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思維模式

過程考古學的思維模式是由微觀而宏觀的，由具體到理論的，正所謂管中窺豹，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就是因為在研究考古材料的同時，它還會從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出發，還會參考中程理論。形成微觀與宏觀結合、三條推理（演繹、歸納、類比）路徑同時並用的研究模式。

考古學的思維模式

因為偶然的原因，接受了一個非專業人士的訪談，作為行外人，他們希望瞭解考古學的思維模式，看看對其他學科有沒有啟發。當時具體談了什麼已經忘記了，但是對這個問題印象非常深刻。作為考古圈內人，很少有人會問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有許多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不會關注這麼“沒邊的”問題。行外人有點像“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他們的問題一下子抓住了考古學本質。

考古學的獨門秘笈是什麼？或者說，考古學吃飯的本領是什麼？如果考古學沒有什麼獨門絕活，憑什麼可以稱為一門學問？

因此，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不僅因為它關係到我們的價值，還有更深層的含義，那就是反思——考古學的思維是否固化，是否存在某些定式。考察一下考古學思維模式的變化，可能也有助於我們把握考古學的發展趨勢。

每個學科都有思維模式，如經濟學是圍繞利益展開的，理性的經濟人不會做虧本的買賣，所有的機會都會有成本，經濟學就是要去權衡收益與成本的比例。政治學是圍繞權力展開的，權力有許多種，政治學更關注公共權力，關注其獲得與失去的可能。這些學科都會將相關的問題視為自己的專業領域，通過解決相關的問題進而影響社會實踐。

考古學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專業領域的？目前的中國考古學似乎比較滿足於多學科的方法，更看好科技考古的進展。如果要問考古學獨有的思維模式，可能真的會難住許多考古學研究者。

我曾經寫過一篇“中國考古學家的危機”的小文，學界有些反響與共鳴，其主題跟本文的主旨有點像，作為考古學者，我們的立身之本是什麼？僅僅考古發掘是不夠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技術工人都可以勝任這樣的工作，實際上也確實如此。

我以前把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當作考古學的宗旨，這個宗旨與歷史學是共同的，並沒有體現出考古學的特殊性，我們還得進一步去探尋。

我想絕大多數考古學者馬上就會想到考古材料，考古學以實物遺存為研究對象，這是考古學成其為一個學科的基礎。

最早的時候，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側重研究器物，辨別真偽，判斷年代，解讀銘文，正所謂“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最終目的如呂大臨所言，“探其製作之源，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

西方近代興起的古物學開始注意出土物的共存關係並器物形制的演變，從而把人類的史前史劃分為石器、青銅、鐵器三個階段，也就是著名的“三代論”，它開啟了通過古物來構建史前史的先河。

後來，為了更好的瞭解共存關係與器物演變，在近代古物學的基礎上發展出考古地層學與類型學，形成田野考古方法，然後把一定時空範圍的有共同特徵的遺存稱為一個考古學文化，用以代表特定的人群。

至此，考古學有了自己的理論、方法，再加上之前已經建成的近代博物館以及相關社會實踐機構，考古學正式形成。其後，發掘方法日漸規範與精細，材料分析的手段也越來越多，博物館、考古公園等相關文化設施也越來越多。

簡單地回顧一下考古學發展史，不難發現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確都是圍繞考古材料展開，所謂考古學的思維模式也只可能來源於此。

如果有機會與典型的中國考古學家聊天，的確是能夠感受存在某種統一的思維方式的。

這裡所說的“典型的中國考古學”主要是指新石器-夏商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因為受文獻影響太大，以至於不那麼典型；舊石器考古則是因為受到自然科學影響太大，也不那麼典型。

我曾經著文（《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分析過三個分支之間的關係，典型的中國考古學中形成了文化歷史考古範式，其中包括完整的概念綱領、支撐理論與實踐體系，並對另外兩個分支產生了強大的影響，雖然於這兩個分支而言，典型的中國考古學中流行的“考古學文化”的概念並不怎麼適用。

典型的中國考古學家會非常關注陶器的形制與紋飾，注意它們可能受到的文化影響及其淵源流變，通過它們來了解不同地區古代人群的關係：人群遷徙或是文化傳播。就好比現在中國與美國一樣，在中國能夠看到許多美國文化的影響，如T恤衫、牛仔褲，影響非常廣泛；當然，在美國也能夠看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不過更多是呈點狀的，這是因為有中國移民的緣故。

不同文化影響的分佈形態反映美國文化相對而言是一種強勢文化。以遺存特徵的異同來追溯人群之間的關係，在沒有文字材料的時代，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參與這方面探討的研究者，需要非常熟悉考古材料，按蘇公的說法，也多摸陶片，形成感性與理性統一的認識。按照這種考古學的思維模式，你可以把握史前遺存的時空範圍，能夠大致體會到不同地區文化影響力的強弱。

就我個人而言，受過程考古學的影響比較深，思維方式有所不同。過程考古學有個經典的信條，“更科學，更人類學”，就是儘可能採用科學的方法，重建人類學式的人類過去。

所謂科學方法有兩層意思：

一是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

一是在一般意義上採用科學方法論。

前者的使用比較普遍，不同的考古學範式都有這方面的主張；特殊的是後者，它意味著考古學研究要採用類似自然科學的結構，探尋事物背後的機制與原理。

所謂更人類學，它與更科學是相輔相成的，

另一方面要了解人類文化適應的機制與演化規律。

正是受到過程考古學的影響，我把考古學推理分為兩個類型（可以參考《考古推理的結構》一文，《考古》2007年第10期），一個可以稱為 微觀考古，它非常像是刑偵工作，考古研究者需要根據考古現場的狀況儘可能重建過去發生的人類行為。

