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桑德斯——政治“局外人”的故事

【編者按】隨著伯尼.桑德斯和喬·拜登在民主黨初選中的競爭逐漸白熱化，人們也開始重新審視桑德斯的政治前景。曾一度被視作“局外人”的桑德斯究竟能否進入政治的主舞臺，甚至入駐白宮實現他的政治抱負？他激進的政治改革又能否得到選民的理解和支持？相信時間終會給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

2020年3月3日，在美國埃塞克斯章克申，聯邦參議員桑德斯發表講話。新華社 圖

競選美國總統的意向聲明有一種特殊的“製圖法”（cartography）。一切都必需朝向華盛頓（就像在舊時的地圖中，一切都朝向耶路撒冷那樣）。但是視覺上來看，候選人應該與首都保持好一段“精神距離”（spiritual distance）：候選人們應該來自堪薩斯州少年時代的房屋中（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Dwight Eisenhower），在明尼蘇達州的暴風雪中（艾米·克洛布查爾 Amy Klobuchar）或在紐約市自己的大樓中（唐納德·特朗普）。然而，在2015年4月30日，一個不太可能獲得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在距離國會大廈只有幾十碼的一塊空地上宣佈了參選消息，大廈壯觀的古典門廊框裝裱了他新聞發佈會的部分電視畫面。實際上，這片空地被稱為“參議院沼澤”，或者如官方新聞網站所命名的那樣，叫它“沼澤”。華盛頓沼澤（Washington swamp）有了自己的名字了併成為了一個聚集地，而特朗普（借用了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話）則表示，這個地方必須被抽乾。毫無疑問，一個希望領導一場反對當權派的叛亂的局外人，絕不會選擇在這裡開始他的革命。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正是在這裡首次堅定了自己的雄心壯志。直到此刻，他的言論仍在美國政界內引起共鳴。現在看來，他的這些雄心似乎永遠都不可能實現，但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桑德斯從根本上改變了局內與局外（inside and outside）的定義。

根據喬納森·艾倫( Jonathan Allen)和米·帕內斯(Amie Parnes)在《粉碎：希拉里·克林頓註定失敗的競選內幕（Shattered：Inside Hillary Clinton’s Doomed Campaign）》中所寫，在計劃他的聲明時，桑德斯試圖更明確地把自己定位為華盛頓的圈內人。他考慮在國會大廈內部進行發佈會，在被告知這不被允許時後，他試圖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內獲得一個房間（但被拒絕了），這是一個特別厚臉皮的要求，因為在那個新聞發佈會上，當有人問他是否現在是民主黨人時，桑德斯回答說：“不，我是無黨派人士。”

這些都是小細節，但它們確實告訴了我們兩件關於桑德斯的重要事情。其一是，與近幾十年來幾乎所有可能當選美國總統的候選人不同，他不需要表現得太像“局外人”。他在1997年發表的政治回憶錄名為《眾議院外來者》（Outsider in the House），這個標題在2019年被樂觀地更新成《白宮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此次，這說法不是假的。1991年，在桑德斯成為40多年來首位不屬於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的眾議院議員後，強大的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人喬·莫克利(Joe Moakley)對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說，“他在那兒獨自哭泣。他尖叫和嘶啞，但他是孤身一人。”另一位有影響力的民主黨國會議員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說，桑德斯的獨立身份讓他“有點像無家可歸的流浪兒”。這個哭哭啼啼的流浪兒不需要努力讓任何人相信，他不是華盛頓精英階層中的一個愜意成員。

不同的是，他需要證明的恰恰相反。選擇在這裡宣佈他將在2015年參加總統競選所表達的另一個信息是，桑德斯屬於“圈內人”，儘管他談論革命和抵抗，但他對美國的政治制度並不陌生。桑德斯對如何獲取權力，如何使用權力非常感興趣。他明白，為了在最高層次上獲得權力，他必須讓人覺得他屬於這裡。桑德斯的政治奧德賽（political odyssey）是一個非常漫長和漸進的嘗試，他試圖說服美國人民，他和他的想法不是古怪的。1970年代末，當他處於低潮時，他與大學時代的女友離婚，在連續四次選舉中被擊敗，並被逐出他在佛蒙特州伯靈頓的家；當時，他與另一位活動家理查德·舒格曼（Richard Sugarman.）同住一個房間。2015年，舒格曼告訴《瓊斯媽媽》的蒂姆·墨菲（Tim Murphy of Mother Jones），“我會說，‘伯納德，也許你開場的第一句話應該是‘早上好’之類的。但他會說，“我們。還沒。瘋。”

