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靜怡
“一個巨大的商業國家正在崛起。它不斷蠶食我們的繁榮，與我們爭奪世界市場。”
寫下這段話的是一名英國記者，恩斯特·威廉姆斯。他是一名貿易保護主義者，他提到的崛起的商業國家，是德國。1896年，他在出版的《德國製造》一書中，敏感地注意到英國人對德國的憂慮情緒。
一戰前，為了針對德國研發的飛艇展開競爭，英國也造出一架空中偵察飛艇（@視覺中國圖）
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不斷遭受德國崛起帶來的壓力。德國商品充斥英國市場，“你的衣服來自德國，妻子的衣服來自德國，家裡的玩具來自德國，半夜妻子剛聽完歌劇回家，歌劇的創作來自德國，就連演奏歌曲的樂器還是來自德國。”威廉姆斯寫道，好不容易躺在床上，發現床上用品來自德國，就連兩眼相對的掛在牆上的畫，依舊是“德國製造”。“德國製造”這個標籤已經“肆虐”英國的各個角落。
不止經濟上的競爭。德國領導人威廉二世上臺後，開始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在全球範圍內挑戰英國的統治，這也引起英國的恐慌與反制，兩個國家一度進行了激烈的軍備競賽。很多人都擔心，英國與德國必有一戰。
歷史上，發生在新舊大國間的衝突並不少見。據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統計，這種情況至少發生過15次，其中11次都爆發了戰爭。
一戰前英國與德國的衝突也不例外。雖然經過談判，兩個國家一度走向緩和，但挑戰世界秩序的新興大國與傳統強國之間的矛盾，並不那麼容易解決。很快，在一系列事件影響下，這些大國領導者們不斷做出錯誤決策。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場世界大戰終於爆發。
強人
這個留著牛角一般鬍子的人，就是威廉二世。他這撇鬍子曾傳到中國，成為軍界爭相模仿的對象，最有名的就是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除了這撇鬍子，威廉二世還酷愛軍裝。1913年，英國親王威爾士到皇帝的辦公室拜訪威廉二世，發現辦公桌旁的他穿著深綠色軍服，配著一把鍍金的獵刀，坐在軍用鞍上，他說，這樣更有助於自己“清晰、簡明的思考”。
1888年，29歲的他接過權杖，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皇帝。當時的他年輕，強健，朝氣蓬勃，雙眼炯炯有神。他經常把自己穿著龍騎兵軍服的照片送給他人，在簽名上方寫上“吾守吾時”，從他登基那天起，就宣告屬於他的時機到來，他將成為歐洲的強人。
“他這個人特別愛炫耀武力，”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師翟韜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威廉二世有一頂純金的皇冠，留著往上翹的鬍子，給人感覺非常裝腔作勢。這很可能和他小時候經常受到壓抑有關，他從小因小兒麻痺導致左臂萎縮，母親曾用電擊來治療他，這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記。“實際上他內心是比較懦弱和自卑的一個人”。
混雜著這樣矛盾心理的威廉二世，接過來的是一個日益變得強大的德國。據統計，從1870年到一戰爆發前的1913年，德國每年GDP平均增長2.8個百分點，遠超過英國的1.9%和法國的1.7%。雖然比美國的4.1%要少，但德國在軍事上的實力，要遠超美國，直追英國。
首都柏林，也成為德國崛起的一個標誌。美國一位作家在歐洲大陸旅行完畢後曾寫道：“巴黎曾經風光過，也無疑會繼續風光下去。倫敦滿足於走極端保守的路線。但柏林最輝煌的時期就在眼前。”
一戰爆發前的1913年，有100多萬名旅客到了柏林，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現代化的景象，“恰如其分地表現出德意志帝國所擁有的全球經濟力量”。英國曆史學家查爾斯·埃默森在《1913，一戰前的世界》一書中寫道，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崛起的德國，喜歡柏林，也有一些人“看到的是一個暴發戶的形象，大肆張揚著新興的繁榮，卻沒有一點兒高雅品位，整個就是一座醜陋的城市”。
柏林成為一座世界城市，正是威廉二世所期待的。“俾斯麥推行的歐洲大陸政策十分狹隘， 而今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 柏林應當是‘世界都市柏林’，”威廉二世在帝國議會的演講中如是闡釋自己對柏林、對德國的想象，“德國貿易應當是‘德國世界貿易’， 德國與世界的含義是一致的， 因為世界各地都應體現德國政策……”
