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是毫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理髮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離不開的行當，隨著疫情防控的逐步見效，一些符合標準的理髮店和“TONY老師”陸續開始復工。因疫情影響，民眾更加留意理髮店的衛生狀況，理髮師們也在服務過程中自覺自願地戴上了口罩。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關於理髮師是否應佩戴口罩，曾一度也是個社會熱點話題。包括上海、北平（北京）、杭州、廣州等在內的全國多個城市，出於理髮行業防治傳染病的需求，推出了“理髮師需佩戴口罩”“理髮器具應消毒”等一系列衛生管理舉措。但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要讓“TONY老師”們在理髮過程中主動地戴上口罩，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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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剃頭房”到“理髮店”
1860年代，上海的剃頭匠
“理髮”一詞原先意為“梳理頭髮”，而修剪頭髮則被稱為“剃頭”。由於儒家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所以漢族一般不會剪斷自己的頭髮。
隨著清朝推行“剃髮易服”的政策，出現了“剃頭”這一行當，進而形成了剃頭擔、剃頭店、剃頭房等從業模式。北京的剃頭業還有著自己的行會，其會館稱“挑行會館”，制定行規，連絡著北京城近一千多家剃頭房。
《北京剃頭房與理髮店之今昔》
《每週評論》1919年第5期
晚清時期，幾個法國人在上海南京路上開設了一家名為“Parisian Saloon”（巴黎沙龍）的理髮店，被人們稱為“法國剃頭店”，這也是上海乃至全中國較早的西式理髮店。不過，西式理髮店在中國各地大量湧現，則是“辛亥革命”引發國人剪辮風潮並養成理髮習慣之後才有的事情。城市裡的剃頭房日漸式微，雖然仍有少部分剃頭師傅靠此謀生，但西式理髮店還是逐漸增多併成為有一定規模的服務行業。
“真正衛生改良理髮館”
20世紀以後，隨著社會公共衛生意識的不斷增強，關於理髮店的衛生狀況一度成為一個社會話題：一是理髮師的個人衛生，主要在於理髮師和來來往往的顧客有著近距離的密切接觸；二是理髮器具的清潔衛生，主要在於鋒利的理髮器具直接接觸發膚，因而容易傳染各種皮膚病、呼吸系統疾病等等。
20世紀上半葉，高檔理髮店內景
1919年，劉雨三曾撰《理髮館的衛生》一文，提出以加強理髮器具消毒的辦法來解決理髮的衛生問題，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十條：
加強理髮器具消毒
一、剃刀在使用前最好用酒精燒一下，或者將之浸入酒精再用棉球擦拭，保證消毒的同時以防損害質地；
二、剪刀應和剃刀採取同樣的消毒方法；
三、剪髮器用過後應煮沸再用；
四、肥皂刷用過應放置在昇汞水內；
五、肥皂壺使用過後應用潔布擦淨；
六、白粉刷最好用棉花球替代，用過之後再燒掉丟棄；
七、手巾應用一次洗一次，如客人能自備則更好；
八、白披布用過就應洗滌淨；
九、梳篦用過之後應煮沸再用；
十、理髮刷用過後應放於福爾麻林氣箱內一小時，或浸入昇汞水內，最好多備幾把。
此外，他還著重強調理髮師的個人衛生，特別是理髮師應注意口腔清潔，還需戴上一個口罩，以防吸入細微毛髮和其他的傳染細菌，外衣也應常常洗滌，指甲必須先用肥皂洗乾淨，再用酒精或昇汞水消毒。在劉雨三看來，只有做到以上衛生措施，才算“真正衛生改良理髮館”。
可以說，劉雨三在國內較早地提出理髮師應佩戴口罩以防出現衛生問題的觀點，而當時距伍連德於1910年東北鼠疫期間設計發明“伍氏口罩”也還不到十年時間。此後，理髮行業的衛生問題逐步受到醫學界的關注，如顏守民、吳碩佐等西醫分別在1923年、1924年的《醫事月刊》上發文講論理髮衛生的重要性。
吳碩佐：《我的衛生理發談》
《醫事月刊》1924年第4期
吳碩佐在文章中提出了四個理髮衛生的原則：
（一）
理髮師在工作時應禁止說話；
（二）
理髮師的手指應消毒；
（三）
器具應消毒；
（四）
理髮人頸部和麵部也應消毒。
此外，他還認為應當取消理髮店的“掏耳”服務，因其容易引起耳科疾病。吳碩佐在第一個原則上，還特別強調理髮匠不僅不應談話，並且還要戴上口罩，“那就可完全保險了”。
醫界的呼籲也的確改善了部分新式理髮店的衛生狀況。1928年在上海法租界開設的天香女子理髮社，不僅因其聘用女子理髮師為男女顧客理髮走在時髦前沿，也特別注重藉助衛生清潔的宣傳，來吸引顧客。
女理髮師在為顧客服務
上海率先頒佈理髮店衛生規定
1929年時各地相繼在政府公報和民眾刊物上刊出《理髮館衛生十二要》的口訣，具體要求如下：器具消毒、手巾消毒、圍布潔淨、面盆潔淨、禁止打眼、禁止挖耳、禁止刮鼻、發匠清潔、光線充足、灑掃清潔、室溫適宜、裝置清潔。 可以說，這個口訣是對劉雨三等人早年呼籲的實踐。
針對理髮店存在的衛生問題，上海特別市政府則於1930年1月率先制定出《衛生局管理理髮店規則》，並報衛生部備案。這個地方衛生單行章開了彼時專門治理理髮行業衛生狀況的政策先河。此規則共分11條:
第一條規定理發店必須遵照工商業登記規則，在社會局登記，再轉送衛生局審查合格後，方可以給予營業執照；
第二條則強調理髮店須遵照衛生局的指導，隨時改良；