桑德斯從來沒有像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4年的著名廣告中那樣，對美國說過一句愉快的早安。他一直在說，一遍又一遍，我們。還沒。瘋。或者，正如他在《白宮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中更直白地說道的那樣，“我支持的想法並非‘太過遙遠’或‘邊緣’。”’坦率地說，他們是‘主流’。” 在一個“主流”，作為一個受歡迎的術語，在政治上被濫用的的時代，桑德斯可能是最後一個想要（實際上是需要）接受它的主要政治家。即使假定桑德斯不會在11月的大選中接受“主流身份”的最終考驗，特朗普總統的命運仍可能取決於桑德斯的支持者屆時會顯得多“邊緣”。

如果桑德斯不是一個“自稱的社會主義者”（a self-described socialist），這個任務就會簡單多了。因為這個自封的革命者的矛盾點在於，他同時也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光輝典範——他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桑德斯，而不是特朗普，是我們這個時代傑出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與特朗普不同，他並非生來就擁有鉅額財富，也沒有利用全國電視名人的身份作為其競選總統跳板的優勢。桑德斯喜歡引用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話：“這個國家有針對富人的社會主義和針對窮人的個人主義。”但他本人就是政治領域中頑固個人主義的典型代表。如果選票是鈔票，桑德斯可以成為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小說中的英雄，這個默默無聞的可憐男孩在挫折面前的努力、決心和無畏使他從赤貧變成了富豪。

在1976年第二次競選佛蒙特州州長失敗後，桑德斯決定退出政治, 離開了他所執掌的小型自由聯盟黨，建立了自己的微型公司（micro-company）,他在《白宮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中寫道，他寫了一部相當成功的“教育題材的小電影”，並親自制作，賣給了大學。如果有一部關於桑德斯這段時期生活的電影，它可能被稱為推銷員的誕生（Birth of a Salesman） ——可以想象他從一間大學跑去另一間大學，試圖通過魅力和信念說服忙碌的管理人員，他們確實需要購買他的產品：有關美國偉大社會主義者尤金·戴布斯（Eugene Debs）生平的電影。

小商人伯尼的形象並不容易讓人想到，但它很符合他作為一個勇敢的自我激勵者的過去。儘管桑德斯承諾大幅增加聯邦開支，但他始終認同小企業主對於錢財的吝嗇。他的長期競選經理傑夫·韋弗（Jeff Weaver）在《伯尼是如何贏的：正在帶領我們國家走向復興的革命內幕》(How Bernie Won： Inside the Revolution That is Taking Back Our country and Where We Go from Here)一書中寫道，“伯尼天生就是一個節儉的經理。”他總是相信，任何十個人正在做的工作，五個人也能完成。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桑德斯吹噓自己在擔任伯靈頓市長的八年時間裡非常節儉：“絕對有必要表明，我們可以管理一個精打細算的高效的政府。”

同樣，或許因為他已經78歲了，我們很難通過另一個偉大的美國比喻——自我創造——來看待桑德斯。他的主要方式是重複，而不是變化。韋弗（Jeff Weaver）回憶起1986年和桑德斯一起參與競選的故事，他一次又一次聽到同樣的演講，桑德斯一個字一個字地重複著。他說：“在競選結束，我們開車去下一站時，我會通過背誦演講來取笑他。”他的前民主黨提名競爭對手皮特·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在桑德斯的額頭上貼上了“不可動搖”的標籤，它機敏地強化了一種針對桑德斯的，“合理的教條主義”的固定觀念。然而，如果我們想想伯納德·桑德斯（他開始在佛蒙特州競選公職時對自己的稱呼）是如何成為一個更平易近人、更普通的伯尼的——我們就會發現，伯尼實際上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產物。桑德斯已經設法擺脫或淡化了之前的兩個身份。

