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清 《壽山石歌》
青田舊凍美絕倫，冰堅魚腦同晶瑩;
邇來壽山更奇絕，輝如美玉分五色:
柑黃蠟白硃砂肥，綠浮艾葉尤稱奇。
印章是中國的國粹，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刻制印章、使用印章、鑑賞印章、收藏印章的傳統，印章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印章，從起源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印章的出現，並不是一開始就被稱為“印章”的，而是稱為“璽”。
印章一詞的含義比較廣泛，應該包括古璽、印、章、寶、朱記、花押、戳記、關防等歷代公私印鑑，以及明代以後發展起來的篆刻藝術。
印章的來源是印石，印章收藏和印石收藏是一對“ 孿生姐妹”。近10多年來，收藏印石印章的人日益增多，印石印章收藏市場日漸火暴，印石印章市場價大幅攀升，旺盛的人氣正在吸引更多的收藏投資者進人這個富有文化含量的領域。
收藏投資印石印章應瞭解一 些印石印章的基本知識，包括中國印章的來龍去脈，這樣才能在印石印章的收藏投資活動中少走彎路。
一、商周:書契、字範和璽印
印章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對於印章的起源，歷來就有不同的說法。
據傳，早在黃帝時代，印章就已經出現。關於印章的起源問題，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文字記載是在漢代編寫的緯書《春秋.運鬥樞》和《春秋.合誠圖》 中。《春秋.運鬥樞》載:“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者，文日‘天王符璽’。”《春秋.合誠圖》說得更有聲有色:“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日‘天赤帝符璽’。”
這兩種說法顯然把印章的起源歸於神靈的創造與賜予了。今天看來當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謬的，但在我國古代，由於社會和文明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人們對於許多問題都不可能做出科學的解釋。上述的璽章很可能是當時用作鑄造銘文或圖案的模子，沒有象徵權力的職能。
唐代杜佑在《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為鈕”之說，然而未有實物可證之前，難以為據。
通常的說法認為，印章起源於殷商時期。其根據首先是殷商已有書契刻制，另外，當時還出現過一種類似印章的字範。但實際上，它根本不是什麼“範”，而是工匠在製作器物時，按壓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記，印記的內容多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記，即人們常稱的“印陶”或“陶印”。
商周時期普遍應用甲骨文，以刀為筆，刻於龜甲獸骨之上而成，廣義而言亦可歸入篆刻藝術之內。河南安陽殷墟之中，亦曾出土過頗似當今印章之銅璽，且其字跡清晰，斑斑可考，或可視為開印章藝術之先河。
把印章與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刻制聯繫起來加以分析，是不無道理的。因為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和印章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從材料的製作、鐫刻一直到書法藝術的表現，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可以這樣說，沒有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就沒有印章。但這僅表明它們之間的聯繫，卻沒有闡明作為一種獨立形式出現的印章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此外， 印章的產生源於製陶說也有一定根據。中國陶器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有8000多年曆史，而最原始的製陶法即模製法，就是在模子裡置竹籃條或繩子，接著用泥塗在模子裡，待半乾後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籃或繩的印紋。
受此印紋的啟示，先民們後來直接在陶拍上刻紋飾。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彌合泥坯裂縫的簡單工具，其上雕紋飾之後，就成為我國裝飾圖案和印章藝術的淵源，陶經即由此脫胎而出。