第三、四、五條要求理髮店使用的各項器具必須隨時擦淨並用酒精消毒，圍布、頸巾、手巾、面盆等必須保持潔淨；
第六條則指出理髮店內牆壁、地板也應保持清潔，還須多備痰盂，不得隨地涕吐；
第七、八條要求理髮師工作時必須穿戴白色衣帽，也不得替人放血挑痧以及打眼刮鼻等；
第九條則強調理髮店必須保證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夏季還應裝設紗窗；
第十條則規定，違反這一規則的理髮店或理髮師將會被處以一元至五元的罰金，屢犯不改者則將被吊銷營業執照；
第十一條說明該規則自1930年1月15日上海特別市政府核准後立即執行。
《上海特別市衛生局管理理髮店規則》
《上海特別市政府公報》1930年第43期
此規則從衛生行政管理的角度具體化了上文提到的《理髮館衛生十二要》，尤其第十條規定更是頗為“硬核”，違反這一規則的理髮店或理髮師將會被處以一元至五元的罰金，屢犯不改者則將被吊銷營業執照。在上海推出該規則後，汕頭也於1931年推出類似規章，北平、杭州、廣州等城市也加強了對理髮行業的管理和監督。
1934年上海市又發佈了
《修正上海市管理理髮店規則》，主要的修正在於：一是在第七條上增加了理髮師在給顧客修面時必須戴“嘴罩”（也即口罩）的要求；二是將罰款額度調整為“一元以上十元以下”。
《修正上海市管理理髮店規則》
《上海市政府公報》1934年第143期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規則的實際執行並不順利，許多理髮店並不遵照施行。1935年1月間上海市衛生局又不得不函告公安局發出訓令，特別指出理髮店大多在器具消毒和戴口罩兩點上執行不力。
因口罩而引發理髮師大罷工
1934年，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在這一背景下，南京、無錫、蘇州等地都進一步明確要求理髮師在工作時一律戴上口罩，以防傳染病的傳播。南京衛生事務所還特地從上海訂購了一千餘枚口罩，分送每家理髮店一枚，其餘口罩由各店自備，且對從業人員進行體檢。但是，這一舉措在實際推行中並不順利。
1940年上海“南京理髮公司”內景
《新興粵曲集》1940年第1期
1936年2月蘇州地方當局重申前一年的禁令，並要求2月1日起所有理髮店從業者必須佩戴口罩，但是效果依然不佳。
時人評論說，戴上口罩對理髮師本身並沒有什麼損害，反而顯得高尚和美觀，不能因為不願意戴就將之與狗所戴的嘴罩相類比；且針對蘇州地方理髮業執行不力的情況，該評論人諷刺道，“言者諍諍，聽者藐藐，現在二月將過，蘇州的理髮匠，嘴上依舊空悠悠，教你罰不勝罰，……”
靈脩：《蘇州理髮匠的口罩》
《金剛鑽》1936年2月28日第2版
到了1936年，上海衛生局加強了取締工作，雖然一些理髮店購置了口罩，但大多束之高閣，備而不用，大多是一些規模大的理髮店的理髮師才注意佩戴。“意美法良”的政策出臺後，如何推進有效治理，成為彼時上海衛生局和社會各界討論的議題。1937年8月1日，還未受到日軍侵擾的廣州，也施行了理髮師佩戴口罩的措施。而在江西九江地方，推行佩戴口罩的舉措引起了理髮業組織的罷工，主要的理由是：時值夏季，理髮師們戴上口罩多有不便。
當年有不少街邊剃頭攤，衛生管理難度很大
彼時，各地推行理髮師工作時戴口罩的要求，亦是從公共衛生防治傳染病的角度出發的，且對理髮師和顧客都有益處，並不存在對此行業從業者的特意苛求。不過，面對此項舉措難以實施的境況，時評既有對理髮師不戴口罩的批評，也有論者認為不必專門對理髮師做出如此嚴厲的要求。“抗戰”結束後，各地為了避免白喉、肺炎、流行性感冒等傳染病，還是重申了關於理髮師佩戴口罩的政策要求。
據上海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因《新聞報》指出理髮師戴口罩執行不力，1946年2月上海市衛生局與警察局又就此問題有公函往來。可見，公眾輿論對理髮店衛生狀況特別是戴口罩問題的關注，也反過來促使行政機關加強了相關管理。
1946年，上海市衛生局
就理髮師戴口罩執行不力的問題，
致函上海市警察局
（上海市檔案館藏）
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有關“理髮店衛生問題”的往事，不外乎是走了“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的老路。近代醫界人士對理髮店清潔和公共衛生之間的關係多有討論，在此基礎上，地方衛生管理部門出於防治傳染病的需求，針對理髮業的特殊性，加強了對該行業衛生清潔狀況的監督，特別是要求理髮師從業時佩戴口罩。而在上海率先出臺相關管理規則後，其他地區也相繼推行，對提升公共衛生有很大的助力，但卻並沒有完全改善整個理髮業的衛生狀況。特別是在理髮店由於資金和設備的差別分為不同等次的情況下，一些條件差些的理髮店的衛生就很成問題。
而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也出臺了類似的管理規則，要求理髮店及浴室等公共場所注重衛生問題。在當下全民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時期，梳理這一段與理髮店衛生問題相關的往事，或許也能給予我們一些持續加強防疫意識的啟示。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當下
理髮師和顧客都戴上了口罩
排版：王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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