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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阿爾特曼，美國的經濟專欄作家，在他著的《全球經濟12大趨勢》中這樣寫道：美國的商業文明還將獨霸世界嗎？
他說，當前全球經濟和美國經濟正面臨著一段長期平穩或低增長時期，經濟學家和投資者無疑在尋找下一個大事件。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從沒有引起沒有社會的關注，經濟學家和政客們對其都感到不適。最初，綠色科技像是一個潛在的救星，但人們很快意識到其規模還不足以驅動美國這樣的巨大經濟體，而且美國肯定無法壟斷這項技術。怎樣才能讓美國經濟繼續在全球引領風騷？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避免美國退出領跑集團淪為一個平凡國家，就像英國在20世紀初面臨的那樣？
阿爾特曼在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他從未想到有一天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會來一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在疫情之下，世界的秩序搖晃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上百多個國家都深陷人道主義的危機之中。
甚至有專家悲觀地認為，這完全是一場1929年的大蕭條，比08年的金融危機的破壞力要10倍以上。同時，也有專家認為，美國會因此而遭受重挫。新冠肺炎疫情讓美國可能退出領跑集團。
這些都是猜測，未來不可確定。但能夠確定的是，就如阿爾特曼所寫的有關美國過去的優勢是：自由市場，腐敗減少，重視誠信，願意承擔風險，鼓勵創業精神，不走極端的政治制度，法律體制對投資者、消費者和小商戶的有力保護。“這些深層次因素讓美國成為置業和做生意的安全之地。”
一場疫情能否讓上述的這些優勢消失掉？答案顯然是不會的。因為，每個國家的深層次因素短期內鬥不會輕易的發生大的變化。與此相反的是，反而會努力改進深層次因素，擴展自身潛力，從而繼續保持優勢。
“美國經濟的獨領風騷是緣於深層次因素的差異，而其他國家正在追趕和消除這種差異，並搶奪美國在全世界吸引金融資本、資源和人才方面的優勢。”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後，他費盡心思來扭轉對美國不利的勢頭，並重新打出了“美國製造”的牌，不惜退出相關朋友圈，以及打貿易戰。
但一場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這一切。在病毒面前，全世界的國家，不管左右和東西南北中，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大問題。這個時候的世界，被病毒逼到了“牆角之處”。而美國因為疫情所遭遇的挑戰，見仁見智，但的確不容樂觀。
於是，人們驚呼：以歐美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在走向終結。
果真如此嗎？這是一場自以為是的夢幻，還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2
大危機之前，都是看似繁花錦簇的。
“倘若要我今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時代作為一個扼要的概括，那我希望這樣說：那是一個黃金時代。”作家茨威格在他的《昨日的世界》裡這樣寫道。
這是一部對歐洲刻骨銘心的記憶。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除了一些騷亂之外，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繁榮景象。更多的人們尤其是中產者和知識分子都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這個世界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就像我們現在無眠無休地想象著比特幣和區塊鏈的新世界一樣。
“因為在地球上終於有了空間去建立那個早就盼望著正義和博愛的王國，我們曾度過的地獄般的生活業已過去，我們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一個新的世界已經開始。”
可誰又能想到：世界大戰即將襲來。這遠非當時的國家和人們所期望的。因為，他們都堅信資本主義正將人類從愚昧、不自由和壓抑中解放出來，從而走向光明。
他們“錯了”。隨之而來的世界大戰讓人們感受到了從樂觀到悲觀、絕望的大轉變。一個時代的信念，被重重擊垮。
於是，美國和美國總統威爾遜走上了歷史的前臺。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老牌帝國，開始被美國所替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人們希望新的世界——一個更美好、更人道、更公正的新世界正在到來。
可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凡爾賽和約》不僅不能保衛和平，反而由於其脫離了公正、理性的軌道而種下了不和的種子。
於是，“仇恨”和“不滿”的情緒開始四處蔓延。各種對抗的言行開始崛起。其中，德國的希特勒正是這個時候利用如此契機俘獲了人心，開啟了“烏托邦的實驗”，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
3