“（德國前首相）俾斯麥的大陸政策是限制德國在歐洲發展，不向海外擴張，”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孫立新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因為當時海外的殖民地已經被瓜分殆盡，如果德國向海外擴張，勢必會影響到殖民地最多的英國的利益。“威廉二世上臺以後，開始搞‘世界政策’，實際上就是要對海外擴張。”
這種政策也迎合了當時德國國內的情緒。德國的工商界、農業界、貴族等，都希望德國的勢力能向海外擴張。
“簡單說一點，衡量大國的標準之一，就是你有沒有殖民地。”孫立新說，當時人們希望德國向海外擴張，不只是市場貿易的需求，“還要傳播德國文化，很多人認為德國的文化比英國更優越、更好。”
競賽
雖然威廉二世對德國的地位非常自信，但在歷史學家看來，他在外交領域的形象並不那麼好，甚至堪稱糟糕。
他曾在公開場合，拍過保加利亞國王費迪南的屁股，結果令後者氣得“渾身冒煙”，憤然離開柏林;有一次，他還朝俄羅斯的一名大公扔了一支元帥指揮棒，正好打中其背部。
英國曆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沉重的皇冠》一書中，講完這些軼事後，繼續寫道：當時政治家和新聞記者對威廉的貶損，充斥報章版面。“大意無非是威廉是個兩面派、好戰分子，精神失常等等”，而威廉這些不受歡迎的情況，顯然也給德意志帝國帶來了沉重的外交負擔。
當然，德國最沉重的外交負擔，仍然是威廉二世在海外的擴張。
“你要向海外擴張，靠什麼？就是靠海軍，必須得建很強大的海軍。”孫立新說，威廉二世原本爭奪殖民地就已經動了英國的蛋糕，現在，又要大規模擴張海軍，“這對英國又是一個挑戰，因為英國就是靠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來統治世界。”
1898年，德國通過第一次海軍法案，在1904年前要建成19艘主力艦，1900年又擴大近乎一倍。威廉二世在與英國記者的談話中明確表示，“德國是年輕的、成長中的帝國，商業利益在全球迅速擴展，愛國的德意志人，他們的雄心不想受任何條約的束縛。德國一定要有自己的艦隊，要保護其在遙遠地區的商業利益。”威廉二世認為，只有海軍艦隊這樣的鐵拳舉在英國面前時，“英國雄獅才會縮起它的尾巴”。
俾斯麥擔任德國首相的年代，他深知法國因為普法戰爭對德國有著極深的仇恨，所以一切外交方針都是避免法國與大國結盟。他一方面與俄國結盟，另一方面與奧匈結盟，由於俄國與奧匈帝國間有矛盾，為了從中斡旋，有時候甚至需要“低聲下氣”。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鬱曾經看過一戰前的德國外交檔案，據他介紹，俾斯麥時期的外交文件中，手段與用詞，都非常靈活。俾斯麥寫給德國駐外大使的批示和備忘錄，“展現了一種極其深邃而又宏大的戰略設計，對實現途徑的籌劃又是高度靈活的”，徐棄鬱發現，到威廉二世時代，德國的外交越來越僵化，“對形勢的判斷往往流於一廂情願，戰略思維也越來越程式化”。
新上臺的威廉二世很快就不再喜歡俾斯麥了。1890年3月，德國站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上——德國與俄國簽署的《再保險條約》需要續約。根據這份條約，如果俄國遭到奧匈帝國侵略，或者德國遭到法國襲擊，雙方都要派兵援助。
就在俾斯麥為換約做準備的那幾周，威廉二世最終否決了這份合約。據後來人們分析，當時德國政府內部存在一股反對俾斯麥的力量，威廉二世，顯然站在了反俾斯麥的一方。
“外交部？什麼？我就是外交部！”威廉二世曾在給英國威爾士親王寫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我的王國必將緊隨我的腳步。”
就是他主宰德國與俄國關係的這次決策，最終成了一個關鍵轉折，俄國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只好與法國結盟。就這樣，威廉二世成功地同時得罪了歐洲最重要的三個國家：英國、法國和俄國。
恐慌
1895年，英國記者威廉姆斯收到一家出版商的合約，對方希望他能調查德國崛起對英國工業造成的威脅，他接了下來，並於第二年完成了那本《德國製造》。
不要“像中國的皇帝那樣不恰當地計算著自己的地位”，威廉姆斯在書中提醒英國，不要認為自己的工業霸權依舊在手，“德國讓我們的貿易變差”，英國應該放棄自由貿易，對來自德國進口的商品收取更高的關稅。
雖然英國要到一戰後，才會走上貿易保護之路，但這本小冊子確實反映了當時英國對德國的一種普遍情緒：焦慮，甚至恐懼。
