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社科学术圈 推送的第1945篇文章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论文来说，同样适用。要做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关重要。有了一个好的选题，博士论文就成功了一半。那么，什么样的选题才称得上是“好的选题”呢？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好的选题”一般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开拓性、创新性、前沿性、时效性、可行性，等等。本文主要关注选题的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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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样的选题具有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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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开拓性的（ground-breaking）就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开拓性的选题在研究材料、方法、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在研究结论上具有颠覆性。以音韵学的研究为例，清代学者（吴棫、顾炎武、段玉裁等）使用《诗经》押韵材料、谐声字材料归纳上古音的类别，属于材料上的创新；陈澧发明反切系联法用以归纳《广韵》反切用字的声类和韵类，属于方法上的创新；钱大昕基于大量的古籍材料得出“古无轻唇音”的推断，属于结论上的创新。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反切、方言、对音等）、多种方法（反切系联、内部构拟、历史比较等），构拟了汉语第一个完整的中古音系统，实现了理论、材料、方法、结论上的多重创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音韵学奠基之作（盛林等2005）。
可能有人会担心，能研究的问题前人都研究过了，很难再找到新问题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陈寅恪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劫余录·序》）语言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有些问题，看似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去研究了，但如果换一批材料、换一种方法，还会发现新的问题。比如代词的句内回指（anaphora）问题，乔姆斯基（Chomsky）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似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黄衍翻查、调查了大量的语言（共约550种）后发现，乔姆斯基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影响回指的除了句法—语义因素，还有语用因素。围绕着回指的语用问题，黄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格莱斯回指语用理论（两位创始人之一），成了“世界顶级的（理论）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出版社评语）。
开拓性的选题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小而言之，可以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或议题，使之成为自己最擅长的精神舞台。黄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关注一个语言点，即便是一个研究得已经很充分的点，也可以发现问题，可以取得重大的成就。黄衍的成功再次验证了席勒（1809-1918）的那句话：“集中你全部的精力，在一个点上释放出来，你必然会取得辉煌的成就。”①大而言之，可以为学术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方法、创立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句法结构》（1957）发动了一场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革命。《句法结构》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乔姆斯基革命”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在修正转换生成语法的过程中，乔姆斯基的学生菲尔墨（Fillmore）发表了《格辨》（1968）等论著，创立了格语法。再比如朱德熙（1920—1992），通过《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论句法结构》（1962）、《语法讲义》（1982）、《自指与专指》（1983）等论著“将结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与汉语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汉语语法有别于印欧语语法的特点，建立了一个比较适应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沈家煊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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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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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学者纪昀（晓岚）说过：“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别集类一》）“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唯“卓然不可磨灭”者方可流传于后世。纵观传世的语言学著作，凡“卓然不可磨灭”者多具有开拓性的特质。比如，索绪尔（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其开拓性在于开创了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其开拓性在于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
现代学者朱光潜说过：“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谈人生价值》2007：59）衡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尚且看他精神生活成就的大小，衡量一个博士生的价值，更应该看他精神或学术生活成就的大小。一般说来，博士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博士论文上，而博士论文的质量又和选题密切相关。选题有意义，写出来的论文才有价值；选题无意义，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王力、朱光潜等1981）。既然如此，要想使博士论文有价值，首先就要做到选题有价值。
和普通平凡的选题相比，开拓性选题容易做出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其实，做博士论文不只是为了解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更高层次上的追求。比如，为了证明个体生命的价值，发现生存的意义；冲破各种诱惑和迷惘，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坐标。为了克服眼前生活的苟且，寻找诗歌和远方；在世俗的喧嚣中，从容不迫地安顿自己的心灵。当然，还为了谋得一份既符合自己的志向、不损害内心自由与人格尊严，又能够保障体面生活和工作。可见，开拓性选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利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成就一种有意义的学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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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形成开拓性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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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了解前人；一个是了解自己。
先来说了解前人。了解前人就是通过广泛地文献阅读了解前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了解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与缺憾，寻找新的增长点。了解前人，有以下几种方法：
1.盯住主流文献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属于该领域的主流期刊（核心期刊）、经典著作，这些期刊、著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阅读这些期刊、著作，可以让初学者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瞄准主流并不是排斥非主流文献，也不是不读非主流的文献，而是要合理地安排文献阅读的时间和精力。对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多一些，对非主流文献的投入适当地少一些。
2.盯住主流学者主流学者是指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代表着当前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学者。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除了前沿的术语、概念外，还有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论证问题的方法，等等。另外，在研读主流学者的论著时，除了关注它的正文外，还要关注它正文以外的部分。因为，正文外的部分也能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参考文献部分，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留心观察主流学者的参考文献，不难发现，他们所列举的往往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按图索骥”，以文献检索文献的方式，找到相关的文献，一篇篇地读过去。文献读完了，对主流研究的情况也就了解得差不多了。