陶璽應該有兩種涵義。其一指璽印的質地為陶，由黏土的混合物經成型、乾燥、燒結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壓泥陶上文字或徽記的經印。這些文字或徽記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稱或標記。
這些印子的文字簡陋粗率，儘管大體上已具備了我國印章的某些表現特徵，但由於實際應用範圍狹窄，社會涉及面也極其有限。
早期的璽印發現於商周之際，其功用與器物的製作及銘記有關。“印”字古釋為“信用”的意思，可見印章的產生和使用是出於信用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增強的緣故，它也必將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革發展。
參照流傳和出土的印章實物，印學界一般認為印章出現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戰國時已普遍使用。
從上述可見，印璽是私有制出現以後的產物。印璽的形成與貨物、與屬於私有財產的奴隸密切相關。《後漢書.祭祀志》指出:“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三王”是指夏禹、商湯、周文王。“詐偽”“奸萌”顯然是私有制出現後的詐騙、冒認、偷盜、侵奪等不正當的行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壓記號，以證明物歸誰主的印章便應運而生。
到了西周，隨著以“工商食宮”為特徵的商品經濟(即工匠和商賈都是貴族的奴僕，他們主要為滿足封建領土貴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從事工商活動。由於商品經濟不發展，當時獨立經營的手工業和商業極少)的出現，璽印躋身於符節類行列，才有了憑信的作用。
二、戰國璽奇古詭異
人們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稱為古璽，現存古璽大多為戰國時代的遺物。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代，諸侯列國各霸一方。 各國之間既相互聯繫，又各自發展，尤其在文字書體上不盡相同，形成了戰國璽奇古詭異、變幻莫測的基本格調，因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
當時，社會各階層在政治、經濟等活動中，印章的應用相當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說，統治者與百姓庶民均可擁有和使用，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和等級之分。國君在行使權力時，軍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經濟上則使用印璽。
古璽是先秦印章的通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戰國古璽。這些古璽上的許多文字，現在我們還不能認識。朱文古璽大都配上寬邊。印文筆畫細如毫髮，都出於鑄造。白文古璽大多加邊欄，或在中間加一豎界格， 文字有鑄有鑿。官璽的印文內容除有“司馬”“司徒”等名稱外，還包括吉語和生動的動物圖案。另外，官璽還有各種不規則的形狀。
三、秦:皇帝用璽臣民用印
先秦時期，古鳳猶存，等級觀念尚未嚴備，無論官印、私章，皆可稱“璽”，且樣式五花八門，美不勝收。
秦始皇立國，限皇帝印用“璽”字，其材用玉;臣民的印只能用“印” 字，限用其他印材至秦漢時，專制制度正式確立，社會等級日益森嚴，“璽”成為皇帝王侯印章的專用名稱，其他久色人等的印信只能以“印”“章”“記”等名之，且尺寸、樣式亦有嚴格規定。
自此，印章的名稱、質料、鈕制甚至綬色，都有了相當嚴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鈕“六璽”，開了後世封建帝王玉璽制度的先河。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廢除與秦國不相同的文字，並將繁複的文字簡化，使文字整齊劃一。又因社會發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編製成-套統-的文字，下令讓全國通用。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體結構上更趨規範化，雖還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經趨於符號化，是上承甲骨鐘鼎上古文字和下啟隸楷現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
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現，也是有明顯特色的。在印材質地上，仍是銅質居多;在製作時鑄造和鑿刻都有，從現存的古印來看，秦時印章鑿刻的較多;印鈕比較簡單，一般多為鼻鈕， 是戰國古璽印鈕的沿用和繼承，只是鈕體略為高聳而已:印面多為方形、長方形、圓形或橢圓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