這並不是唯一宣揚德國威脅論的書籍。1903年，很多英國人讀到了一本小說《沙岸之謎》。書中講了一個德國密謀侵略英國的故事。這類故事的流行，使人們開始散佈很多與德國有關的陰謀傳聞：倫敦地下就有個德國人的秘密軍火庫;餐館裡以服務生身份為掩護的德國間諜多達5萬人。
彼此間的不信任感不斷加深。據《帝國的年代》一書記載，一家英國工廠指責政府嚴重低估了德國人重整海軍軍備的進度，促使英國政府決定把戰艦數量加倍，而該公司則從每一艘大型軍艦身上獲得25萬英鎊的利潤。一家專門製造機關槍的德國工廠想盡辦法在法國《費加羅報》上登了一則假新聞——法國政府計劃擁有加倍的機關槍。於是在1908-1910年，受了刺激的德國政府訂購了價值4000萬馬克的同款武器，而這家工廠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
在威廉二世的內心深處，可能並不希望與英國對抗。1901年，他在參加了維多利亞女王葬禮時，還曾公開表示，英德之間應該建立一個聯盟，以避免一些國家在歐洲搗亂。第二年，他在與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也表示，“我永遠不會成為英格蘭的敵人”。
11月11日，英國聖安德魯斯，志願者們在沙灘上用沙子畫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難者的畫像，紀念一戰結束100週年（@視覺中國圖）
只是，這種個人意願沒有抵擋住德國對外擴張的意願，而且軍方也不斷對他施加影響。威廉二世很寵愛德國的軍官群體，他一週私下見軍務處總長3次，陸軍參謀長也有權力私下覲見他。威廉也很少拒絕他們的建議。如果誰膽敢與軍方作對，只能辭職下臺。
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史蒂芬·範埃維拉統計，1871年到1914年間，軍方的壓力迫使一任外交部部長、一任內政部部長和兩任總理先後辭職。德國曆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則形容，“德國軍官像新生的神明一樣在世間遊走，預備役軍官則像是半神。”
由於軍官的影響，以及德國在海外殖民地上的擴張衝動，他們與在全球擁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國，不斷出現軍事對抗。
最著名的一次發生在1911年7月，威廉二世派遣一艘炮艦到非洲摩洛哥的一個港口。雖然這個港口重要性並不太大，而且威廉二世聲稱只是針對法國，但此前就已經跟德國開展軍備競賽的英國，還是感受到德國海軍不斷擴張的壓力。
原本一直主張放棄軍備競賽，節儉軍費開支的英國政治家丘吉爾，因為這場風波，幾乎一夜間改變立場。之後，他擔任英國海軍大臣，上任伊始就立志全力以赴整頓英國的軍備，以應付遲早要發生的攤牌。
歐洲主要國家，都面臨著危機感。法國與德國互相仇視，英國支持法國，俄國在得不到德國的合約保證後，不得不改投英法陣營。各國放棄了孤軍奮戰的打算，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於是，俄、法、英組成的協約國和德、奧組成的同盟國正式誕生。
這些國家不但表面結盟，暗地裡也都制定了軍事計劃。德國由總參謀長施裡芬制定了著名的施裡芬計劃，主要目標為應付來自德國東西兩面的兩個敵國——俄國與法國的夾攻。英國軍方甚至與法國聯合秘密制定了一份戰略計劃，他們印製了數以千計的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地圖，每個營的行動圖甚至細緻到標明瞭在哪裡喝咖啡。
到此刻，歐洲大陸已經變成了一個火藥桶。整個歐洲世界的繁榮，電報、電話等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的活力，都是建立在這個火藥桶之上。隨時，導火索都可能因為偶然事件而爆發。
小國
1914年6月28日，7名恐怖分子在薩拉熱窩河岸邊隱匿，他們腰間綁著小蛋糕大小的炸彈，口袋裡揣著左輪手槍，還帶著小包氰化物——如果被捕，他們會自我了斷。
一輛車遠遠開來了，裡面坐著他們要刺殺的對象——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一直對塞爾維亞的領土蠢蠢欲動。這顯然引起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反對。據後來史學家披露，這些刺客就是塞爾維亞軍方派來的。
塞爾維亞的文官政府早就知道軍方對斐迪南大公的刺殺計劃，但沒人敢出面阻止，此前，塞爾維亞軍方曾經非常殘忍地推翻親奧地利的國王與王后，在這些文職官員們看來，“讓奧地利大公死總好過自己去死”。
