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十三經》之一，《左傳》的歷史與文學價值自不待言，其高妙的敘事藝術尤為後人推崇，唐·劉知幾《史通·敘事》贊之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明·焦竑稱美其“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疏附麗”；清人方苞則說“《左傳》敘事之法，在古無兩”。當下也有不少寫作者深受《左傳》啟益，希望在研讀其對《春秋》微辭隱義之生髮的基礎上，踵事增華，趙松的小說集《隱》便是當中最新的收穫，而且與唐諾、李敬澤等採取隨筆形式來“釋經”不同，趙松所要做的乃是採集來自“歷史濁流中的浮沫碎物”，以一種類似“神遊”的方式，去觀照那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年代裡陷入精神頹墮的世族內心之隱微，及其與春秋大局成敗、治亂的微妙共振。
本文分兩個部分，一是馬兵老師對《隱》的評論文章，談論了《隱》的思想、視覺觀感以及與《左傳》的同與不同。二是深港書評對趙松的專訪，聊到了從《隱》的書寫結構到時代對個人命運的解讀，這兩部分將對你閱讀小說《隱》有一定的參考與補充，但這本書對於個人閱讀始終是隱秘的，閱讀的過程是一次體驗，發現歷史與當下交替著某種隱微詩意。
《隱》
趙松 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2月
趙松 ZHAOSONG
作家。遼寧撫順人，現居上海。出版作品：小說集《隱》《空隙》《撫順故事集》《積木書》、志怪賞讀《細聽鬼唱詩》、隨筆集《最好的旅行》、文學評論集《被奪走了時間的螞蟻》。
評 論
《隱》： 在歷史訊息中捕捉文學的想象
○ 馬兵（山東大學文學院）
坦白說，如果抱著看歷史演義或故事新編的方式去閱讀的話，會發現《隱》不太好讀，它不但默認讀者要熟悉《左傳》，知曉“二子泛舟” “子見南子”這些掌故，還要求讀者具備良好的文學素養和開放的閱讀視野，至少能靜下心來，從史家排比史事、筆意縱橫的閱讀慣性中走出。因為，《隱》是一部安靜之書。集裡的八篇小說，除了《亂》之外，其他諸篇敘事節奏都被處理得非常緩慢，在編年體史書本事的映襯之下，有時甚至是淤滯的，就像王家衛電影中的抽格鏡頭，置身前景的主人公從容的身影因疊印在迅乎而變的時代之上而顯得格格不入，趙松不斷用獨白的方式帶讀者一起潛入人物豐饒卻殘敗的內心，在禮崩樂壞、刀光劍影的間隙裡，這些獨白凝定成寬綽絕美也是無力的嘆息，兀自飄零在歷史幽玄的暗道中。
還有，小說的景物和心理描寫極具耐心，且整體氤氳在一種巫性的氛圍裡；在結構和形式上，篇篇講究，尤其與全書同題的《隱》一篇，古今對位，三位一體；文字詩性盎然，不但體現於典麗工穩、情文兼勝的長句，還體現於將《詩經》改譯成白話之後嵌在文中帶來的特別的效果。
或許因此，趙松說他寫的並非歷史小說。其實，以現代想象看取歷史公案，方法很多，非止一種。讀完《隱》後，我想起的是馮至寫於1940年代的《伍子胥》。《伍子胥》本事也見於《左傳》《吳越春秋》《史記》等，在中國傳統的語義場中，伍子胥借吳滅楚，且對有殺父之仇的楚平王掘墓鞭屍，素被作為復仇之神，很多關於伍子胥故事的作品等都對此津津樂道。而馮至寫伍子胥，則重在他由楚入吳的逃亡，等寫到他被吳王召見，小說就結束了。
馮至說：“一段美好的生活，不管是為了愛或是為了恨，不管為了生或是為了死，都無異於這樣的一個拋擲：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我這裡寫的這個故事的主人公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離開熟識的家鄉，投入一個遼遠的、生疏的國土，從城父到吳市，中間有許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堅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 換言之，在馮至看來，小說所應呈現的乃是對生命之意義的領悟，而不是那個常人以為快意恩仇的巔峰。因此，他以反歷史高潮的方式寫就的這個小說也成了現代中國歷史小說最美的收穫之一。
