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社科學術圈 推送的第1945篇文章
愛因斯坦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對於博士論文來說，同樣適用。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論文，選題至關重要。有了一個好的選題，博士論文就成功了一半。那麼，什麼樣的選題才稱得上是“好的選題”呢？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好的選題”一般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開拓性、創新性、前沿性、時效性、可行性，等等。本文主要關注選題的開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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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樣的選題具有開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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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開拓性的（ground-breaking）就是開創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開拓性的選題在研究材料、方法、理論上具有創新性，在研究結論上具有顛覆性。以音韻學的研究為例，清代學者（吳棫、顧炎武、段玉裁等）使用《詩經》押韻材料、諧聲字材料歸納上古音的類別，屬於材料上的創新；陳澧發明反切系聯法用以歸納《廣韻》反切用字的聲類和韻類，屬於方法上的創新；錢大昕基於大量的古籍材料得出“古無輕唇音”的推斷，屬於結論上的創新。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綜合利用多種材料（反切、方言、對音等）、多種方法（反切系聯、內部構擬、歷史比較等），構擬了漢語第一個完整的中古音系統，實現了理論、材料、方法、結論上的多重創新，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音韻學奠基之作（盛林等2005）。
可能有人會擔心，能研究的問題前人都研究過了，很難再找到新問題了。其實，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陳寅恪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敦煌劫餘錄·序》）語言學的研究也是如此。有些問題，看似已經解決，沒必要再去研究了，但如果換一批材料、換一種方法，還會發現新的問題。比如代詞的句內回指（anaphora）問題，喬姆斯基（Chomsky）已經做了很好的解釋，似乎沒什麼可研究的了。黃衍翻查、調查了大量的語言（共約550種）後發現，喬姆斯基的解釋並不適用於所有的語言，影響回指的除了句法—語義因素，還有語用因素。圍繞著回指的語用問題，黃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創立了新格萊斯回指語用理論（兩位創始人之一），成了“世界頂級的（理論）語用學家及回指研究專家”（牛津大學出版社評語）。
開拓性的選題具有可持續發展性。小而言之，可以作為個人學術生涯的主要研究領域或議題，使之成為自己最擅長的精神舞臺。黃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例子說明，關注一個語言點，即便是一個研究得已經很充分的點，也可以發現問題，可以取得重大的成就。黃衍的成功再次驗證了席勒（1809-1918）的那句話：“集中你全部的精力，在一個點上釋放出來，你必然會取得輝煌的成就。”①大而言之，可以為學術界開闢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方法、創立新的研究範式。比如喬姆斯基，通過《句法結構》（1957）發動了一場對美國描寫語言學的革命。《句法結構》的出版不僅標誌著“喬姆斯基革命”的開始，同時也標誌著轉換生成語言學的誕生。在修正轉換生成語法的過程中，喬姆斯基的學生菲爾墨（Fillmore）發表了《格辨》（1968）等論著，創立了格語法。再比如朱德熙（1920—1992），通過《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1956）、《論句法結構》（1962）、《語法講義》（1982）、《自指與專指》（1983）等論著“將結構主義的原則和方法與漢語的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揭示了漢語語法有別於印歐語語法的特點，建立了一個比較適應漢語實際的語法體系”（沈家煊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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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要形成開拓性的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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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學者紀昀（曉嵐）說過：“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別集類一》）“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明·李東陽《麓堂詩話》），唯“卓然不可磨滅”者方可流傳於後世。縱觀傳世的語言學著作，凡“卓然不可磨滅”者多具有開拓性的特質。比如，索緒爾（Saussure）《普通語言學教程》是一部開拓性的著作，其開拓性在於開創了一個結構主義的時代；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也是一部開拓性的著作，其開拓性在於建構了第一個結構主義的現代漢語語法體系。
現代學者朱光潛說過：“一個人的生活是否豐富，就是說有無價值，要看他對於心靈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顧衣食飽暖而對於真善美不感興趣，他就成為一具行屍走肉了。”（《談人生價值》2007：59）衡量一個普通人的價值，尚且看他精神生活成就的大小，衡量一個博士生的價值，更應該看他精神或學術生活成就的大小。一般說來，博士生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博士論文上，而博士論文的質量又和選題密切相關。選題有意義，寫出來的論文才有價值；選題無意義，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不會有什麼積極的效果（王力、朱光潛等1981）。既然如此，要想使博士論文有價值，首先就要做到選題有價值。