這場刺殺的結果，人們都知道了，斐迪南大公遇刺，成為一戰爆發的導火索。但事實上，這幾名刺客並沒有殺死大公。他們扔出的炸彈，在汽車後面爆炸，大公僥倖躲過了。刺客們眼看暴露，逃到河岸，想自我了斷，但毒物太劣質，只能束手就擒。
死裡逃生的大公仍然決定繼續接下來的行程，並最終遇到了另一個刺客，塞爾維亞青年普林西普。後者連開兩槍，殺死了大公和他的妻子。
導火索終於被點燃了。但實際上，當時的歐洲各國，一開始並沒有把這場刺殺視為多麼嚴重的事件。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在賽馬場吃午餐時聽到這個消息，甚至都沒有離開座位，而是繼續看比賽。英國首相格雷也沒有放棄釣魚計劃。薩拉熱窩事件成為《泰晤士報》第二天的頭條，股票一度下跌，倫敦證券所門口擠滿了人。但下午，倫敦便恢復了平靜，又一個星期後，泰晤士報發社論：“這件事已經對歐洲人不再重要了。”
最傷心的外國元首可能是德皇威廉二世，在遊艇上看到寫著刺殺消息的小紙條，臉色變得煞白，立刻回城，瞭解詳細情況。“在兇險的國際關係中，弗朗茨·斐迪南一直是威廉的外交支柱。”美國曆史學家西恩·麥克米金在《一戰倒計時》中這樣寫道，可如今，威廉二世失去了“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很快，他就收到了來自奧匈帝國的新消息。該國軍方認為，這是塞爾維亞向奧匈帝國宣戰，“只能用戰爭來回應”。
塞爾維亞雖然國小，但朋友也不少。它和保加利亞簽署了盟約，也得到了沙皇俄國的堅定支持。
威廉二世得知大公去世的消息，以及奧匈帝國的顧慮後，極為激動。他很快給奧匈帝國做出承諾，“如果奧匈帝國與俄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我們就要站在忠實的盟友一邊。”
後來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威廉二世其實並沒有做好戰爭的心理準備，以至於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下達最終通牒後，他一度情緒激動，向德國首相提出嚴厲質詢。
但戰爭機器在他開出“支票”的那一刻，就緩緩啟動了。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俄國在7月30日啟動軍事總動員，法國為了法俄同盟支持俄國，8月1日，法國和德國宣佈總動員。
眼見戰爭無可避免，威廉二世向他的首相憤怒地嘀咕道：“生米煮成熟飯了，現在你必須把它吃下去！”
隨後德國向俄國宣戰。因德國的斯利芬軍事戰略計劃需要經過比利時，比利時不願意讓德國從自己境內通過，德國同時向比利時宣戰。
原本一直在猶豫的英國也沉不住氣了，英國在此前已經陷入了兩難，這場戰爭打響，“如果德國贏，德國會確立歐洲霸權，英國的戰略噩夢就來了，”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師翟韜分析道，若俄法勝利，英國不參與，就是不幫助盟友，“這兩個國家是英國殖民地爭奪最激烈的敵手，將來世界殖民地就得重新分，英國還是會吃大虧的，英國在當時參戰比不參戰要好。”
德國士兵在戰場上俘虜的一戰英國坦克（IC 圖）
戰爭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埃維拉在其論文中，向讀者們描述了這樣一幅圖景：如果一個人出生在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在學校，他接受的教育是，自己的國家一直被敵人包圍，英國一直試圖遏制德國發展，儘可能讓德國維持在虛弱、動盪和弱小的狀態。成年人翻開《漢堡新聞》、《科隆報道》等報紙，總是能看到“我們的敵人一直在積蓄力量，等待合適的時機對我們發動進攻;俄國正在武裝軍隊，準備與德國開戰;鄰國想要……從四面八方蹂躪我們……”這樣的語句。
青少年們通常會收到一份由德國陸軍協會針對青少年開辦的宣傳機器《青年德意志郵報》，上面不斷渲染嘲笑害怕戰爭的老婦人，“他們害怕戰爭，所以才會抱怨戰爭的可怕和醜陋。不，戰爭是美麗的。它的偉大可以昇華一個男人的心靈，讓他超越世間萬物，超越日常瑣事……相比於在床上默默無聞、空虛寂寞地死去，戰死沙場並且在教堂的戰爭紀念碑上與戰爭英雄們一同永生要更加美麗和精彩。”
這種美化戰爭、呼籲戰爭的聲音，並不只是在德國出現。在法國報紙上，人們看到的是，德國的崛起和繁榮是建立在法國的屈辱之上的，“失去的省份”阿爾薩斯和洛林在社會中被描述成一個幼小的孤女，作為德國軍國主義惡勢力魔爪下的法國貞潔烈女的典範。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一直呼籲著“復仇！”
