學的研究也成為了世家大族世代傳承的重要資本。累世的經學研究通常會讓一個家族幾代人接連入仕，形成了累世的官僚家族，於是大家族在傳承過程中越發根深葉茂。世家大族視經學研究為家族立足之本，這種現象在西漢時期就已經非常普遍，到了東漢更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大家族都有自己所研習和傳承的經學。
袁氏家族傳承的經學是《孟氏易》，《易》其實不是占卜術和普通的哲學，而是當時所盛行的天道和天人之道的根本來源。士大夫們對經學的研究也不是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為政治和家族秩序服務的。大家族教授後輩子弟經學主要是為了培養政治人才，而當時政治人才的衡量標準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袁氏家族研習《孟氏易》入仕可以追述到袁安的祖父袁良。袁良因為研習《孟氏易》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入朝擔任過中書舍人。袁安少年時期得到了袁良的真傳，繼續修習《孟氏易》，後來擔任過司徒。袁安的兒子袁京在前兩代的基礎上作《難記》三十萬言，極大地發展了袁家的家學。另一個兒子袁敞則擔任過司空。袁京的兒子袁彭、袁湯繼續子承父業，其中袁湯歷任要職，還擔任過司徒和太尉。
到了這個時候，袁氏家族已經非常有影響力，之後袁湯的兒子袁逢又擔任了司空和執金吾，位極人臣。從此袁家有了四世三公的美名，聲望達到了頂點。而袁逢正是袁紹和袁術的父輩。
袁氏家族靠著經學起家，通過傳承家學來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併成為了經學世家中的資深家族。依靠著這個資本，袁氏家族得到了當時社會的尊重和皇室的看重。而研習經學除了擴大了袁家對外的影響力，還對其自身的素質提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累世經學的薰陶一方面培養了袁家子弟的文化素養，另一方面也樹立了他們的價值觀。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又體現為袁家子弟的政治才能。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想要在風雲詭譎的官場屹立不倒，家族成員自身的素養非常重要。
比如袁家第一個出任三公的人——袁安。他在京城為官十年，用法嚴正，通過整頓吏治在朝中積累了大量的聲望。
在君主制社會中，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他在皇權的權力系統中的地位。而在袁家經學的研究中，最核心的就是忠君思想。袁安則是將之加以推廣使得忠君思想得到發揚，這一點契合了統治者自身的利益，自然能夠得到皇室的看重，袁安也由此成為袁氏家族中第一個位列三公的人。他所取得的政治地位為家族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而其後代對家學的傳承則使得袁氏家族得到了可持續的發展。試想一下，哪個皇帝不喜歡宣揚忠君思想的家族呢？
經學的傳承雖然讓袁氏家族興旺發達，但也為其套上了一副枷鎖。通過對經學累世相傳的認識，我們可以知道，世家大族的權力來源於皇權。在長久的發展過程中他們和皇族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深層聯繫。因此在後來漢末的亂世當中，世家大族對皇室都有著非常糾結的情感。他們一方面想要擺脫皇權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家學文化和傳統思想始終束縛著他們，使世家大族無法擺脫君臣之義。
對待皇權的仿徨，使袁氏家族錯失了利用皇權的機會。袁術出於對皇權的渴求而急於稱帝，袁紹則因為擔心皇權的制約而沒有迎奉天子，他們都沒有妥善地處理好與皇權之間的關係。但是作為地主階級出身的曹操卻沒有那麼多的思想包袱，因此可以當機立斷，去挾天子以令諸侯，將皇權當做自己手中的工具。或許這也是後來袁氏軍事集團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強大的家族凝聚力使得袁氏家族在亂世中發展壯大
家學和權力的薪火相傳是世家大族長盛不衰的不二法門。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宗法制社會，人們的家族等級觀念特別強。家族的力量不僅可以恩澤後代的，更可以招攬人才。袁氏家族幾代人都有高官，因此門生故吏遍及天下，袁家在這些人當中有著很強的號召力。這些人團結在袁家主要成員的周圍，就形成了一個頗具能量的政治團體，從各種方面影響著朝政。