和普通平凡的選題相比，開拓性選題容易做出有價值的博士論文。其實，做博士論文不只是為了解決專業領域的具體問題，除此之外，還有更高層次上的追求。比如，為了證明個體生命的價值，發現生存的意義；衝破各種誘惑和迷惘，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座標。為了克服眼前生活的苟且，尋找詩歌和遠方；在世俗的喧囂中，從容不迫地安頓自己的心靈。當然，還為了謀得一份既符合自己的志向、不損害內心自由與人格尊嚴，又能夠保障體面生活和工作。可見，開拓性選題的價值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利於解決眼前的問題，也有利於激發博士生的學術熱情，成就一種有意義的學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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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樣形成開拓性的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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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開拓性的選題，需要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一個是瞭解前人；一個是瞭解自己。
先來說了解前人。瞭解前人就是通過廣泛地文獻閱讀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瞭解學術界的研究現狀與缺憾，尋找新的增長點。瞭解前人，有以下幾種方法：
1.盯住主流文獻每個領域都有一些屬於該領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經典著作，這些期刊、著作代表了該領域的研究水平。閱讀這些期刊、著作，可以讓初學者對當前學術界的研究情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當然，瞄準主流並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獻，也不是不讀非主流的文獻，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獻閱讀的時間和精力。對主流文獻的投入適當地多一些，對非主流文獻的投入適當地少一些。
2.盯住主流學者主流學者是指活躍在學術研究第一線的、代表著當前國內外研究水平的學者。研讀主流學者的論著，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除了前沿的術語、概念外，還有觀察問題的角度、分析問題的思路、論證問題的方法，等等。另外，在研讀主流學者的論著時，除了關注它的正文外，還要關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價值的信息。比如參考文獻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留心觀察主流學者的參考文獻，不難發現，他們所列舉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獻。通過這些文獻“按圖索驥”，以文獻檢索文獻的方式，找到相關的文獻，一篇篇地讀過去。文獻讀完了，對主流研究的情況也就瞭解得差不多了。
3.盯住前沿動態瞭解前沿動態的途徑有很多，比如閱讀主流文獻、主流學者的論著、參加學術會議、聆聽學術報告等。但通過這些途徑，得到的信息還比較零散；相對而言，《XXX年鑑》（http://www.annual reviews.org）則可以幫助讀者系統地瞭解某一領域一年以來重大進展的情況。以《語言學年鑑》（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為例，該年鑑始創於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過該年鑑，可以對語言學各領域（語言學理論、社會語言學、心裡語言學、神經語言學、語言演變、類型學等）近年來的重要進展情況有一個快速的、系統的認識。
接下來，說一下了解自己。如果說了解前人是為了形成開拓性的選題，那麼，瞭解自己則是“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通過認識自己，瞭解自己的才情與天分，判斷自己是否具備了從事某種或某個開拓性選題研究的條件和能力。但要真正做到認清自己、認清自己的才情與天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國思想家劉邵說過：“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誌•九徵》）既然如此，我們是不是就沒辦法認識自己了呢？也不盡然。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學術研究經驗。借鑑這些經驗，有利於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你自己”。
從性格看，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從性格的角度將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一類是沉潛者，性格內向、沉穩。性格不同，理解問題的方式不同，適合研究的領域也不同。“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文史通義•博約下》）；“高明者多獨斷之論，沉潛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義•答客問中》）。換句話說，高明者善於從要點入手而迅速求索，適合從事獨自裁斷的一家之學；沉靜者喜歡遵循程序而逐漸通曉，適合從事考據求索方面的研究。
從資質看，錢穆說過：“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②記得湯用彤也說過：二流的資質選一流的題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結果；二流的資質選三流的題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的結果。如果覺得自己天資聰明，那麼就做一流的題目；如果自認為天資不高，那麼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題目。做學問一定要腳踏實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騖遠、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錢就做多大的買賣，切忌小本錢做大買賣（呂叔湘；參看陳建民1997）。