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長形或圓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開印面文字，這是秦印璽印文的特定格式。
印文字體都取秦小篆，齊整秀麗，鑿刻圓潤，筆勢挺拔有力，刀法純熟。印面的切分並不成等比，使印面結構渾然天成。
收藏者應瞭解的是，我們現在把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流行的印章都稱為秦印，因那時期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書體和秦石刻等文字極相近，所有文字比戰國古文容易認識。
秦印多為白文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形為多，低級官員使用的官印大小約為一般正方形官印的一一半，呈長方形，作“日”字格，稱“半通印”。私印-般也喜作長 方形，此外還有圓和橢圓的形式，內容除官名、姓名、吉語外， 還有“敬事”“相想得志”“和眾”等格言、成語人印。
四、漢:將軍印(俗稱將軍章)
漢代時，篆刻印章興盛到達頂點。究其原因，是由於秦代實行“書同文”，廢六國古文字，獨行秦國創制的小篆字體，而晚出之隸、草、楷、行等諸字體尚未行世，故而篆文居官方正式字體地位，因而大盛。與當今因楷書乃官方正式字體，一般印章皆以正楷字體刻之屬相同道理。
另外，兩漢時社會穩定，冶煉業和手工製作業發達，使得漢印藝術取得長足進展，水平極高，成為歷代篆刻家尊奉臨摹之良範。
就製作方法而論，漢印多以黃銅澆鑄而成，但澆鑄前須將印文反刻於陶範內壁;而部分急就章乃直接用銅坯鑿成，如“某某將軍章”等;另有一部分則就玉材而雕琢。因此，三者尤其是後兩者可被認為是現代篆刻藝術之始祖。
就風格而言，先秦印璽多古樸厚重，氣象萬千，於簡拙中見功力;秦印多柔媚纖巧，精美雅緻;而汶印多平直方正，大氣磅礴。因志趣有異，故而各據一端，論者亦見仁見智，實高下難分。
漢印中較為有名的品種有漢官印、將軍印、漢私印、漢玉印、朱白文印等。
漢官印廣義地說是漢至魏晉時期官印的統稱。印文與秦篆相比，更為整齊，結體平直方正，風格雄渾典雅。西漢末手工業甚為發達，所以新莽時代的官印尤為精美生動，漢代的印章藝術登峰造極。
兩漢官印以白文為多，皆為鑄造。只有少數軍中急用印和給兄弟民族的官印鑿而不鑄。
將軍印也是漢官印中的一種。 有時由於軍情緊●倉促封賜， 印草草鑿成的叫鑿印， 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軍中急於臨時任命，而在倉促之間以力在中面上刻鑿成的，所以又稱“急就章”。將軍印風格獨特，天趣根生， 對後世的藝術風格各有很大影響。漢代的將軍用印普遍都不稱“印”而叫做“意”，這是軍印的一大特點。
漢私印即為漢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數量最多、 形式最為豐富的的一 -類。形狀各異，朱白皆備，更有朱白合為印，或加四靈等圖案作為裝飾的，進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帶鉤印等。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還加上吉語、籍貫、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輔助文字鈕制極為多樣，充分顯示了漢代工匠的巧思。兩漢私印仍以白文為多，西漢以鑿印為主，東漢川有鑄有鑿。
兩漢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貴稀少的一類。 “佩玉” 在古代是名公貴卿和士大夫的一種高雅風尚。-般玉印製作精良、章法嚴謹、筆勢圓轉，粗看筆畫平方正直，卻全無板滯之意。由幹工質堅硬，不易受刀，也就產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謂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於玉質的不易腐蝕受損，使傳世印得以比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來面目。
朱白文相間的印式在漢印中很見巧思，據說起自東漢。它的樣式極為多樣，朱白文字的位器安排及宇數均可靈活變化不受侷限。朱白的原則大致根據筆畫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筆畫較少、白文則相反，從而達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諧效果，這類印大多用於私印，未見用於官印。
五、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官印舒放自然
魏晉的官私印形式和鈕制都沿襲漢代，但鑄造上不及漢印精美。傳世的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宇較多，用刀如刻如鑿，書法風格表現為舒放自然，從而成為一個時期篆刻風格的代表。