世家大族不同於一般的權貴。在兩漢時期有許多權貴盛極一時卻又很快衰弱，原因就在於這些家族只靠一兩人支撐門戶，一旦核心人物故去，家族很快就失去了競爭力。而世家大族最重視傳承，每一代都有傑出人物入朝為官，並且在長期的發展中建立了龐大的智囊團來為其服務。一方面他們擁有官位和權勢並以此來吸引人才為其服務，另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智囊團所掌握的文化知識來為其政治活動服務。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通過這種發展模式，世家大族和政治權利產生了強相關，經過數代人的發展，就能產生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種凝聚於家族中的力量正是袁紹和袁術的割據勢力在成立初期產生強大政治號召力的原因。
東漢末年，袁氏家族的內部因為理念的不同產生了分流，但是這種分流卻增加了袁氏家族的抗風險能力，使得袁氏家族一方面保持了經學世家的門風，另一方面又能在亂世中與群雄爭霸，割據一方。
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鑑。
袁閎是袁氏家族中研習經學的“清流”，他沒有和袁逢等人一起在亂世中爭權奪利，對袁逢、袁隗的饋贈也沒有接受，而是廣收門徒，推廣經學。這看上去非常清高，但是袁閎所傳授的卻是袁氏家族的家學——《孟氏易》，他的門人弟子從此之後都被打上了袁氏門徒的標籤，極大地擴大了袁氏家族在經學界的影響力。因此無論是在朝的袁逢還是在野的袁閎，他們其實都是在不同的層面為袁氏家族的發展而做出努力。
袁閎雖然不接受袁逢的饋贈，但是他卻依然是袁氏家族中的一員，會得到家族的保護。而他的“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的行為，也使得家族文化得以傳承，並贏得了社會輿論的好評。
袁氏家族家大業大，分枝眾多。家族的凝聚力在亂世中雖然一再受到挑戰，但是在遇到危機的時候又總是會團結一致：
比如袁術和袁紹的雖然誰也不服誰，但是袁術在稱帝無望的時候，還是把家族的希望寄託在袁紹身上，希望袁紹能夠將漢朝取而代之。事實上不止是袁術，袁紹的從弟濟陰太守袁敘也曾寄信給袁紹:
“今海內喪亂，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
這些袁氏家族的成員在地方上都非常有實力，也具有一定的野心。雖然他們自己不能取得天下，但還是希望最終代替漢朝的是自己家族的人。最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團結在袁紹的身邊，共創霸業，袁氏家族的凝聚力在此時就充分體現了出來。
世代高官使得袁氏家族底蘊深厚
世代高官是東漢時期世家大族的本質特徵，比如張酺、韓稜、周榮等人的家族。張酺官至太尉，他的後人張濟、張喜皆官至司空，位列三公。韓稜的父親為隴西太守，而韓稜官至司空，他的兒子韓輔官至趙國相，他的孫子韓演官至司徒。周榮屬於袁安門生，藉助袁家的聲望起家，官至太守，他的兒子周興官至尚書郎，孫子周景官至太尉，曾孫周忠也是官至太尉。另外同樣以經學起家的楊震家族從楊震到楊彪，四代人中都有人出任太尉，和袁氏一樣都是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
袁安憑藉著辦事能力和高尚的品行而得到皇室的重用，袁安死後，和帝追思袁安的節操，啟用了袁安的兒子。袁京，袁敞等袁氏子弟在皇室對袁安的恩澤下受到了庇護。
皇室與世家大族之間有著微妙的利用關係，皇室希望能通過對忠臣的寬容和恩澤其後人來籠絡人心，培養自己的親信。袁氏家族的家學以忠君為主要思想，因此是皇室很好的選擇。所以才有了袁敞擔任司空，袁湯平步青雲，先後擔任了司空、司徒、太尉等高官，之後袁逢又擔任司空，袁隗擔任太傅，由此可見皇室對袁家的重視和信任。
但是由於世家大族的發展來源於皇權，因此也會對皇室產生依賴，這種依賴感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
- 一方面為了保證皇室和當政者的信任和維護家族的聲望，世家大族需要低調做人並保持從政的清廉之風。比如袁彭官至光祿勳卻生活樸素，穿粗布衣裳，吃的飯食也不精細，為人非常低調。袁閎雖然對政治不滿，但只是以隱居來逃避。參與政治的袁隗也是小心謹慎，中常侍趙忠跟袁隗說袁紹結交豪傑，不知道他要幹什麼，袁隗聽了之後就把袁紹招來斥責了一頓，讓他不要出頭冒尖。
- 另一方面為了獲取皇室的支持，世家大族需要保持與皇室的意見統一，凡事順勢而為。袁氏家族雖然出了很多高官，但是也同樣需要謹小慎微，不敢過分高調。始終保持著與皇權的一致，才使得袁氏能夠累世高官。袁家人宦海沉浮數代人，他們看到了許多達官顯貴因為與皇權的衝突而被貶，比如李喬。也看到了許多人因為投靠皇室而飛黃騰達。因此袁家在“站隊”這種事情上非常敏感，他們深知應該如何選擇才有利於自己的發展，使得家族得以長久地屹立於朝堂之上。
到了東漢末年，皇權已經不能正常行使其權利，當權者往往不是皇室中人，政局的動盪使一些大家族失去了安全感，他們只能尋找在權力體系中最有權勢的人進行投靠。
為了讓家族長久地發展下去，袁氏家族也開始對當權者妥協，即便當政者不再是皇室。而原本袁家家學所主張的忠君思想，是不允許他們這樣做的，可見亂世中袁家人也學會了變通。他們選擇與當權者建立一種相互利用的關係。當權者給袁家權利和地位，而袁家則成為當權者治理天下的左膀右臂。
袁氏家族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再加上袁氏家族世代居住在汝南，靠近穎川和南陽一帶，這一區域的士族子弟在東漢末年非常活躍，並有著汝穎多奇士的說法，而袁氏家族在當地非常有影響力：