2020年2月2日，在美國艾奧瓦州錫達拉皮茲，美國民主黨競選人、佛蒙特州聯邦參 議員桑德斯（前）在競選活動上講話。 新華社 圖

首先是他作為布魯克林猶太人的身份。他依然帶著濃重的布魯克林口音，他也不否認自己是猶太人。但他也沒有強調這兩種背景。令人驚訝的是，在他的回憶錄中，關於他的家庭、童年、青年以及他的猶太身份，他幾乎隻字未提。他的出生地與佛蒙特州的鄉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出生在布魯克林，27年後我來到佛蒙特州時，我對於牛一無所知。在他最近的新書《我們從這裡出發：兩年的抵抗》（Where We Go from Here： Two Years in the Resistance 2018）中，桑德斯的確短暫地，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提到了他的父母伊萊·桑德斯(Eli Sanders)和多蘿西·格拉斯伯格(Dorothy Glassberg)。他的哥哥拉里(Larry)在2016年7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為民主黨海外代表提名了桑德斯。伯尼引用了他哥哥的話，拉里說：“他們的生活並不輕鬆，他們英年早逝……他們熱愛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尤其為伯納德重新開始這一政策而感到自豪。”這本書的正文中，提到了他省略的部分。在拉里的演講中省略了兩句話：“他們會為他們的兒子和他的成就感到無比自豪。他們愛他。”桑德斯在講述拉里的話時, 淡化他當下的情緒和對於個人的重要性，以及它背後所有的家族和民族歷史，並使它幾乎成為了純粹的意識形態宣言：父母對兒子的自豪感和愛直接交織在羅斯福和羅斯福新政的魅力中。。

在同一本書的後面,桑德斯引用他自己的在參議院一個移民問題上所作的演講：“我是第一代美國人,一個移民的兒子。他來到這個國家時17歲，身無分文，高中輟學，不懂英語，也沒有做生意的天賦。” 這裡也省略了一些內容。在那次演講中，桑德斯還提到了“我妻子的家人來自愛爾蘭。”簡·奧米拉·桑德斯的家庭是從那裡來的，但是他的家庭卻決定前往愛爾蘭生活。沒有被提及的是他的父親,當時稱為Eliasz Gitman，實際上來自於1921年的小村裡的猶太社區Słopnice（現在位於波蘭南部）。(他的母親出生在紐約，父母是來自俄羅斯和波蘭的猶太移民。)這個社區後來被納粹消滅了。

2018年4月，在自由派猶太組織J街(J Street)的一次會議上，桑德斯稱自己是“一個年輕時在以色列生活了幾個月的人，對自己的猶太血統非常自豪。”然而，他的書中卻隻字未提他說意第緒語的童年，他所受的希伯來語教育，以及他為什麼去以色列。他在基布茲工作的經歷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教訓，而不是民族團結的教訓。只是在過去幾年，桑德斯才公開談論他的家庭與大屠殺的關係。他在2013年首次訪問Słopnice（位於波蘭）。韋弗（Weaver）在他的競選回憶錄中講述了2015年10月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的喬治梅森大學發生的一件事：一名穆斯林學生問桑德斯如何看待關於美國日益增長的伊斯蘭恐懼症。伯尼被她的問題感動了。他把她帶到臺上，擁抱了她。接著，他描述了自己對抗擊種族主義的承諾，援引了自己的家人被納粹政權殺害的故事。這樣的個人回應在伯尼身上很少見。他討厭談論他自己。這一切只是關於問題本身。

這裡引人注目的是，在過去近30年的許多競選活動中，一直陪著桑德斯的韋弗，很明顯對於大屠殺的記憶突然出現在他老闆的公眾形象中大為吃驚。桑德斯在2019年9月接受雅虎新聞(Yahoo News)採訪時說，“我認為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大屠殺……以及它對我父親的家庭和600萬人的影響。”

但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選民們對他並不瞭解。在公眾眼中，佛蒙特先生讓桑德斯參與了美國人自我創造的盛宴。正如韋弗所言，“儘管伯尼是公眾人物，但他在很多方面都很低調、保守。儘管出生在布魯克林，他已經內化了揚基人的氣質。”他的獨特口音意味著桑德斯永遠不可能被完全當作一個北方佬，但他選擇了不被他的傳統同化。當然，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選擇，它與桑德斯堅持的，美國的本質差異是社會階層而非種族是相吻合。但桑德斯肯定花了很大的努力和意志，才能在這麼長時間內堅持這樣的做法——它揭露了一個深刻的，有著自我意識的公眾人物的創造過程，它掩蓋了任何將桑德斯視作“不可動搖的”的看法。