南北朝各國傳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鑿款比較草率，官印未見鑄印。魏晉六朝還盛行子母印。子母印又稱“璽印”，起於東漢.是大小兩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大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進一方或兩方小印，形成母懷子的形狀。也有套進方兩印成 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體積中， 兼備了幾方印的使用價值，古代印匠的工藝水平由此可見一斑。
六、隋唐:寶和朱記
魏晉以後，印章藝術陳陳相因，幾無進展，皆工匠依樣而行，謀食謀衣之小技也。
隋唐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時期，然而這一時期的印章在經歷了秦漢時期的高度發展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衰落以後，並未出現復興的高潮。其原因似乎與紙張的大量出現有關。
隋唐時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 都稱印，只有皇帝印才稱璽。
唐代武則天即位，認為璽字與息字讀音相同，而息又和熄滅、死亡有關，很不吉利，因此在改制後的延載元年將帝王印改用寶字，而民間又出現朱記等稱謂。由此，官、私印章特有的記字出現了。
官印到了隋唐時代，印面開始加大。隨著紙的普遍應用，朱文逐漸替代了白文。許多官印印背上開始有年號鑿款。
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並開始運用屈曲的“九疊篆”人印(古代的“九”為數的終極，故有此名，並不一一定要九疊，可以隨筆畫的繁簡而變化)，以便填滿印面。
七、宋:出現九疊篆和楷書
至北宋時，書畫大家米芾等少數文人墨客開始參與印章製作，使其略顯文雅之氣，對印章的稱謂和用字也更加豐富多樣了，如關防、押、符、契、記、印信等不一而足。這些官、私印章完全是在實用的基礎上沿革發展的。雖然其中有些璽印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但總也脫離不了工藝製品的屬性。
宋代官印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印文多用“九疊篆”。其筆畫來回曲折重疊，疊數不定，或三四疊，或七八疊，多的可至十疊。九疊篆的運用能使印面飽滿，整齊雅緻，但筆畫繁複，難以辨認，有預防偽造的作用，正因為此，宋、明、清官方印章，大規仿此不成，如“教閱忠節第二+指揮第 三都朱記”“通遠軍進生堡銅朱記”等，都是典型之例。
另外，此時已有以楷書入印的，如“州南渡稅場記’“壹貫背合同”(使用於紙幣)等。
在這個階段，首先是宋末元初的書畫家趙孟顯對篆刻藝術大力提倡，由於書法上受李陽冰篆書的影響，印文筆勢流暢，圓轉流麗，產生了一種風格獨特的印章——“圓朱文”印，為後世的篆刻家所效仿。
八、元:使用八思巴文
元世祖忽必烈於1279年天南宋後人主中原，推行歧視漢人的政策，在官方文書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師八思巴奉命依據藏文字母創制的蒙古新字，並於至元六年(1269年)通過法令頒行。元人在沿襲漢印製度的同時，將八思巴文用於印章，如“管軍千戶印”“隆鎮衛親軍都指揮司經歷司印”和“威州軍兵千戶印”等。
由於燦爛的漢文化的影響，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漢文字，又由於漢人不認識也不願識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權力時感到極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印章背面刻上漢文楷書供人辨識，有的則直接換成了漢文。
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年~1359年， 字元章)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發現了一一種質地鬆脆、易於鐫刻、當時被稱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於是把它用於篆刻，首先創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於花乳石脆軟適於刀刻，致使文人們可以不依賴專業刻工而自由創作。
王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孫”和“會稽佳山水”等，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睞。因花乳石質軟易刻，且價廉物美，以至自明代起文人治印之風大盛。
