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逃避可以解決問題，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離開。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逃避，就能夠得到自己所謂的理想生活。很多時候，你選擇的出發點，不得不去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各種束縛纏身的平淡日子中，

第一部接觸的伊朗電影，是馬基德·馬基迪執導的《小鞋子》。壓抑中透著些許希望，而從小孩子的角度出發，去審視伊朗這個國家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的確讓整部電影被童真童趣所包裹，所以，建立在理想化中的單純與質樸，總在隱約透露著對於生活的頑強與堅持。

而與《小鞋子》這部電影角度正好相反的《一次別離》，卻是基於大人的角度出發，從家庭到社會再到國家，深刻地剖析著身處混亂環境時，個體所面臨的兩難困境，此刻透露出的，卻是對於生活的無奈與掙扎。

一場婚姻引起的事故，牽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家人的瑣碎，更多的還有不同階層的人群，在面對生活無奈時的不得已選擇。個人堅定的信仰督促我們要講真話，可現實的環境卻又讓我們必須用謊言保護自己。

在電影中，保姆瑞茲究竟是不是被納德推的流產，或許已經不再是故事的重點，而圍繞這個看似“羅生門”的相互指責過程中，慢慢牽引出整個伊朗國家人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大概才是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的真正目的。

在我看來，這部電影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的樸實無華。生活就是生活，不遮掩，不誇大，這種熒幕內與熒幕外展示出的生活一致性，最能夠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

於是，即便故事發生在伊朗，可是，面對殘酷生活所表現出的下意識行為，卻並不會因為國籍而存在差異，這大概就是現實主義題材最能打動人心的魅力所在。

內心的理想與外部的環境相互撕扯，西敏在逃離與留守之間來回徘徊；堅持的信仰與生存的壓力相互碰撞，瑞茲在真相與謊言之間猶豫不決；親情的羈絆與愛情的糾纏相互衝突，納德在生活與情感之間艱難掙扎。

電影裡的所有人幾乎都在自我擰巴中，目睹著生活的支離破碎。他們想過改變，可是，當家庭、社會和國家的三座大山，在習以為常中都慢慢走向麻木時，個人該如何抉擇，這就成了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而且，這也是道單項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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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把金熊獎和奧斯卡金像獎都頒給《一次別離》這部電影時，其實我一點兒都不感覺奇怪。這並非是利用國家慘淡現狀討好主流媒體和評委的片子，相反，它是站在人類情感共通性的基礎上，將創作者對於自己國家恨鐵不成鋼的糾結情緒統統融入進去。

沒有褒貶，沒有批判，它只是在呈現一家人瑣碎生活的同時，將個體複雜的情感用最樸素的生活細節表達出來，然後，站在個體的角度，窺探著這個逐漸沉淪的國家，並且嘗試尋求解救之路。

在沒有任何背景音樂烘托的情況下，電影開頭那個長達四五分鐘的法庭爭吵，將主要人物納德和西敏這對夫妻引了出來。在這裡，導演將鏡頭化成了法官的眼睛，其實，這也就是讓熒幕外的每一個觀眾，都能夠有機會充當這個法官的角色。

西敏為了給女兒尋求更好的教育環境和生活條件，想要帶著納德和特梅一起出國，而納德因為要照顧老年痴呆的父親，拒絕了西敏這一要求，並且不允許她帶著女兒出國。

從他們相互指責和抱怨的話語裡可以看出，不管是站在哪一方的角度，都不能草率地給出對錯的評判，我想，這也是導演為啥開頭會採用主觀鏡頭拍攝的最主要的原因。

對與錯的選擇，有時候不能僅僅憑藉眼睛看到的和耳朵聽到的，因為，沒有經歷過，就永遠沒有發言權。所以，導演給了觀眾充當法官的機會，其實是在慢慢將觀眾從旁觀者轉為參與者的一種手法，只有投入進去，才能明白和理解。

西敏想要逃離這個國家，想要讓自己和女兒得到更好的發展環境，可法官的質問又讓她啞口無言。在旁人眼中，逃離代表著背叛，可當面對現實環境的無可奈何時，被裹挾在其中的個體能怎麼辦？文明的發展與傳統的束縛一直來回拉扯。

對於飽受戰亂摧殘和宗教束縛的伊朗來說，這部電影很好地利用不同階層的身份，反映出一個更加殘酷的生存法則，那就是，中層人士在享受比較富足的生活時，安逸讓他們學會逃避和推卸責任，而在他們眼中，信仰成了裝飾，可有可無的約束，並不能妨礙他們對於自我利益的追求。

所以，在電影中，納德明明是聽到了瑞茲懷孕的事情，卻因為不想坐牢而選擇撒謊，甚至，串通家教和鄰居作偽證。

以納德為代表的中層人士，在無休止索取底層勞動力的同時，又極力撇清著自己身上本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於是，這已經不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國家的事情，畢竟，國家從來都是由人創造的。