趙松在《隱》中的努力庶幾近似。比之於微言大義的《春秋》，《左傳》對史實的記述要詳盡得多，杜預所謂“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但《左傳》亦深悟春秋筆法，很多事也是點到為止，要讀者自己咂摸回味才可悟得其中三昧。顧隨認為“文章中《左傳》比《史記》高”，原因就在於“《史記》有多少說多少”，不像左傳，更懂“隱”與“昭”的辯證法。趙松正是從《左傳》各種零散的歷史訊息中捕捉到文學想象的空間，立意去寫這一系列故事的，且他寫這些故事又不在傳奇之渲染，而在心靈之探尋。
如《夏》一篇，寫的是夏姬。夏姬在《左傳》中並沒正面出現過，其美豔形象都出自他人之口。《左傳·宣公九年》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又《左傳·成公二年》載楚莊王“貪其色”，《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通過叔向母親之口道出夏姬“甚美”，等等。趙松既沒有順著史書把夏姬寫成紅顏禍水，也無意做簡單的翻案文章，而是把夏姬寫成一個介於神巫之間的通靈者，一個如地母一般滋養一切的人。在殺伐與戰事之後，她總要進行招魂，這儀式不但賦予自己無與倫比的莊嚴，她對身邊男性的慈悲與禱告也見證了由男性主導之歷史的殘暴和虛妄。又如《隨》一篇，也是獨白形式寫來。在楚國虎視眈眈之下，隨國居然能以禮樂教化的強大獲得長久生存的機會。小說處處將隨侯之安靜與楚王父子之狂躁作比，寄予對歷史的感興。隨侯時刻充盈的對山川萬物的美感和對人倫之情的體貼，他的以退為進，在整個春秋無道的大墮落中更顯得難得，也更顯得蒼涼。
對於為何以“隱”為題，趙松自己的解釋是“這個字充分概括了我們這個社會從春秋時代到當代始終如一的狀態，無論是在歷史中，還是在日常中，也包括在文學裡，真實的人與事總是會輕易就被隱沒的”。史書多半由帝王與英雄寫成，在厲行高蹈的飛揚之下，他們作為常人的安穩、細膩的生活體驗，以及置身亂世中的殘缺與破碎感，都是隱藏起來的，沒留下太多記錄，更乏悉心的體會和回味。
《左傳》“經”“史”互動，在歷史事實和價值詮釋中更偏重後者，它的“解釋的焦慮”才那麼具有動人的力量。《左傳》的英譯者李惠儀認為，《左傳》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便是“標舉秩序的修辭”與“充斥衝突、破壞、欺詐、奸邪的記錄”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左傳》以道德體系建立起來的修辭結構，又是如何駕馭其中權力關係的書寫？”趙松用“神遊”、迂迴的修辭，進入那些幽昧的空間，發掘在嚴絲合縫的歷史榫卯結構外以“脫序”狀態存在的人之靈魂的戰慄，這其實深合《左傳》之道，乃是一種真正以文學方式完成的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訪談
↓
所謂的人性，可能也有被淹沒的命運
文學對歷史的責任
Q
對於沒有讀過《春秋左氏傳》的讀者，閱讀《隱》會不會有一定的門檻？或者你有什麼閱讀建議？
趙松：儘管這本小說集的素材都來自《左傳》，但作為小說文本它們還是有自己的獨立性的。也就是說，它們並不是對《左傳》的解讀，所以即使沒讀過《左傳》，也仍然可以體驗文本所營造的情境。然後再有興趣去看《左傳》的話，我相信就會感受到不一樣的角度和敘事的狀態。我其實沒什麼可建議的，如果一定說的話，就是稍微讀的慢一點，然後去讀一下《左傳》。
Q
書的腰封上有句話：“捕捉《左傳》裡的詩意微光，關注亂世中的個人命運”，其中的“詩意微光”是如何發現的？它們又是怎樣打動你的？我們常常只關注歷史的發展，看中時間線上的重大事件，卻往往忽略個人的存在，你覺得這是否是中國史學問題，而文學則有責任去補充？
趙松：在春秋時期，那些貴族們自小所受的教育裡，《詩經》是必讀書，平時無論是貴族間的交際，還是各國間的外交，都會經常引用《詩經》裡的句子，大家差不多都是張口即來的。所以在看《左傳》的過程中，不管作者的行文如何樸素簡約，通過那些偶爾浮現的《詩經》裡的句子，還是能在所謂“禮崩樂壞”的日益混亂殘酷的進程中，感受到某種微妙的詩意之光，在那些獨特的人物（無論是中正的還是另類的）言行舉止後面閃爍不已。在中國，漢以後，基本上只有勝利者的史，而再無獨立之史。跟歷史分處不同領域的文學，當然也不可能去“補充”什麼，而只是希望能在那貌似塵埃落定的歷史之網上重新打開一些結，留出更多的屬於歷史中的個人的想象空間，讓人的氣息流動起來。我覺得如果文學有什麼責任的話，那就是在所有下結論的地方、所有確定無疑的僵化終點創造出新的起點，在任何禁錮思維與想象的牆壁上鑿出逃離之洞來。