對英國來說，那些曾經騎馬遠征的貴族騎士隨著《議會法案》民主化的推動，地位衰弱，但仍有不少人渴望一場戰爭的來證明自己，為了榮譽而戰，既是自己的責任，也能通過此獲得地位和財富。
這樣高漲的民眾情緒也在反噬著領導人，推動著戰爭的決策。在愛國主義情緒發酵下，“德意志高於一切”成為一種主流，任何反戰的聲音都會被邊緣和對立化。
在德國社會，區分陣營的方式極其簡單。當時一位德國的政治家曾如是說到，“我們不會問，你是不是保守派？你是不是自由派？我們只問，你是德國人嗎？”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鬱分析道，在當時的德國，“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直接訴諸民意的、要求人人表態的政治風向，它又在“德意志協會”等極端組織的鼓吹下，越來越與贊同對外強硬、贊同對外擴張等同起來。任何公開主張與外國，特別是英國妥協或者是主張放慢海外擴張步伐的個人或團體，都有可能被貼上“叛徒”或“軟弱分子”的標籤。在這種情況下，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搞政治自殺，就不得不對這種傾向進行一定的迎合。
民意的裹挾與軍方的推動，已經讓一切失控——戰爭終於打響了。
“現在來看，德國是一戰的始作俑者這一點肯定是不對的，”徐棄鬱說，這已經得到學界共識了，一戰是大國間共同作用的結果，“只不過是誰的責任更大一點。有人說德國責任更大一點，有人說俄國責任更大一點，有人說奧匈的責任更大一點。”
“一戰絕對不是矛盾積累到不可避免的地步才發生的，它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翟韜也持同樣的觀點，在他看來，各國一開始都沒有想到會打仗，打那麼長，“但是由於幾個原因機緣巧合，最後就……”
1914年7月28日，整個歐洲大陸，被裹挾著，一頭扎進了戰爭的洪流中。
宣告戰爭動員的第一張佈告出現在法國巴黎的牆頭，上流社會的舞曲突然停止，人們高呼著“阿爾薩斯萬歲！”——阿爾薩斯是德國通過普法戰爭奪取的法國領土。英國的貴族們想盡辦法走後門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線，渴望著進行一場紳士之戰。在柏林戰爭部，將軍們在走廊裡相互握手，彼此打氣。在街頭，愛國主義的演講此起彼伏，被認定沒有辦法上前線的人臥軌抗議。那些穿著灰色軍大衣的士兵像大浪一樣湧向前線，戴著花環的他們滿懷期待地和親人告別：
“我們會回來和媽媽一起過聖誕節的！”
“好，好，好，——要平安回來！”
他們相信，葉落之前就回家，最遲——最遲聖誕節就能回家與親人團聚。
可是戰爭的殘酷遠遠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他們中大多數人，再也看不見聖誕節那琳琅滿目的櫥窗，聞不到寒夜裡烤栗子的味道，再也回不了家。
8月3日那天，英國的格雷爵士用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在下議院贏得了如雷的掌聲，也使得同僚們支持英國加入一戰的決定，但當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遙望聖詹姆斯公園的燈火，越來越朦朧，他又陷入迷茫：“歐洲的燈火就要熄滅了;我們這輩子再也看不到光明瞭。”
（感謝英國東英吉利大學外交史學教授T.G. Otte，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吳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Jack Snyder，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Richard N. Cooper對本文提供幫助。實習記者韓曉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夢遊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中信出版社
《八月炮火》，巴巴拉·塔奇曼 著，上海三聯書店
《一戰倒計時》，西恩·麥克米金著，新華出版社
《下一次大戰？“一戰”的根源及對中美關係的啟示》
理查德·羅斯克蘭斯 /史蒂文·米勒合著，新華出版社
《脆弱的崛起》，徐棄鬱著 ，新華出版社
《1913，一戰前的世界》，查爾斯·埃默森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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