文彭、何震輩嘔心瀝血，博涉旁參，匠心獨運，首倡復古，-變秦漢之後T餘年治印格調之一蹶不振， 棄隋唐以來九疊篆體之僵硬板滯、宋元以降朱文小篆之衰落無力，直接效法秦印之纖巧、漢印之平直，在篆刻藝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九、明:印文化第二高峰
中國印壇從明代中葉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吳昌碩、黃牧甫，出現了一個堪與秦漢媲美的輝煌時期。在這段時期內，印壇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流派紛呈，形成了中國篆刻藝術發展的第二個高峰。
明代所形成的篆刻流派，大致有文何派、泗水派、婁東派等。
文何派亦稱皖派，乃B以文彭， 何震為首的徽州印人集團之統稱，開我中華“漢派”印章之先問，其標榜“宗秦法漢”，以秀潤雅正、空靈明潔見長，繼王冕之後，採用青田石治印，對明清篆刻藝術的發展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詩文、文彰(48年-1573年)字壽承，號三橋，江蘇蘇州人。他是明代書畫大家文微明的長子，詩文、書畫，篆刻無一不精，對六書研究尤深。他主張篆刻以六書為準則，以秦漢印為宗師。文形能知以小為主，四勁秀麗，古樸靜正，白文印直追漢意，方正平穩，流隔揮厚，額具新意。他的雙刀行草邊款獨樹一幟， 為後人所效法。
何震(?~約1604年)字主臣，一字長卿，號雪漁山人，江西婺源人。與文彭同時而年稍幼，兩人亦師亦友，常在起切磋印藝， 關係密切。
何震在繼承文彭的基礎上，強調取法秦漢的藝術主張，講究印文字的正確性和嚴肅性。
自明中葉至清初，諸印家相互切磋，爭妍鬥奇，不同風格、不同師承、不同流派應運而生。其後丹青墨客多崇尚書法、繪畫、篆刻三位一一體，殊難分離，實融會貫通者也。
泗水派，為蘇宣主創。取法秦漢，受文、何影響而又另闢蹊徑，運刀衝切結合，莊重雄渾，氣勢壯偉。
婁東派即揚州派，為汪關主創。汪關精於古文，取法漢印，得其神髓;白文印信法漢代鑄印風格，刀法穩實，佈局精嚴，渾厚古樸，形神兼備，富書卷氣。
十、清:流派紛呈
清代中後期，篆刻家的隊伍不斷擴大，師承關係越來越複雜，考古學、文字學、碑版學的發達以及出土文物的增加給篆刻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營養，文化藝術與經濟生活關係進一步密切， 沿海省市已成為藝術活動頻繁的熱點，篆刻活動再難以用地域群體分派別，只以傑出人物為代表來劃分流派。
清代最有影響者當屬浙派、鄧派和黟山派。
浙派為丁敬首創。敬以古璽和秦漢印為宗，仿文、何而變其秀雅，博採眾長，推崇陽剛，以切刀為主，蒼勁古拙，沉著生澀，波磔前進。所謂“西泠八家”，即由丁敬執其牛耳，對晚清趙之謙、黃士陵、王福庵輩具有重要影響。
鄧派亦稱新皖派，以鄧石如為代表。鄧石如擅長圓朱文，工四體書，“書自印出，印由書出”，推崇陰柔，以圓取勝，揚文、何之長而避其短，作品蒼勁質樸，恢弘酣暢，灑脫清新，自成面目。
黟山派，為黃土陵所創。士陵早年學吳讓之，取法秦、漢等諸代，於浙皖兩派之外另闢蹊徑。佈局峻峭，用刀凌厲，平潔光滑，靜中見動，古雅秀美。承繼者有黃石、李尹桑、喬大壯等。
此外還有吳攘之以漢白文見長，飄逸自然，富於筆意。徐三庚章法誇張，疏密跌宕，嫵媚柔美，有人比擬為“吳帶當風”。黃牧甫印風秀美，反對殘損，力求光鮮純潔的效果，他擬漢印勁挺平整而絕無板澀，擬古璽佈局奇巧，妙趣橫生，藝術魅力無窮。
十一、現代兩大家:吳昌碩和齊白石
時至現代，最具影響者當屬吳、齊兩派。
縱觀我國印學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來，凡在篆刻藝術上能獨樹一幟成大家者， 無不詩、書、畫、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吳昌碩就是這樣一位典型人物。
吳昌碩(1844 年~1927年)初名俊、俊卿，字昌碩、倉石，別號缶廬、缶翁、苦鐵、破荷、大聾、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後定居上海，他是我國近代印壇上最為顯赫的代表人物之一。
吳昌碩刻印，初學皖浙兩派，早期曾對吳讓之、錢叔蓋用功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兩派蹤跡。中年後，吳昌碩上溯秦漢，並從石鼓、封泥中汲取養料，從而漸漸擺脫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風轉為厚實蒼勁，個人風格初見成熟。由於他有精深的書畫功底，並能將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最終開創了渾樸蒼莽、氣勢核弘的吳派風格。
齊派(京派)創始人齊白石，早年受趙之琛、吳昌碩影響，後宗秦漢古風，篆法王莽《嘉量銘》《三公山碑》《天發神懺碑》，卓然屹立，自成一家。至20世紀30年代風靡印壇，舊京印人多出自齊門，其中劉淑度、賀孔才、陳大羽、肖友于、楊鵬升以及白石四子齊良遲等皆卓然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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