猶太身份並不是桑德斯設法壓制的唯一身份。1964年，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學習了四年後，桑德斯以政治學學士學位畢業。畢業後，他加入了嬉皮士大軍，前往佛蒙特州，尋求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他並不是一個嬉皮士。他沒有生活在公社裡。除了大麻，他沒有接觸過任何毒品。在1972年的第二次州長競選中，他記錄了一次與佛蒙特州勞工委員會(Vermont Labor Council)代表的會面：“‘你的鬍子在哪兒?我以為你有鬍子。’我這輩子都沒留過鬍子，但我想激進派應該留鬍子。”

他可能沒有鬍子，但在思想上，桑德斯是上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產物，最重要的是，他認為性心理壓抑是萬惡之源。在2016年初選之前，桑德斯曾經歷過一個尷尬的時刻，當時瓊斯媽媽(Mother Jones)發現了他1972年2月在《佛蒙特弗里曼》(Vermont Freeman)上寫的一篇文章，開頭寫道：

一個男人回到家，對他的典型幻想開始自慰。一個女人跪在地上，一個女人被綁起來，一個女人被虐待。一個女人喜歡和她的男人性交，因為她幻想同時被三個男人強姦。男人和女人在星期天盛裝打扮——去教堂，或者可能去參加他們的“革命”政治會議。

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一個笨拙但善意的嘗試，試圖戲劇化性別刻板印象對心理的扭曲作用。更無恥的——因為鮮為人知的——是來自同一來源的另一篇文章。1969年12月，桑德斯在《佛蒙特弗里曼》(Vermont Freeman)雜誌上發表文章，試圖證明患上乳腺癌和宮頸癌的女性之所以患病，是因為她們受到了性壓抑。他廣泛引用了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1948年的著作《作為生物病的癌症》，他寫道，該書“非常明確地闡述了情緒健康和性與癌症之間的聯繫”。桑德斯在書中贊同了賴希將這種疾病與“性能量釋放的干擾……（經驗豐富的婦科醫生很清楚這種聯繫的存在）”聯繫起來。隨後，桑德斯以親自警告讀者：

這意味著，非常坦率地說，你在性態度方面教育你女兒的方式很可能決定她是否會患上乳腺癌，以及其他疾病。

在同一篇文章中，出於同樣的原因，桑德斯暗示應該廢除義務教育，因為它抑制了兒童的自然衝動。(非壓制性育兒的先驅、當時正在競選總統的本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於1972年在佛蒙特州與桑德斯一起競選。)

對於特朗普和桑德斯這場（儘管不太可能）的競爭感到後悔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將無法看到，，共和黨候選人將（諷刺地）受到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熱情支持，而他們對於必須毫無節制地釋放性能量仍然抱著人們應該 “什麼都不做”的信條。特朗普的猖狂身份正是桑德斯曾經如此熱情地相信的反文化信條的怪誕殭屍轉世（grotesque zombie afterlife）。但關鍵是桑德斯不再相信它，或者至少抱負遠大的官員伯尼不再相信它。事實上，這恰恰造成了相反的結果：一種完全迴避個人的政治形象，使北方佬紀律嚴明、吝嗇成為一種美德。反對一切形式鎮壓的桑德斯卻成功地鎮壓了自己。

這對政治家伯尼的誕生至關重要。1972年12月，桑德斯在佛蒙特州州長選舉中獲得了1%的選票。在他的競選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桑德斯用自我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

我在班寧頓聖安東尼高中的學生面前做了講話，結果很糟糕……我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沒有把兩個連貫的句子放在一起，也沒有考慮到我是在一群17歲的年輕人面前作演說……我無法向他們表達我的感情，這使我很煩惱。我說了“你可以引用我的話”，但是做得很糟糕。那屬於“我沒有進入狀態”的情況，我一直處於守勢。我有點恍惚，沒有真正醒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可能是競選中最重要的半小時……當我們離開演播室時，我對自己感到厭惡……我完全不能很好地處理自己。