最後要指出的一點是：開拓性的選題不見得都是好題目。 有些笨題目也可以做出好結果，也可以起到填補空白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笨題目也具有開拓性。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以語言學界的為例：有些選題比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勝任，如王力的《漢語語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2003）等。有些選題具體切實，不容易上升為理論，如丁聲樹的《釋否定詞‘弗’‘不’》（1933），呂叔湘的《近代漢語指代詞》（1985），香坂順一的《水滸詞彙研究（虛詞部分）》（1992）等。有些選題看起來還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但這些題目經過以上學者的打磨後，都“脫胎換骨”搖身一變變成了精品，甚至變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漢語語法史》是漢語語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國語歷史文法》是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開山之作，《釋否定詞‘弗’‘不’》“不但本身的結論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開拓性”（朱德熙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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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研究經歷與教訓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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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碩士論文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學讀研究生。當時，語法學界正在討論漢語語法的特點：（1）李訥和湯普森（Charles Li&Thompson 1976）基於類型學的視角指出：漢語屬於話題突出型語言、英語屬於主語突出型語言。（2）申小龍（1986）通過研究《左傳》主題句發現，西方語言的句子是焦點透視型的，動詞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動詞也就抓住了句子的靈魂；漢語句子是散點透視型的，句子不由動詞組織的，而是“由簡單明晰的時序和邏輯事理脈絡貫穿的”。（3）範繼淹（1983）發現，漢語句子的謂詞前可以有多個NP，但不是每一個NP都和謂詞直接相關。比如“這件事情老張的處理辦法我有意見”，謂詞前有三個NP（“這件事情”“老張的處理辦法”“我”），但只有“我”和謂詞直接相關（充當施事），其他的都和謂詞沒有直接的關係（充當系事）。
這樣看來，漢語句子的組織方式，似乎脫離了謂語動詞的句法語義控制。於是，我有了問題：這種句子是怎樣組織起來形成句法上合格、語義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決心研究和搞清楚漢語這種句子的結構方式和語義解釋機制。為了便於研究，先簡化一下問題：
這件事情老張的處理辦法我有意見。
a.這件事情 我有意見。
b.對 這件事情 我有意見。
c.我 對 這件事情 有意見。
經過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後，原來不明顯的關係逐漸凸顯了出來。“對這件事情”和謂語動詞之間有狀語和中心語的關係，“意見”和“這件事情”之間有語義依存關係。這樣看來，“這件事情老張的處理辦法我有意見”的問題至少包含了兩個問題點：（1）狀語跟謂語有格支配關係；（2）“意見”類名詞有配價要求。
有了這樣的發現後，1985年，我跟導師倪寶元、王維賢先生彙報自己的碩士論文選題，並當眾誇口：要形成具有開拓性的碩士論文選題——《漢語句子中謂語跟狀語的格支配關係研究》。徵得了導師的同意後，我開始動手考察跟謂語有格支配關係的句子。後來，受時間的限制，逐漸縮小了考察的範圍，把重點放在了準雙向動詞上（如“來往、相識、交手、對立、服務、求援”等）。試比較：
我經常和他來往→*我來往
我去年和他相識→*我相識
我明天和他交手→*我交手
我一直和他對立→*我對立
我們為人民服務→*我們服務
我們向工人求援→*我們求援
我們求助於老師→*我們求助
我們受業於章門→*我們受業
這些動詞都有一個共同點：“要求兩個名詞性成分與它發生強制性的句法聯繫，並且當這兩個名詞性成分與之同現時，其中有一個名詞性成分必須用介詞來引導。”隨後，系統地考察了500多個準雙向動詞的語義特徵和句法表現情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碩士論文《現代漢語準雙向動詞研究》。畢業後，該文刪節發表在《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
2.博士論文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讀博期間，繼續沿著碩士的選題方向前進。此時的目標是：解決漢語名詞的配價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先做了現代漢語二價名詞的研究，比如“意見、感情”類。然後又做了現代漢語一價名詞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詞）、父親（親屬名詞）、面積（屬性名詞）”類。
由於缺少後續的課題，無法達到博士論文的規模，只好暫時擱下。和導師朱德熙、陸儉明先生商量過後，決定另起爐灶。基於先前對“坐著！”“聽著！”類祈使句的調查與分析，我決定把這套方法推廣開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博士論文《現代漢語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現在看來，當時的選擇是對的。退一步，海闊天空；如果冒進，也許會山窮水盡。
3.博士畢業後
博士畢業後，我將以前的想法陸續整理成文。（1）先發表了《現代漢語名詞的配價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和《一價名詞的認知研究》（《中國語文》1994年第4期）。繼續推進，發表了《謂詞隱含及其句法後果》（《中國語文》1995年第4期）和《話題化及相關的語法過程》（《中國語文》1996年第4期）。將前期的研究成果系統化，形成了《漢語動詞的配價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漢語配價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漢語句子的焦點結構和語義解釋》（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漢語名詞物性結構的描寫體系和運用案例》（《當代語言學》2014年第1期）等。
當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學仍需努力。
袁毓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王恩旭，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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