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不能用國界來區分，生產有了自己的邏輯和界限。
文｜何必 Z Strauss
為了應對這次「新冠」疫情，中國選擇了一條強硬的道路：封鎖城市和鄉村，暫停社會經濟運行，一時間彷彿一切被按下暫停鍵。一劑「猛藥」下去，中國也終於迎來了「抗疫」曙光：多地新增確診病例清零，治癒患者逐漸康復出院，各行各業復產復工已經成為新主題。
· 疫情危急時刻，中國全面實行社區封鎖政策
然而三月份以來，中國以外的地方卻逐漸陷入危機。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確診已逾70萬例，美國已經超過16萬，歐洲總計近40萬例。受疫情影響，3月9日、12日、16日、18日，美股四次熔斷，世界原油期貨價格大跌，新的經濟蕭條似乎正在走來。
· 3月份以來美國標普500指數連續下挫
許多城市都在逐步撤除防疫措施，但是不是中國控制好疫情，復工之後開足馬力就能讓我們的生活一如往常？事情沒那麼簡單。
網絡
中國能夠選擇一條強硬的抗疫路線，源於對自身經濟韌性的信心。中國的經濟韌性來自哪裡？僅僅是因為總量巨大？
讓我們來看一個微觀案例。
江蘇省泰興市黃橋鎮（2007年由溪橋、劉陳、黃橋三鎮合併而來）以兩樣特產聞名於世：燒餅和小提琴。這個只有20萬人口的蘇中小鎮共有220餘家和小提琴製造有關的企業，小提琴產量佔中國市場份額70%，世界市場份額的30%，年產值達24億元。
· 工人在檢查琴箱油漆
這樣一個耀眼的江蘇縣域經濟的模範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泰興號稱「木匠之鄉」，一直有在鄉學藝、赴滬謀生的傳統。
1962年，上海提琴廠的兩位泰興溪橋熟練工人被下放回籍。為了生活，二人開始在當地以「來料加工、成品包買」的方式為上海提琴廠製作配件。幾年後，這個寄身於公社磚窯廠的樂器製作組發展到20餘人，並在1971年成立溪橋公社樂器廠。
1973年，樂器廠廠長朱德忠通過釣魚結識了下放回鄉的著名音樂人何彬，當年何彬就拿著溪橋樂器廠的小提琴在蘇州的全國提琴製作比賽上技驚四座，為樂器廠贏得了整琴生產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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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隊企業畢竟業餘，由於宗族矛盾廠內派系鬥爭嚴重，打罵廠長同事、偷拿廠裡材料成為日常。1980年，廠裡的老職工李書接下燙手山芋，出任廠長，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李書對政策十分敏感。
1983年他藉著中央提出將承包制拓展到社隊企業，率先在廠內實行廠長與車間主任承包責任制；1984年國家體改委提出城鄉經濟聯合，他又想辦法與上海提琴廠結成緊密性聯營。
1993年國家號召工貿聯營，他和上海文教體育用品進出口公司簽訂聯營合同，打開國內市場，1996年眼見中國入世談判有進展，他和美國AXL國際樂器公司合作，打開國際市場。
經過二十餘年發展，泰興小提琴不僅雄霸全國市場，而且開始進入國際市場。
· 李書
從溪橋樂器廠到泰興鳳靈樂器有限公司，李書的發展之路不只把握政策，他還改變了生產模式。
1984年，李書依照工業標準化的邏輯將小提琴生產過程細化為183道工序，這個本來為了提高效率和質量的無意之舉蘊育了此後整個溪橋鎮的提琴產業網。
到1990年代，根據不同工序需要的材料，溪橋樂器廠已經孵化出一系列專門供應配件的小廠，這些小廠相互之間協作，進而在溪橋建立起龐大的提琴產業網絡：
從音柱馬橋，到琴頭面板，再到琴絃，現在人們在溪橋可以快速而便宜地找到任何整琴部件，這讓泰興的中低端提琴生產的成本控制能力獨步全球。
拓展國內國際市場的需求和泰興本地產業網絡的成長几乎同步，足量的內外貿訂單支撐起了泰興提琴產業的細緻分工，也讓泰興溪橋（後來的黃橋）成為江蘇縣域經濟模式的一個典範。
· 如今的黃橋鎮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正是在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縣域、鎮域民營經濟的發展就積累起來的。中國經濟的韌性來自於這些民營企業搭建起來的複雜的供應鏈網絡，而且這個網絡同時兼具效率和彈性。
所謂效率，就是這個供應鏈中的每個企業都足夠專業，足夠標準化，可以快速生產價格低廉的零配件。
在浙江湖州，企業可以只生產一種絲線，在東莞企業可以只生產打火機轉輪，在莆田企業可以只生產鞋帶……這些專業化企業在各地都以極高的效率提供著某個產業環節的產品。
所謂彈性，就是每當新的創意、新的設計有現實工業生產的需求時，這個供應鏈網絡都能提供解決方案並且成本適宜。