另一方面，看著自己在一場預先錄製的電視辯論中，“我驚訝地發現，當我放慢語速時，我的效率要高得多。”

最近，桑德斯罕見地回顧了自己早年試圖成為一名政治家的不稱職之處，他回憶道，在《白宮的局外人》(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一書中，他第一次參加競選時的一幕，在一次特別的參議院選舉中，他在電臺上首次亮相：

我太緊張了，我的膝蓋都顫抖了，簡直是無法控制地彈向桌子。錄音師從錄音室和控制室之間的玻璃隔牆裡瘋狂地向我揮舞著手臂。麥克風接收到了震動臺的聲音。當這位自由工會(Liberty Union)的美國參議員候選人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時，一種奇怪的砰砰聲傳遍了電波。接到的少數幾個電話毫不懷疑地表示，他的職業生涯將很快結束（career was to be short-lived）。“這傢伙是誰?”一個聽眾問。

這個問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一直存在，但那些姍姍來遲地，意識到自己低估了桑德斯的人，他們的內心發出了奇怪的砰砰聲。因為他在政治上似乎很狂野，很容易讓人忽視他嚴格的自我控制，以及它可能被證明是多麼有力。在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關於2016年總統競選的回憶錄《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中，她總結了這個傢伙所激起的困惑，以及這個不稱職的外行如何轉變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我承認，我沒想到伯尼會這麼受歡迎。我在美國政壇的經歷表明，一位來自佛蒙特州的社會主義者不可能發起以入主白宮為目標的、可信的競選活動並。但伯尼證明了自己是一個自律和高效的政治家。

桑德斯嚴於律己，樹立了全國性的威信，他從市長到議員，再到參議員，在各級政府中的不懈努力，最終在總統大選中獲得了一個現實抱負的機會。他從邊緣地帶開始的漫長長征，只朝著一個方向緩慢而穩定地前進：走向權力的中心。因此，他宣佈了從國會選區競選總統的意向——他想表明他已經深入到中間了。他希望選民們看到他已經躋身主流。

與此同時，他需要將主流轉向自己的主題立場。這種雙重轉變的一個側面體現在《我們從這裡開始（Where We Go from Here）》一書中，一個明顯的減少是：桑德斯只兩次提到“社會主義”——一次是關於“社會主義者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另一次是關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當寫到他自己的時候，他現在所用的詞是“不斷髮展的進步運動”和“進步議程”。這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但它確實反映了一個現實，即桑德斯設想的未來的美國模式不是古巴。而是一個堅定的社會民主國家——丹麥。無論以如何巧妙的方式，桑德斯一直致力於完成自我重塑的最後一步：讓自己成為羅斯福家族的繼承人，而不是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繼承人。

另一方面，儘管特朗普擴大了“高級職務”的權限，但桑德斯在公共政策上重新劃定了理智和瘋狂之間的界限。他使這個古怪的東西變得受人尊敬。某種形式的免費大學學費——桑德斯的標誌性政策——現在幾乎是民主黨人的共識。凱澤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對醫療政策態度的最新跟蹤調查顯示，約半數(52%)普通民眾現在支持桑德斯競選綱領的另一個核心部分，即全民醫療保險制度(Medicare for All system)，所有美國人都將從一個政府運營的單一計劃中獲得保險。認為桑德斯改變了人們的態度是錯誤的：在2008-2009年，46%的公眾已經支持全民醫療保險。但在2016年的競選活動中，桑德斯將這一想法在主流政治話語中常態化，並在民意上給予了更大的支持。

然而，他的野心並不僅僅是改變人們的觀點。而是摧毀他自己作為一個局外人的定位，贏得民主黨提名，然後贏得總統職位。最後的目標，似乎與找到三個大問題的答案的難度息息相關。

首先是成為“不是瘋狂”是否足夠。以醫療保健為例，桑德斯確實做了大量工作，使全民醫療保險成為一個不瘋狂的想法。但是，“讓人們接受一個抽象的想法”和“讓他們相信它會在自己的生活中發揮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民意調查顯示，全民醫療保險成為一個主流概念，同時它也顯示，67%的支持它的人(錯誤地)認為，如果實施了該政策，他們還能夠保留目前的醫療保險。

