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的時候一樣，我們驚歎於應急人員——護士、醫生、醫療支援人員和救護車司機，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展現出的公共服務精神與當年衝向燃燒的雙子樓那些消防員是一樣的。我們見證了那些必須轉向遠程線上教學卻沒有漏掉一堂課的學校所表現出的正直和創造力。我們看到了那種讓商店開著門、貨架放著貨和食物送到家的實幹精神。換句話說，換句話說，以前大部分美國人展現出美德。
可現在呢？
那些表現出來的美國論，很多都屬於負面，令人很難不羞愧得將頭埋在手掌裡。那些槍支店門外排的長龍，那些武器網店驟升的銷量——Ammo.com的銷售就上升了70%。人們慌忙購置AR-15步槍。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拒絕承認這場全球大流行疫症是流行病。為了證明其實沒有病毒，阿肯色州的一名牧師吹噓說，他的教區居民可以舔教堂的地面。
又一次，那些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又在思考，為什麼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沒有一個全民醫保計劃。奧巴馬醫保（Obamacare）通過十年後，有超過2600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
沒有團結一致，這場危機展現的是美國人如何在數十年裡在政治維度上做到了保持社交距離：保守派和自由派各自的類聚，構成了一個個志同道合、對相反政見者有過敏反應的社群。又一次，我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分裂的美國，那種慣常的、條件反射的部落主義。共和黨人認為冠狀病毒疫情的報道誇大其辭的可能性比民主黨人高一倍。四分之三的共和黨人說，他們相信來自總統的資訊，而在民主黨人中間這個比例僅為8%。
就像喬什·金牧師（Reverend Josh King）絕望地向《華盛頓郵報》所說的那樣：“在你那個政治保守的地區，封城不是解讀成照顧你，而是解讀成自由主義。”即使在3月13日，美國疾控中心（CDC）預測可能會有多達2.14億人感染，右翼網站“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的聯合創辦人肖恩·戴維斯（Sean Davis）卻在推特（Twitter）發帖說：“企業化的政治媒體仇恨你，它們仇恨這個國家，他們會永不停歇地要重掌權力統治你。如果這意味著要通過一場他們幫忙製造的恐慌來毀滅經濟，同時抵擋那個共產主義國家，那就這樣吧。”
最新一次蓋洛普民間調查顯示了這種分化：94%的共和黨人認可特朗普對危機的處理，民主黨人則是27%。然而總體上，十個美國人當中有六個認可，將他的支持率再次推高到49%，與他任內的最高分持平。與過去9/11等危機發生時一樣，美國人傾向於圍護在任的總統，儘管唐納德·特朗普仍然是一個非常兩極化的人物。在9/11襲擊之後，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支持率就上升到90以上。
美國帶有紅州與藍州互相分化的政治版圖，甚至影響了選民的身體如何暴露在病毒之下。民主黨人較多聚居在城市，那裡的高人口密度令它成為高危區域。共和黨人則多居住在較偏僻的鄉村地域，那裡目前為止還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於是，在全球大流行之下，兩極分化繼續。
很多的美國藍色州份都是向各自的州首府，而不是特朗普的白宮尋求領導指示：比如紐約州的民主黨人州長安德魯·庫莫（他發推說特朗普應該“做得更多”）、加利福尼亞州的加文·紐森（特朗普表揚了他）以及華盛頓州的傑伊·英斯利（總統在拜訪CDC時說他是“一條蛇”）。
對於美國的自由派來說，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博士（Dr Anthony Fauci）成為了當紅的反叛英雄。作為對這個“後真相”（post-truth）當道的總統的解藥，福西堅持科學事實。在關於疫情爆發的嚴重性上反覆與特朗普唱反調之後，他現在與自由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露思·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一樣，受到同樣的尊敬和愛戴。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西（Anthony Fauci）成為了一個社交媒體現象。
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最終肯定會暫時結束國會山的僵局。鑑於經濟危機的嚴重性，以及在可能出現21世紀大蕭條的前景下，議員們別無選擇，只能立法。
然而，前兩次試圖通過經濟提振方案的努力都在慣常的黨派鬥爭和邊緣政策中失敗。共和黨和民主黨在爭論，是否應該包括擴大有薪假期和失業救濟福利，以及民主黨所稱的為美國公司（Corporate America）設立的一個賄賂基金，可能會遭到濫用。
人們再一次看到，國會山的失效是系統性和充滿美國特色的。鑑於這場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的規模，人們的希望將是像統治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那種具有愛國心的兩黨制迴歸。那段時間產生了戰後的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建成了州際高速公路和訂立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民權法案。畢竟，從歷史來看，無論是冷戰時期的蘇聯，還是9/11之後應對“基地”組織的最初那幾個月，美國政客在面對共同敵人時都能最有效地展開合作。
但是，國會山的議員初期的反應絕對不令人鼓舞。即使有跨黨合作——最終也必然會有——也不會是愛國兩黨制的產物，而更多是一種抓狂之後的兩黨制，相當於在立法領域當中來一次恐慌搶購。
這些議員彼此對峙，當中的悖論就是，危機掩蓋了哲學的界線。就像2008年時一樣，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派一夜之間變成了行動上的自由派。那些原本討厭政府的，在這場緊急事件當中變成依賴政府。平常厭惡政府幹預的美國公司（Corporate America），現在卻極度渴望政府出手紓困。