- 一方面袁家的家風和家學提高了袁氏子弟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修養，使他們成為鄉里的榜樣。
- 另一方面由於袁家的家學契合了皇室的利益，長久以來被皇權樹立為榜樣。這樣的社會環境為袁氏形成廣泛的人脈關係創造了絕佳的條件。
“此時公輔者，或樹私恩為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
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袁氏家族利用自己手中特權來擴大影響力，又通過家族的影響力來為家族子弟的入仕鋪平道路，使得後輩的家族子弟官員輩出，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審時度勢、順勢而為，袁氏家族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
袁氏憑藉四世公輔的優勢使得自身的發展緊緊與政治聯繫起來，在朝堂爭鬥之中袁家始終能獨善其身。
漢和帝之後，漢朝的朝局開始了外戚和宦官的交替掌權的局面。面對複雜的政治環境，袁氏家族內部也開始分流：袁閎兄弟三人隱居不出，傳承家學。而袁湯一脈則順勢而為，在亂世中為袁家爭取飛黃騰達的機會。
袁湯在桓帝初年就成為了司空，他因為議立桓帝之事被冊封為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在朝堂上的地位顯著提高。事實上在議立桓帝之事上朝廷中分為兩派，爆發了激烈的黨爭，朝廷大員更迭頻繁：
毒殺質帝的梁冀任命“司徒胡光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冬十月，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光為司空。”
在“議立桓帝”這場激烈的政治的鬥爭中，太尉李固和杜喬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他們代表了傳統的世家大族的立場，和皇室站在同一陣營，堅持要立德才兼備的清河王劉蒜為帝，不向權臣梁冀的勢力屈從和妥協。而趙戒和胡光卻最終沒能守住自己的理念，拜倒在梁冀的權威之下，因而得到了保全。
這場爭鬥中最神秘莫測的一個人便是袁氏家族的袁湯。按照正常的思維去判斷，以袁氏家族的家學和門風，袁湯本應該與李固和杜喬站在同一陣線，擁立清河王劉蒜為帝，堅決反對毒殺先帝的梁冀把持朝政，禍亂朝綱。但事實上袁湯卻一直對這件事情保持沉默，他既沒有和李固杜喬一起為皇室抗爭，也沒有像胡光和趙戒那樣做了叛徒。但是他卻最終因“議立桓帝”一事而封了安國亭侯，在朝廷的官位也是穩穩地位列三公。
由此可見，袁湯在梁冀毒殺質帝和“議立桓帝”這兩件關係國體和百姓命運的事情上選擇了明哲保身。他對梁冀的擅權和專橫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而面對兩派的爭鬥，他也只是冷眼旁觀，始終站在中立的位置，以自己的隱忍和沉默換取了家族地位的保全。
明哲保身的這一特點到了袁湯的後代身上則表現得更加明顯，袁成與權臣梁冀交好，他的提議梁冀往往都會聽從，以至於當時京師流傳這樣的一句諺語：“事不諧，問文開”，文開就是袁成的字。
袁逢和袁隗當朝時則與宦官關係密切：
“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袁赦與袁隗同宗，所以“以逢、隗世宰相家，惟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
袁家人先是迎合當權的梁冀，而後又與當權的宦官聯合。在外戚和宦官輪流掌權的東漢末年，袁湯這一脈人逐漸摒棄了家學中的忠君思想，開始迎合時勢，不再與普通的士大夫一樣批評時政，而是積極地成為掌權者的外援。
到了靈帝時期，外戚何進掌權。袁紹、袁術及其叔父袁隗與外戚何進關係密切，並一起密謀誅除宦官，因而得到了何進的重用。何進讓袁隗輔政，任命袁紹為司隸校尉，袁術為虎賁中郎將。這兩個官位使得袁氏家族在後來的亂世中能夠很快地獲取兵權，並割據一方。在亂世中順應時勢，讓袁氏家族迅速發展壯大，從眾多的世家大族之中脫穎而出。
結語：
袁氏家族以經學起家，由於世代研習《孟山易》而得到了當權者的重視和經學界的推崇。崇尚忠君的他們成為了皇室樹立的典型，從袁安擔任三公之職開始，袁氏家族利用權力和家學逐漸發展壯大。
袁家人行事低調，在盛世他們迎合皇室，皇權衰微之後則開始迎合掌權的外戚或者宦官。袁氏採取這種順應時勢的姿態，讓家族得以累世高官。在這個過程中袁家不斷地積聚家族能量，到了東漢末年，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門生故吏已經遍及天下。他們麾下的門客、部曲眾多，在戰時能夠迅速地組建起武裝力量。這些在朝野的聲望和在地方上的實力都成為了袁氏家族日後割據一方的重要資本。就是在這樣的積累和變通之中，袁氏家族逐漸強大了起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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