給每個人物占卜一卦
Q
我們來聊一下章節的佈局。你在每一章節的開頭都引用了《焦氏易林》中的詩句，這個起源於《易經》的文本有哪些可讀之處？借用於本書是否有意突出個人命運？
趙松：《焦氏易林》在我看來可以說是歷代治《易經》者中最為獨特、最有魅力、文學成就最高的成果之一。我們看到的《易經》，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周易》文本，就是對六十四卦的基本解釋。《焦氏易林》則相當於重寫了《易經》的卦辭，而且不但重寫了六十四卦的每爻卦辭，還把六十四卦的每一爻變化後產生的變卦卦辭也都寫了，更為重要的是，他寫的每一條卦辭，都是詩體的，也就是說，《焦氏易林》在文體上還是部從內容到形式都很豐富的詩集。當時寫的時候，就是給每一篇小說的主要人物用《易經》占卜一卦，用的是拆字法，然後把動爻的卦辭放在那篇小說的前面，算是立此存照吧。我對《易經》裡占卜方面的知識始終是很有好奇心的，當然我也只是略有了解，遠不是什麼行家裡手，我始終在關心的，其實就是在命運面前，人的個性、生命力跟他者的關係所導致的種種不確定性，決定了命運圖景展開的方式。對於只此一次、不會重來的人生，其實只有體驗本身是有意義的，而這或許才是探討命運實質的基本前提。
Q
每一章節的標題是不是也有特別的寓意，比如有隱喻色彩的“泛舟”，有寫人物的“夏”，有突出某個事件的“子見南子”，還有以國為題的“隨”，是否能舉例說明一下這些標題的作用？
趙松：其實只是希望能簡約一點，樸素一點，安靜一點，字儘量少，然後多一些利用漢字本身特有的那種曖昧性和微妙性，以及相應的心理暗示意味。像《泛舟》是取自《詩經》裡的《二子乘舟》前兩句“二子乘舟，泛泛其景”。而《夏》，則是從夏姬的那個“夏”裡聯想到了萬物繁榮的天氣神秘莫測的夏季，這當然是某種“斷章取義”，但平日裡又有多少人會無緣無故地單獨注視這個“夏”字呢？其實在我看來，被各種傳聞覆蓋了的夏姬，就跟這個“夏”字一樣，是有著很大的陌生元素在那個名字背後的。
再比如說《隨》，隨國在《左傳》裡是個小國，但實際上歷史和文化都非常的悠久，政治地位也相當特殊。這個“隨”字後來還有其它的意思，隨意，隨和，隨遇而安，隨心所欲……就是會有種很柔的氣息在這個字裡面，就像隨國在抵禦楚國的漫長過程中所採取的方式，這有某種智慧在其中的。像《蘭》，當然這個名字就是一個象徵，就像鄭穆公（公子蘭）的靈魂的出處與歸宿。像《子見南子》，這個標題其實只是暗示了一個背景，而小說真正的內容是孔子與子路的最後道別。
最根本的探討還是“道德問題”
Q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的環境下，“逆行者”這個詞成為當下一個特殊名詞。閱讀這本書時，與人物命運一同起伏，會想到了久遠年代的他們也像是“逆行者”，你同意這個觀點嗎？春秋與當代是否存在某種聯繫？
趙松：春秋時期雖被稱為“禮崩樂壞”，且各國之間時有徵伐，但跟後世朝代的亂比起來，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否則的話，春秋時期也不會成為中國思想誕生的黃金時期了。後世對孔子的聖人化塑造，給人的感覺就是春秋，好像只有孔子在致力於恢復甚至重建周禮的秩序，像個“逆行者”。
實際上，我們無論看《論語》，還是看《左傳》，不難發現，春秋時期令人敬重的人物各國都有，他們在很大程度被視為正直、忠誠、勇氣的象徵，奉行的是天道，走的是正路，堅持自己的道德理念、維護合於禮的政治秩序，不管他們的命運如何，在當時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也極受各國敬重，因為他們都是大寫的人，有情有義敢擔當。在那個禮制逐漸崩解的時代，他們都是傾盡全力維繫傳統的道德/權力系統的人，儘管他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仍舊會不惜以命相搏。