事實上，正是當這樣的想法開始變得正常時，它才遇到了現實的尷尬與複雜。正如科爾·波特(Cole Porter)提醒我們的那樣，從一個全新醫療體系的宏觀經濟學，到一個家庭對自身當前福利的微觀經濟學，存在著一個從大到小的奇怪變化。桑德斯在大調上贏了，但在小調上非常脆弱。對他來說，比起向紐約的消防隊員或內華達州的餐飲工人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必擔心失去現有的來之不易的醫療保險計劃，對付那些宣傳“社會化醫療”的醫療保險公司要容易得多。桑德斯，以及任何可能成為他政治繼承人的人，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才能填補這一空白。

他的運動必須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是，民粹主義能否在非偏執的情況下奏效。在很多方面，桑德斯都繼承了美國民粹主義的傳統，即鼓動民眾（農民和勞動者），反對共和黨維護企業和銀行利益的寡頭政治。(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之所以能在佛蒙特州贏得州級職位，部分原因是他把自己塑造成該州家庭奶農的捍衛者——他把為保護農業所作抗議嫁接到了自己的城市激進主義urban radicalism)但是特朗普已經重新利用了這樣的能量——雖然只是在口頭上，並肯定不是在現實中——並賦予了它偏執的毒性。在他的支持者看來，他將反精英主義與對移民的憤怒融合在一起。如果他能在大選中面對特朗普，桑德斯就會提供一個缺少本土主義憤怒的，反精英主義版本的民粹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向主流的過程中，桑德斯不得不放棄的一件事，就是他以前對移民的懷疑態度。他反對2007年的肯尼迪-麥凱恩移民改革法案（Kennedy-McCain immigration reform bill），並始終表示，外來勞工計劃背後的動機，本質上是“用來自海外的廉價勞動力取代美國工人”，以提高企業利潤。無論這是對是錯，它都與桑德斯可能講述的一個更大的保護主義故事相吻合。但他不能再講那個故事了。一方面，隨著他的運動變得更加多樣化，桑德斯不能提供任何看起來敵視移民的東西。另一方面，特朗普偷了那些服飾（clothes），並讓它們顯得更加無禮。

最後，還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桑德斯在1972年競選的日記中寫道，“告訴人們，他們應該為自己相信的東西投票，而不是為他們認為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東西投票”是很困難的。作為一名來自兩黨體制之外的候選人，桑德斯必須說服進步人士和左翼人士，讓他們相信，把票投給一個像他這樣的真正的激進分子，要比優先考慮共和黨候選人的失敗，並把票投給一個“可選的”民主黨人更重要。令他沮喪的是，他發現大多數這樣的選民“喜歡我說的話，但……不會投票給我，因為他們‘不想浪費他們的選票’，他們想擊敗(共和黨人路德)哈克特。”“刪除”“哈克特”，加上“特朗普”，同樣的困境在2020年也會存在：如果許多進步人士覺得喬·拜登(Joe Biden)是“將特朗普逐出白宮”的更有力保證，他們會投票給拜登。

如果我們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職業生涯為嚮導，幫助那些被這種通常令人痛苦的計算困擾的人，它會告訴我們什麼?沒有直接的答案。桑德斯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建立在他那，能讓足夠多的人相信“投給他們所相信的東西”不是在浪費一張選票的能力上。如果他不能讓人們相信，他實際上能夠獲勝（而不僅僅是一個“把權力交給共和黨人的攪局者”），他就不會成為伯靈頓的市長，更不會成為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

然而，在關鍵時刻，桑德斯自己卻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投票。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抱怨民主黨是寡頭政治的俘虜，但自從他當選國會議員以來，他一直支持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1996年，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競選連任。桑德斯不喜歡他，對他“平均的”政治意識形態（ideological triangulation）抱有強烈敵意。桑德斯被要求支持綠黨(Green Party)候選人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他認為納德是“自己的朋友，堪稱進步主義者”。他和納德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一致。但桑德斯沒有支持納德。儘管“沒有熱情”，但他公開表示打算把票投給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他這麼做最明顯的原因是：克林頓可以擊敗共和黨候選人鮑勃·多爾，而納德不能。桑德斯關心的是勝利，他和所有人一樣清楚，當失敗的代價如此之高時，必須無情地作出選擇，才能最好地避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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