3.盯住前沿动态了解前沿动态的途径有很多，比如阅读主流文献、主流学者的论著、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等。但通过这些途径，得到的信息还比较零散；相对而言，《XXX年鉴》（http://www.annual reviews.org）则可以帮助读者系统地了解某一领域一年以来重大进展的情况。以《语言学年鉴》（The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为例，该年鉴始创于2015年，目前已出版三卷。通过该年鉴，可以对语言学各领域（语言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演变、类型学等）近年来的重要进展情况有一个快速的、系统的认识。
接下来，说一下了解自己。如果说了解前人是为了形成开拓性的选题，那么，了解自己则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通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了从事某种或某个开拓性选题研究的条件和能力。但要真正做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才情与天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思想家刘邵说过：“性情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人物志•九征》）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就没办法认识自己了呢？也不尽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你自己”。
从性格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从性格的角度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明者，性格外向、爽朗；一类是沉潜者，性格内向、沉稳。性格不同，理解问题的方式不同，适合研究的领域也不同。“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文史通义•博约下》）；“高明者多独断之论，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换句话说，高明者善于从要点入手而迅速求索，适合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沉静者喜欢遵循程序而逐渐通晓，适合从事考据求索方面的研究。
从资质看，钱穆说过：“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②记得汤用彤也说过：二流的资质选一流的题目，只能做出三流的结果；二流的资质选三流的题目，倒有可能做出一流的结果。如果觉得自己天资聪明，那么就做一流的题目；如果自认为天资不高，那么最好做二流或三流的题目。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切忌小本钱做大买卖（吕叔湘；参看陈建民1997）。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开拓性的选题不见得都是好题目。 有些笨题目也可以做出好结果，也可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笨题目也具有开拓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语言学界的为例：有些选题比较宏大，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如王力的《汉语语法史》（1989）、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1959）、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2003）等。有些选题具体切实，不容易上升为理论，如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193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等。有些选题看起来还很“笨”，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出好成果。但这些题目经过以上学者的打磨后，都“脱胎换骨”摇身一变变成了精品，甚至变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汉语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语历史文法》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释否定词‘弗’‘不’》“不但本身的结论重要，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开拓性”（朱德熙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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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的研究经历与教训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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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硕士论文 我1984年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当时，语法学界正在讨论汉语语法的特点：（1）李讷和汤普森（Charles Li&Thompson 1976）基于类型学的视角指出：汉语属于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属于主语突出型语言。（2）申小龙（1986）通过研究《左传》主题句发现，西方语言的句子是焦点透视型的，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抓住的了动词也就抓住了句子的灵魂；汉语句子是散点透视型的，句子不由动词组织的，而是“由简单明晰的时序和逻辑事理脉络贯穿的”。（3）范继淹（1983）发现，汉语句子的谓词前可以有多个NP，但不是每一个NP都和谓词直接相关。比如“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谓词前有三个NP（“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但只有“我”和谓词直接相关（充当施事），其他的都和谓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充当系事）。
这样看来，汉语句子的组织方式，似乎脱离了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控制。于是，我有了问题：这种句子是怎样组织起来形成句法上合格、语义上可以理解的句子的？我决心研究和搞清楚汉语这种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解释机制。为了便于研究，先简化一下问题：
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
a.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b.对 这件事情 我有意见。
c.我 对 这件事情 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的句法操作后，原来不明显的关系逐渐凸显了出来。“对这件事情”和谓语动词之间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意见”和“这件事情”之间有语义依存关系。这样看来，“这件事情老张的处理办法我有意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点：（1）状语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2）“意见”类名词有配价要求。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1985年，我跟导师倪宝元、王维贤先生汇报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并当众夸口：要形成具有开拓性的硕士论文选题——《汉语句子中谓语跟状语的格支配关系研究》。征得了导师的同意后，我开始动手考察跟谓语有格支配关系的句子。后来，受时间的限制，逐渐缩小了考察的范围，把重点放在了准双向动词上（如“来往、相识、交手、对立、服务、求援”等）。试比较：
我经常和他来往→*我来往
我去年和他相识→*我相识
我明天和他交手→*我交手
我一直和他对立→*我对立
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服务
我们向工人求援→*我们求援
我们求助于老师→*我们求助
我们受业于章门→*我们受业
这些动词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同现时，其中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随后，系统地考察了500多个准双向动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硕士论文《现代汉语准双向动词研究》。毕业后，该文删节发表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
2.博士论文1987—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继续沿着硕士的选题方向前进。此时的目标是：解决汉语名词的配价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做了现代汉语二价名词的研究，比如“意见、感情”类。然后又做了现代汉语一价名词的研究，比如“尾巴（部件名词）、父亲（亲属名词）、面积（属性名词）”类。
由于缺少后续的课题，无法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只好暂时搁下。和导师朱德熙、陆俭明先生商量过后，决定另起炉灶。基于先前对“坐着！”“听着！”类祈使句的调查与分析，我决定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冒进，也许会山穷水尽。
3.博士毕业后
博士毕业后，我将以前的想法陆续整理成文。（1）先发表了《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和《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4期）。继续推进，发表了《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和《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将前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化，形成了《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2014年第1期）等。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
袁毓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王恩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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