1929年10月29日紐約股市大崩潰，揭開了自由資本主義以來最大的一場噩夢。這場噩夢幾乎導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面解體，人類面臨著經濟危機和法西斯的雙重威脅。
最後，開一場慘烈的世界大戰，並因此建構了世界秩序，才得以活了過來。
歷史就是在狂歡與動盪之中，進行著世界秩序的更替。
18世紀60年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首先使用蒸汽機，人們從此可以通過藉助機器的力量，指數級的提高了人在單位時間內的效率，而財富就因為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紅利，重新分配在首先使用蒸汽機的國家，英國從一個島國逐漸成為統領全球的日不落帝國，成為世界的霸主。之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讓美國站到世界舞臺的新中央。到了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革命加速了世界經濟一體化。
但人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其實是一語道破並預測準了的，隨後出現“兩個上帝”、兩大陣營對抗多年，再之後，隨著蘇聯解體，其中的一個陣營徹底消失，以及伴隨著資本主義精神的全球化釋放，以及數字化世界的到來、語言的消失…人們的信仰真空出現了…世界開始需要“新的上帝”。這個“新的上帝”和“人類福祉”是什麼？
《世紀末的追問》中有一段話說的特別好：“縱觀啟蒙運動以來的人類現代歷史，除了那些自信被天啟者，前現代式烏托邦的虔信者，沒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大型現代社會運動、大型現代制度實踐在宣稱自己對最後真理的系統擁有，也沒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大型現代社會運動和大型現代制度實踐在宣佈自己已經一勞永逸地發現了人類通向自身解放的正確之路。”
理解了這樣的“道理”，或許就不難理解霍布斯邦的“良苦用心”——他有段經典名言，儘管他是死不悔改的堅定的信封共產主義者，也是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英國左派史家大師：
“20世紀的成就如此奇妙，它的進步歷代無雙，那麼為什麼當這個世紀結束之際，卻不是在對它的謳歌之中落幕，相反呈現的卻是一片侷促不安的抑鬱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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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霍布斯邦侷促不安的感受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新自由主義者們的一路高亢。
“我們必須使自由社會的建設再次成為思想上的冒險，”哈耶克寫道，“我們缺乏的是一個開明的烏托邦。”哈耶克和弗裡德曼都是驕傲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一個出生於維也納，一個朱生育紐約。兩人都堅信思想的巨大力量。他們一起動手把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事業撕得粉碎。
1947年4月1日，凱恩斯死後還不到一年，當時有40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聚集在瑞士朝聖山的一個小村子裡。他們後來被稱為“朝聖山學社”。他們共同成立了一個對抗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團體，活動的發起人是哈耶克。弗裡德曼也參加了這次聚會。戰後的重建工作受到凱恩斯的影響：全民就業、抑制自由市場和金融監管。戰時狀態轉成了福利狀態。然而，由於“朝聖山學社”的努力，新自由主義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越來越受歡迎，而“朝聖山學社”也將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智庫之一。他們一起促成了全球政策的轉變，其影響持續數十年。
從哈耶克手中接過學社主席位置的弗裡德曼讓學社變得激進起來，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向政府開炮，而每一次的解決方案都是自由市場。失業怎麼辦？取消最低工資。自然災害怎麼辦？讓企業成立救援小組。學校經費不夠怎麼辦？教育私有化。醫療保健的支出太高怎麼辦？同樣實行私有化，然後拋棄公共監管。藥物濫用怎麼辦？使毒品合法化，讓市場發揮魔力。
1973年10月，危機發生了，當時“阿拉伯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了70%的原油價格，並對美國和荷蘭實施石油禁運。物價飛漲，西方經濟迅速衰退。這種現象被稱為“滯脹”，凱恩斯的理論中不可能有這個詞，但弗裡德曼卻已經預見到了。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就是一場接力賽。跑最後一棒的是西方最強大的兩位領導人：一個是里根，一個是撒切爾。
弗裡德曼的到來標誌著經濟學家稱為西方世界主要思想家時代的到來。今天我們依然處於這個時代。我們生活在充斥著經濟和技術官僚的世界。
同時，新自由主義者已經掌握了理智、判斷和統計的遊戲，留給左派的只剩下情緒了。好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失敗、厄運和暴行以及苦難都是為了證明他們一直都是對的。