他們對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提振經濟的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涓滴經濟學派和供給面學派變成了凱恩斯學派的大花費支持者。就連全民基本收入這個被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炒紅起來的邊緣概念也變成了主流。美國政府有意向每一個美國人派發1200美元。
在這場舉國行動的呼籲當中，我們被提醒了，聯邦政府在過去40年裡是如何被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列根）時代開始的反政府攻勢所消耗的。2018年，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里負責全球大流行疾病應對的團隊被解散了。在爆發初期未能進行對控制疫情有關鍵作用的合適檢測，是與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資金短缺有關。
與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事件一樣，政府內部的警告聲音被屢次忽略。近年來，曾有過多番操作來測試這個國家對全球大流行的應對準備——其中一次就是針對可能來自中國的上呼吸道病毒——這些測試發生的易爆發區域與現在實際上出問題的完全一樣。在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期間，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也應對得很艱難。一直以來，聯邦機構與各州之間也存在緊張關係。政府結構性的退步導致了很多美國人都將他們的信念押在一個叫特朗普的個人身上。無論是口罩和防護衣緊缺還是初期檢測的不足，都再次將這一點赤裸裸地擺在眼前。
結果，美國自稱在全球的最優越地位日漸顯得越來越不令人信服。在過去的危機當中，世界最強的超級大國或者已做出了全球的應對動員，現在沒有人再對美國有這種期待了。美國優先主義實行三年之下的新孤立主義已經制造了一種地緣政治形式上的社交距離，而這場危機提醒了我們，即使與華盛頓最親密盟友之間也存在的海洋鴻溝。就拿歐洲的旅遊禁令來說，特朗普在沒有事先警告受影響國家的情況下就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全國講話中宣佈了這一措施。對此，歐盟在一份不尋常的公開聲明中抱怨，這項決定是“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作出的”。
美國也沒有為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提供一種模式。韓國有大規模的檢測項目，日本也有模範樣本。甚至中國也顯示出其威權體系在執行嚴格封鎖措施時的優勢，這在西方自由社會的同類封鎖令顯得如此鬆散時就尤其令人不安。與北京能在僅僅10天內建成一座新醫院相比，五角大樓卻要用幾個星期才將一艘海軍醫療船從弗吉尼亞州的港口挪動到紐約港。
從政治上講，會有許多後果。比如值得記住的是，茶黨（Tea Party）就是對喬治·W·布什為應對金融危機而採取的所謂“大政府保守主義”的回應，也是對貝拉克·奧巴馬政策的回應。茶黨運動的官方歷史提到，它是在2008年10月3日誕生的，當時小布什將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簽署立法，挽救了將要倒閉的銀行。茶黨人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權力入侵。
同樣，值得記住的還有21世紀的兩次重大動盪，一次是雙子樓的倒塌，一次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公司的破產。兩個事件最後都對美國政治產生了兩極化的影響。9/11之後形成的脆弱的兩黨共識，在小布什政府決定出兵伊拉克之後粉碎。金融危機助長了茶黨的冒起，也進一步令共和黨激進化。
這對總統選舉有何影響？從喬·拜登（Joe Biden）拉撒路式的復活來看，跡象顯示民主黨將會投票支持正常選舉。顯然，大部分人都沒有心情迎接伯爾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承諾的政治改革。這個78歲候選人的參選前景在初期就差點脫軌，他的觸覺很好，在現在這個社會疏離的時代，他再次顯得像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
很多美國人都在渴望拜登所給予的那種同理心和人情味。即使在冠狀病毒疫情搶佔舞臺之前，他就已經把復甦作為自己的主題，這一敘事與他的人生故事是吻合的。很多人也會希望能有一個稍為低調的總統任期，一個在橢圓形辦公室裡不那麼愛表現的人物。來點軟爵士，而不是重金屬。回到某種正常狀態當中。但是誰又會去預測？就在幾星期前，在艾奧瓦州初選的混亂似乎還是件大事時，我們還預測拜登的政治生涯要完了。
而且，正常狀態應該不是我們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能夠看到的東西。更可能的是，冠狀病毒疫情或會大大地重塑美國政治，就像過去100年裡的其他重大歷史動盪一樣。
“大蕭條”最後帶出了羅斯福“新政”，並通過社會安全等福利項目，擴大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它還令當時政府裡佔主導的民主黨成為政治主流。從1932年開始，該黨連續贏得五次總統選舉。二戰以及其他的社會變遷，給黑人平權的抗爭帶來了動力，因為非裔美國步兵與白人陸軍在同樣的戰場上對抗法西斯主義，而他們在回國後要求擁有同樣的民權。9/11襲擊令很多美國人對大規模移民和宗教多元主義更加擔憂。“大衰退”則令“美國夢”的信念被削弱。
冠狀病毒疫情會令美國帶來怎樣的改變，取決於美國如何應對。
自由派或許希望，疫情爆發會凸顯全民醫保的迫切性，帶來一場羅斯福新政式的政府新生，迴歸更講求事實的政治，以及對全球暖化這場可能再次癱瘓世界多數地方的全球危機更有力的應對。
保守派或許會認定，私營部門比政府更具備應對危機的能力，從而加強他們反對政府的宣傳；槍械管制應該進一步放寬，讓美國人更好地保護自己；還有個人自由不應該被那些“保姆式政府”所限制。
每一天在我上班的路上，我都會經過9/11紀念館，那個雙子樓曾經屹立的地方，看人們將鮮花放在那裡然後默默祈禱。很多次，我都在想，我還會不會報道一場更加改變世界的事件。現在，我從我的窗外看出去，望著那個寂靜而怪異的城市，它更像哥譚市（Gotham）而不是紐約，我怕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在面對這樣一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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