那麼，春秋時期跟當代是不是有某種聯繫呢？其實正如歷代史家在探究春秋史實與經驗教訓時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最為根本的探討，也還是“道德問題”。周王朝權威不再，周禮自然式微，它的道德約束力也就逐漸消解了，這就是春秋之亂的根本。當代社會，不管中外，其實都在面對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道德問題”——什麼樣的原則與立場，是人類應該共同遵守的？現在這個世界所發生的種種問題現象，看起來其實挺像春秋時期的，就是各種道德底線在不斷被突破，在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純粹的利己主義的思維與行為大行其道。不管“二戰”後這個世界曾經建構起來什麼樣的秩序，到了現在，基本上都已經瓦解了。在我看來，這次疫情的全球化，跟南北極罕見高溫及冰蓋的迅速融化一樣，都可以被視為舊體系瓦解的象徵。只不過，這裡所說的舊體系，可能是兩百多年來人類努力構建起來的那個龐大的全球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體系。
Q
你在接受採訪時說過，你最關注的是中國人的思維以及詩的方式。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了嗎？你用文學讓我們重新讀到一種少見的、優雅的，卻又熟悉的敘事風格，你所表達的是真實的春秋，還是中國人所遺忘的東西？
趙松：只要我們還不是太過遲鈍和麻木，在看中國古代的書法、繪畫、詩文，甚至小說、筆記時，是不難感受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狀態的。古人無論寫字作畫、賦詩行文，都講究留白，計白當黑，有無相生……等等。當然經過二十世紀前半段的不斷革命，隨著傳統社會模式的徹底瓦解，實際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狀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傳統與當代的斷裂，是深層的根源的斷裂。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讀小學的時候，就對古詩文非常的反感，我相信這一點今天的孩子們會有同感，因為從來就沒有真正熱愛它們的人來把它們的好與美講解給你聽，而且它還不像英語那樣“將來會有用”，就顯得更加的可惡了。這基本上就是四十多年來我們對傳統的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也是對始自五四時期的更為激烈的反傳統態度的不自覺延續。至於為什麼要寫這些春秋時期的故事，為什麼要寫得如此的曖昧，而不是明明白白的講些動聽故事？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只不過是我希望人們能多想想個體意義上的人的時代處境與感受，跟史書上的記載是會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真能拋開那些模式化的思維方式，那麼看個人的方式也會隨之發生改變，就能看到很多令人驚訝的東西，那是一個人的內在的真實存在。只有懂得如何去發現一個人的獨特存在，才有可能懂得如何去尊重那些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命的個體。
Q
我們該如何看待春秋時期的人與智慧，就這部《隱》而言，你希望我們看到什麼？而“隱”字又能說明什麼？
趙松：春秋的時候，雖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國，但實際上人口密度還是很小的。人的生活空間，跟周遭的自然界相比，還是非常狹小的。這就意味著那個時代的人，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都還能保有某種率真自然的屬性，跟後世的人比起來，會顯得更為性情隨意一些，而且沒那麼多的一本正經。所以那個時代才會產生那麼豐富的思想。說到我希望讀者看到什麼，其實我並沒有這麼想過。我只是完成了它，這是我想做的事，我做完了。至於別人會不會讀它，如何讀解它，我真的無法想象。要是有人讀了它，然後就去看《左傳》，那我會覺得這是我所希望的事。關於那個“隱”字，我只是想傳達，對於歷史而言，個人生活的世界幾乎是不存在的。曾經有很多真實的人與事，被歷史與現實遮蔽或淹沒了。我甚至有種預感，將來有一天，所謂的“人性”，可能也會有這樣的命運。
■《深港書評》，伍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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