如果，享受社會給予物質充裕的人，他從一開始，就只想著索取而忽略了付出，那麼，像納德這樣從個人利益角度出發的自私行為，就會間接的給周圍與他有關的人造成了傷害，比如，那個家教老師，比如自己的女兒，比如自己的妻子，比如身處底層的瑞茲。

雖然伊朗是一個宗教國家，但是，在這部電影中，我只看到了以瑞滋為代表的底層人士對於自我信仰的堅定。比如，瑞茲在幫助納德父親洗澡時，她會打電話問清楚這樣做是不是有違信仰，而當她得知，想要獲得納德的賠償錢，就必須對著《古蘭經》宣誓時，她只能選擇了放棄。

在我看來，導演呈現出以納德為代表的中層人士對於信仰的漠視，和以瑞茲為代表的底層人士對於信仰的堅定，並非是純粹的信仰討論。我想，他是在試圖將傳統的價值觀，放在當代以利益為中心的環境中，然後，慢慢呈現著傳統在現代中被撕裂，信仰的初心在利益面前被丟棄的現象。

最終，電影裡的所有人看似都循規蹈矩的遵守著那套清規戒律，實則早已成為了丟失靈魂的行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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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中，納德父親這個人物，雖然出場不多，但卻成為了整部電影矛盾激發的導火索，納德與妻子西敏的矛盾，納德與保姆瑞茲的矛盾都與這個父親有關。

導演採用手持攝像機的拍攝方法，在搖晃的鏡頭下，製造出了每個人潛在的焦慮感。在我看來，納德的父親已然成為了這部電影的某種符號，他既可以指的是日漸被遺忘的傳統價值觀和信仰，也可以指的是正在慢慢陷入衰退期的伊朗，所以，老的對立面有時候不是年輕，而是拋棄。

在電影開始，法官質問西梅，難道伊朗的教育環境就不好嗎？此時，西梅並沒有當面反駁。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新時代女性，她渴望過上自己理想化的生活，可是因為信仰的緣故，又無法與不堪的國家徹底決裂，於是，只能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來回拉扯。

“他已經老了，他都不記得你了，你幹嘛這麼固執。”這是西敏質問納德不跟他離開時說的話。在我看來，導演並不只是單純的把這個他看作是納德的父親，而是將整個伊朗國家無形中化作了他。

伊朗的連年戰亂和貧富差距，都在慢慢消磨著人們熱愛的決心，倘若人心不穩，必然會造成國家停滯不前甚至衰退，可這一切，又都不能全部怪罪於個人身上。所以，導演看似平靜沉穩的敘事背後，是一種焦急的渴求，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改變，人們能夠在平淡生活繼續感受到幸福。

所以，在電影最後，導演將選擇權交還給了納德和西敏的女兒特梅，年輕人代表著國家的新生力量，也是未來建設國家的先鋒。

雖然整部電影都在展示著現代與傳統的衝突，中層與底層的衝突，謊言與真相的衝突，可是，卻並沒有利用這些衝突，把未來發展的道路給徹底堵死，而年輕人特梅，正是未來何去何從的最終決定人。

跟著父親，意味著她必須要在認清現實的同時，還要自己加倍的努力，即便暫時無法扭轉國家目前的窘境，還是得一如既往地堅守自我信仰，這是責任也是義務。跟著母親，意味著她會得到更好的教育環境，會有很好的前程，但是，移民之後，這就與生養她的祖國沒有半點關係，國家不會因為她的改變而改變。

一次婚姻別離暴露出了家庭的種種矛盾，也折射出了社會和國家的種種矛盾，在看似平淡生活的背後，卻蘊藏著說不盡的惆悵和無奈，這不再僅僅只是道德和信仰的討論，還摻雜進了個人和國家的討論。

成人已然定型，孩童卻在發展，所以，導演藉由特梅的眼睛觀察著父母的變化，而在一次次謊言中產生的疏離感，讓她開始重新審視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及未來發展的抉擇。

電影的結局是開放性的，法官將納德和西敏請出了房間，只留下特梅自己做著選擇，至於選擇了什麼，並沒有直接呈現。

我想，其實這也是導演給熒幕外觀眾的一次選擇機會，要麼留下來一起改變，要麼出走選擇逃避，不管哪種選擇，這都是個人的自由。但我想，導演阿斯哈·法哈蒂某次採訪的話，已經給出了自己的態度：

幾年前我在柏林創作一個劇本時，突然聽見外面傳來伊朗的音樂聲，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裡的人和事已經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還是那句話，國家是由人組成的，只有每個人的改變才能促進國家的改變，逃避只能帶來更多的矛盾，與其逃避，不如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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