除了精細的發掘、多學科的分析，還要基於中程研究（民族考古、實驗考古等）提出合理的假說，然後進一步驗證。 就這個方面工作而言，它區別於文化歷史考古的地方就在於中程理論。

過程考古學認為考古材料是零碎的，我們不可能都找到如龐貝古城那樣完成的材料，因此非常需要可以參考的框架（基本結構與過去類似，具體細節不論），從而把零碎的材料拼接起來。因此，中程理論研究越成功，就越有可能準確地基於有限材料重建過去。

當然，過程考古學並不僅僅滿足於重建過去人們的行為，比如知道了工具的功能、遺址中曾經有屠宰動物或是分享食物的行為，過程考古學更希望瞭解這些事實所代表的意義，在人類文化進化、文化適應、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意義。 這就需要考古學推理的另一個類型，我稱之為

比如說我看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的考古材料，它出自三個文化層，分別屬於裴李崗文化、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通過石器組合、動物遺存特徵、遺址結構，我看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的狩獵採集者過著高流動性的生活，但是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人們的流動性明顯降低，石器中更多采用當地的原料，加工更加隨意，同時耐用的大型工具增加，如此等等。

從狩獵採集者的文化生態學的角度來說，我們知道流動性是狩獵採集者賴以生存的根本策略，流動性的喪失 正是走向農業起源的關鍵一步。我從考古材料中看到了文化適應的重大變遷。過程考古學的思維模式是由微觀而宏觀的，由具體到理論的，正所謂管中窺豹，它之所以能夠如此，就是因為在研究考古材料的同時，它還會從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出發，還會參考中程理論。形成微觀與宏觀結合、三條推理（演繹、歸納、類比）路徑同時並用的研究模式。

過程考古學走的科學道路，但是考古學最終研究的還是人，還有社會。後過程考古學提出，

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客觀外在的世界，而是一個人長期參與並不斷賦予了意義的世界。一草一木都是有意義的，松竹梅，歲寒三友，是中國人砥礪品德的伴侶。無疑這些意義是歷史的，也是情境的，它屬於中國文化。在紫竹院的橋亭上看到對聯上寫著“竹本無心節外偏生枝葉”，又是另外一番意思。

意義是多重的，不同情境中的表現可能不同。後過程考古學不再把考古材料看作客觀實在之物，而是被賦予了文化意義的物質，賦予意義的過程往往與社會矛盾密切相關，試圖消弭或掩蓋某些矛盾。

由此，後過程考古學會關注社會政治方面的內容，不僅是關注過去的，而且關注考古學與當下社會的關係。社會政治內涵無疑是非常豐富的，階層、民族、宗教、性別、年齡等等都可能切入其中，構成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

後過程考古學的思維模式是人文主義的，它強調理解，從內部去理解，以切身體驗的方式形成共情式的理解。相比與過程考古學的解釋來說，理解，設身處地的理解顯然要更加深入。

三種思維模式不是對與錯的關係，它們在考古學研究中都會用到。三者的出現前後相繼，後來者是在前者基礎之上的拓展，考古學總是想盡可能探索更廣闊、更深入的內容，獲得儘可能可靠的知識，儘可能更有利於當代社會。三種思維模式都服務於這樣的目的。三種思維模式如此不同，以至於我們都禁不住懷疑，考古學是否有屬於自身的思維模式。

思維模式都產生分化了，怎麼會沒有屬於考古學的模式呢？考古學最基本的思維模式還是圍繞物質遺存展開，不論是哪一種模式都離不開這個中心點。考古學家就是能夠從殘碎的物質材料中發現歷史的人，這是考古學家的絕技，為此他們訓練一系列的技巧，如石器考古、陶器考古、墓葬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如此等等。

當然，特別需要提醒的是，考古學家之所以能夠大海撈針、沙裡淘金，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大海、有金子，這也就是說，他們本是就是了解歷史、社會、文化的人，如果他們的頭腦中沒有這些儲備，物質材料本身又不會說話，他們如何能夠發現歷史呢？

從材料到理論，從理論到材料，這兩條基本道路是三個模式都共有的，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後者是次要方面，兩者相輔相成。中國考古學中有不少研究跟西方考古學的研究類似，但是缺乏理論研究的支持，比如景觀（風水就是景觀之一）的研究，所以不能達到理論與實踐相互促進的目的，這是我們今後特別需要彌補的。

考古學的思維模式類似“格物”，考古學家會站在一件古代器物或遺蹟前，反覆觀察，細心琢磨，瞭解它的特徵、功能、性質；還會心遊萬仞、浮想聯翩，發思古之幽情。這裡 考古學的思維方式是思與情的結合，是邏輯理性與感性體驗的結合。

簡言之，考古學的思維模式是立足於物質遺存的進行推理的同時，從社會、文化、歷史等角度進一步理解物質遺存的意義。之所以必須這麼做，因為考古學家是要通過物來研究人本身。忘記了人的考古學研究就只是材料與技術層面的，忘記了物的研究，考古學研究就喪失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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