弱勢社會主義者必須停滯在道德優越感和過時的觀念中放縱自己。每個自認為進步的人應該不僅僅是能量的燈塔，還應該是思想的燈塔，不僅僅是憤怒的燈塔，還應該是希望的燈塔，並同等地看待道德標準和強行推銷。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產，並引發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
十二年之後的今天，更大的全球性經濟危機與衰退，以及國家強勢干預主義的重新回來，意味著新自由主義者一路高亢的終結：遭遇了自1939年大蕭條以來的最大的一次噩夢。
於是，凱恩斯主義，似乎又回來了。
隨著美國數萬億救市計劃被批准通過，美聯儲開動無限量印鈔，也意味著貨幣政策的寬鬆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的經濟學家馬光遠評論說，這不是貨幣政策的悲哀，而是人類的行為帶來病毒的同時，而不得不吃下的一劑毒藥。全球其他央行即使不跟隨，也得轉向寬鬆，全球資產進入避險模式，黃金勢必興風作浪，一些地方過高的房價還會更高，財富會再一次洗牌，貧富分化的矛盾會更尖銳。而這一切，引發人類社會更大的斷層。人類的命運更加無法預測。
“船民們只能穿好救生衣，祈求自保。”馬光遠如此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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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來自世界各地的12位思想家對疫情後全球秩序的預測。新冠疫情不僅會帶來長期的經濟影響，而且會導致更為根本性的變化。全球政治、經濟因疫情重新洗牌。
1. 斯蒂芬·沃爾特：一個開放、繁榮與自由皆倒退的世界
2. 羅賓·尼佈雷特：經濟全球化的終點
3. 馬凱碩：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4. 約翰·伊肯伯裡：民主國家將走出窠臼
5. 香農·奧尼爾：更低的利潤，更多的穩定
6. 希夫山卡·梅農：新冠疫情對於未來全球共同應對危機將產生有益啟示
7. 約瑟夫·奈：美國權力需要一種新戰略
8. 約翰·艾倫：新冠疫情的歷史將由勝利者書寫
9. 勞裡·加勒特：全球資本主義戲劇性的新階段
10. 理查德·哈斯：更多的失敗國家
11. 科裡·舍克：美國未能通過這場領導力測試
12. 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每個國家中，我們都見證了人性的力量
（來源：“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不管怎樣的預測，全球的確已經處於不確定的驚濤駭浪般的大變化之中了。由於此前的全球經濟的規模和價值不斷擴展讓彼此的相互關聯更加緊密，使得全球化經濟的多樣化程度降低了，而同步化就會讓市場波動更加劇烈，衰退幅度更深、危機蔓延更快，沒有誰還能獨善其身。
儘管世界各國都理性地認為應當積極地合作起來，但由於經濟一體化力量在將各國命運捆綁在一起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加了各國之間的分配不均，導致合作變得更加的困難。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這種“合作的難度”同時又遭受著來自民族情緒和優勢之爭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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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物理學家薛定諤曾試圖演示，海森堡指出的不確定性原理如果應用到現實生活中，會造成怎樣一種怪異的情況。他用一隻裝在盒子裡的貓作為例子，這隻貓可能會接觸到毒氣，接觸與否取決於一個原子是否衰變，在打開盒子前，人們無法獲悉這隻貓是活著還是死了。因此，這隻貓同時存在於生與死的混合狀態中，直到你打開盒子。
全球的未來，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有著無數的可能性。是好是好，很大程度上決定在政治家們的手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此時此刻，是真正考驗政治家們的睿智和協作的時候了。
不過在目前的形勢下，有些政治領導人的無能包括國際組織領導人可能浪費了大量時間和機會，他們著眼於短期利益而不是長遠利益，傾向於單獨行動而不是聯合行動，甚至一廂情願地傲慢和自大，這些對世界來說，都是災難。全球未來的巨大挑戰，也恰恰在於共識是否達成。
“其實，每個人都明白：當一個人向落水者伸出援手時，哪怕他的動機是獲得他人的認可和褒獎，也依然能夠拯救生命。這就足夠了。”德國《每日鏡報》評價中國出手支援歐洲抗疫時如此表示。在人道主義危機面前，一切從“人道”出發，或許才是拯救世界的第一步。歐洲之間的互助模式已經開始了，這是非常值得點讚的行動。
除此之外，“他們現在所能做的只有等待著奇蹟出現。”《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一句話，或許是當下最好的寫照。全球的未來，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誰都不要輕易的誇下“海口”，時間還長著呢——這注定是一場持久戰。至於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好像是杞人憂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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