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坤（1893—1997），蕭山新街街道長山頭村人。1920年12月創辦浙江首張工人報——《曲江工潮》。1921年參加衙前農民運動，失敗後進入上海民國日報社工作。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杭州黨小組的建立。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年8月被捕入獄，直至1935年因病保釋出獄，獄中因失去與黨的聯繫而脫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監察委員會參事、監察部參事，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其間多次申請要求恢復黨籍。直至1981年6月，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重新入黨。1997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4歲。
徐梅坤
創辦浙江首張工人報
徐梅坤出生於杭州蕭山新街富家塔村（現新街街道長山頭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6歲起就在錢塘江邊打柴、割草，補貼家用，10歲獨自離家外出謀生。16歲開始正式學印刷工手藝，逐漸成為一名熟練的印刷工人。在印刷行業工作，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新文化和新思想，養成了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1920年，他在浙江印刷公司做工時，開始自發地搞工人運動，組織杭州印刷工人團體——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會，發起出版進步刊物《曲江工潮》。《曲江工潮》乃浙江工人的第一張報紙，也是全國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每月兩期，公開發行，每期印數約200份，總共出版了十幾期。
浙江印刷公司工作現場
1921年下半年，因罷工鬥爭，浙江印刷公司關閉，徐梅坤輾轉浙江省立貧民習藝工廠後回到家鄉，投入正在開展的衙前農民運動。在衙前，他積極聯繫周圍許多村，用城裡工人罷工的事例鼓舞鄉親們的革命情緒。後由於當局的鎮壓，衙前農民運動失敗，徐梅坤離開蕭山，來到上海，希望能找到一條通往光明的道路。通過邵力子的關係，他進入上海民國日報社印刷廠當排字工。在黨的指引下，他接受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的薰陶，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中。次年2月經陳獨秀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歷史上較早的工人黨員。
有鑑於印刷工人知識水平較高、比較容易開展工作，徐梅坤向陳獨秀建議，黨應該先在印刷工人中籌建工會，陳獨秀表示贊同。他又主動向陳獨秀提出去商務印書館開展工作，在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他認識了沈雁冰（茅盾），後經沈雁冰介紹進入印刷廠。這一時期，徐梅坤擔任以印刷工人為主體的工人群眾團體“上海旅滬工人同鄉會”理事長，開始發展基層工人黨員，建立工會組織。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四大書局——商務書局、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均先後有了中共秘密組織。1922年底，有2000多名印刷工人參加的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成立，徐梅坤被推選為主任。
黨的“二大”以後，中央決定將上海地方委員會改為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徐梅坤擔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第一屆書記，委員有沈雁冰、俞秀松。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除直接管轄上海工作外，還負責江蘇（長江以南地區）、浙江兩省黨的工作。徐梅坤分管杭州、紹興、寧波一帶黨的工作，於1922年8月到杭州開展建黨工作，9月中國共產黨杭州小組成立，這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組織。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徐梅坤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偕同王振一代表江浙區出席會議。他從上海乘英國輪船“怡和”號前往廣州，同船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孫雲鵬等人。從會議議程表中可以看出，6月14日，會議議程是各區工作報告，其中徐梅坤作《上海地區工作報告》。徐梅坤的工人運動經驗較為豐富，和他一起做報告的人，包括毛澤東、李大釗、譚平山，都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三大”上，徐梅坤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組織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中共“三大”後，徐梅坤以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身份著手發動工人武裝運動。其時，上海各工廠的工潮此起彼伏。1925年5月，徐梅坤因患白喉住在寶隆醫院。30日這天，文治大學等幾個黨支部負責人到醫院找徐梅坤，告訴他工人遊行隊伍在老閘捕房受到軍閥當局的武裝阻攔。徐梅坤不顧疾病在身，到現場帶領隊伍前進。當經過老閘捕房門口時，反動當局竟向赤手空拳的遊行隊伍開槍，頓時血肉橫飛，死傷遍地，10多人當場犧牲，許多人受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五卅慘案後，學校罷課、工廠罷工、商店罷市，形成了上海全市“三罷”高潮。不久全國各地都捲入了這一愛國運動。此時，上海有組織的印刷工人已達到四五萬人，上海印刷總工會應運而生。是年8月，上海各印刷各業工會代表大會召開，正式成立了上海印刷總工會，徐梅坤當選為委員長。1925年底，江浙區委兼上海地委組成以羅亦農為區委書記，汪壽華、趙世炎與徐梅坤等4人組成的核心小組，組織和領導上海工人進行武裝起義。次年5月，“五卅慘案”週年紀念時，上海總工會首先發動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六萬多工人、學生、市民舉行紀念大會，進行遊行示威、講演、散發傳單。自6月到9月，上海總工會所屬90多個工會奮起響應罷工，人數達20餘萬。通過罷工鬥爭的實踐，上海工人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政治覺悟得到顯著提高，工會組織也有很大發展，許多工廠的工會還相繼建立了工人糾察隊或自衛團，為以後的武裝起義打下堅實的基礎。
北伐戰爭開始後，為了加強上海工人階級的鬥爭，配合北伐軍的迅速進展，我黨決定由江浙區委組織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以實際行動迎接北伐軍進軍上海。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發動和組織上海工人，連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徐梅坤作為上海總工會的副委員長，參與了三次武裝起義的組織工作。特別是第三次，他曾一度與周恩來負責南市區的指揮，後又到戰鬥最激烈的閘北火車站參加戰鬥。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市總工會在湖州會館廣場召開工農兵慶祝大會，徐梅坤主持大會，陳獨秀到場講話。
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正當大革命運動在我黨領導下蓬勃開展之際，蔣介石集團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徐梅坤根據組織指示，秘密護送周恩來等離開了上海。1927年5月下旬，組織通知徐梅坤去武漢參加印刷工人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上徐梅坤當選為印刷工人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不久，他受組織派遣到寧波、餘姚、定海等地組織武裝工作，整頓這些地區黨的組織和工會工作。8月初回程途經蕭山時被逮捕，先後關押於浙江陸軍監獄和浙江反省院。
被捕入獄後，徐梅坤抱定了為革命獻身的決心，開始時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後由蔡元培出面營救，改判無期徒刑。後又由邵力子等出面營救，改判為九年十一個月徒刑。1935年9月，他因病得以保釋出獄。在長達近8年的牢獄生活中，儘管失去了組織聯繫，但他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氣節，積極參加獄中的政治鬥爭，嚴守黨的秘密，經受了長期鐐銬加身等酷刑虐待，受到難友們的尊敬。
機智保護錢塘江大橋
出獄時，徐梅坤瘦骨嶙峋，已不能走路，是鄉親們用擔架把他從獄中抬回蕭山。出獄後的徐梅坤依然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秘密監視著，從此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而脫黨。待身體稍恢復，徐梅坤與陳望道、沈雁冰等幾位老友取得聯繫，在他弟弟徐徑坤和鄉親們的幫助下，躲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又回到上海。其時的上海，由於王明的左傾錯誤，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徐梅坤雖沒有恢復黨組織關係，卻依然想以共產黨員的精神去工作，他再次投入到中共領導下的進步活動和工人運動。他開辦新生印刷所和新文化書店，印刷和收藏《解放週報》《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後遭國民黨當局查封。
解放週報
抗日戰爭時期，徐梅坤於1939年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他把自己在獄中的一些情況如實地向組織做了彙報，希望儘快回到黨組織裡來。周恩來根據當時的形勢，對他說：“你暫且不回到黨裡來，在黨外多做些工作，這樣更方便，效果會更大些，也很好。我相信你總有一天能回到黨內來。”後來，徐梅坤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繼續在黨外為黨工作。
因肺病復發，徐梅坤離開重慶，準備去香港九龍住一段時間。臨行前，他去辦事處與周恩來話別，周恩來十分關切地說：“要多多注意身體，你暫且在黨外工作，一樣能起作用。”在九龍住了幾個月後，病情好轉，又回到重慶。徐梅坤牢記周恩來“在黨外多做些工作”的指示，雖身處黨外，仍積極宣傳黨堅持敵後抗日的政策以及艱苦抗戰的情況，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事實，利用朋友請客吃飯的機會，談論抗戰形勢和蘇德戰場的前途問題，利用一切機會，為黨的事業做貢獻。回到上海後，徐梅坤擔任上海中央化學玻璃廠廠長，利用這一身份，為黨內同志提供掩護。
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徐梅坤回到杭州。其時，國民黨決定破壞杭州這座城市，逮捕了不願意破壞城市的三名官員，調周巖任國民黨浙江省主席。為了阻止國民黨對杭州的破壞行為，徐梅坤通過關係找到了周巖父親周憲達，又找到了國民黨杭州市政府秘書長徐雄飛的朋友分別做工作，通過積極聯繫各路人物，發動社會力量保護杭州在解放時不受破壞。當得知周巖要把錢塘江大橋炸掉以便向蔣介石交代時，周憲達說服周巖把炸藥包埋在離大橋主樑稍遠的第五孔處，減低其破壞程度。因為徐梅坤的機智，事後經過三天的修復大橋就通車了。
錢塘江大橋
新中國成立後，徐梅坤來到北京，周恩來、陳雲等領導對他的生活工作都十分關心。1952年9月22日，徐梅坤收到周恩來簽發的任命通知書，任命他為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參事。之後又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徐梅坤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恢復黨籍，黨組織也曾對他的歷史進行全面的調查，後因多種原因，他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直到1981年6月8日，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已88歲高齡的徐梅坤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終於實現了他的夙願。近半個世紀的堅守終見果實，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徐梅坤堅持為黨和國家的事業無私奉獻，用自己的行動完美地詮釋了初心不改。1997年1月17日，徐梅坤在北京病逝，享年104歲。
閱讀更多 杭州身邊事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