在傳統企業中，效率和彈性往往不可兼得。諾基亞作為功能機時代的霸主，既是創新、設計的公司，也是專業的生產公司。而到了智能機時代，產品設計迭代過快，專業的生產公司反倒不能適應產品迭代，以至於諾基亞被蘋果、三星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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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與世界聯繫逐漸加深，歐美產業升級帶來設計與生產的分離，於是形成了設計在蘋果、生產在富士康的局面。
中國經濟的韌性不僅在於富士康這樣的終端製造企業，更在於像泰興黃橋鎮上肩負起整個供應鏈網絡的小微民營企業。
而他們又是更大範圍的國際供應鏈上的一環，與外部世界有著無法割斷、千絲萬縷的聯繫。
外溢
復工的前提是有足夠的工廠開工讓工人們能夠回來上班，然而現實似乎很嚴峻。裕元鞋廠（阿迪達斯、耐克的代工廠）、三星生產基地，一個個能容納十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離中國而去。
· 東莞裕元鞋廠
2019年5月份，裕元鞋廠在東莞的規模就已經從10萬降低到1.2萬。同年10月2日，三星電子宣佈關閉在中國最後一家智能手機工廠，至此成為唯一一個不在中國生產手機終端的手機巨頭。
這些企業的轉移目標，是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儘管越南出口總額尚不足中國同期的二十分之一，但其出口品大宗是手機終端、紡織品鞋帽、電子零件，而且出口目的地最主要的是美國、歐盟、中國，呈現明顯的生產替代關係。
人們不得不擔心，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不是就此衰落，「騰籠換鳥」的背後是失業的人群。不過，現實要複雜得多，讓我們來看看「產業轉移」的另一面。
以越南為例，2017年越南出口總額2137億美元，進口總額2111億美元，幾乎持平，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越南進口的商品以計算機、電子設備及零件、機械設備和配套設備、電話及零件、布匹、鋼鐵等價格較高的為主。這些進口產品的最大來源國就是中國，進口額達585億美元。
· 越南進口商品結構
微觀層面也是如此。
裕元鞋廠將生產基地外遷到越南胡志明市後，建立起一個十萬人級別的生產基地——寶元鞋廠，但是鞋廠的日常運行卻依靠中國幹部。
巔峰時期這裡僱傭了幾千名來自大陸的中層管理者。因為越南人的管理能力跟不上，從臺灣調人太貴，大陸的這些管理者都是東莞裕元鞋廠培養出來的熟練工人和成熟幹部，剛好合適。
更意外的後果是，這些中國幹部在寶元工作幾年後逐漸有了熟悉的人脈和當地關係，就出來自己創業建廠，做寶元鞋廠的供應商。目前已經有1000餘家這樣的企業，寶元鞋廠已經可以實現本地化採購。
而這1000多家中國人的企業則與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他們的上級供應鏈大多在國內——從化纖原料，到金屬模具，再到機械設備，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能提供足夠便宜的解決方案。
· 2015年胡志明市寶元鞋廠的罷工
因此，我們眼見的裕元、三星、富士康等企業的轉移並非簡單的此消彼長，而是中國巨大的產業網絡外溢——那些對勞動力價格敏感、工人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終端企業轉移到東南亞，而產品的後端生產流程和物料供應方案，仍最終在中國解決。
看待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不能用國界來區分，生產有了自己的邏輯和界限。
餘震
中國經濟韌性的基礎也有軟肋。中國的經濟體系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依賴於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轉。因此當這場疫情波及歐美非拉的時候，中國自己的疫情雖好轉，但是經濟恢復並不樂觀。
稍微關注電子消費的人都知道，原定於2月下旬的MWC2020（世界移動通信大會）已經取消，各家手機廠商的新機發布紛紛轉至線上。然而有一些不為大眾所知的行業展會同樣因為疫情延期或取消，它們對中國國內的諸多行業都有巨大的影響。
· 2月24日，索尼在線上發佈了新手機Xperia 1 II新機發佈會
比如法蘭克福照明及建築電氣展覽會、科隆五金展覽會、東京安防展覽會、橫濱攝影器材展、新加坡國際食品飲料展覽會，每一個展會都涉及一個規模達數以萬億計的行業。
它們都能像香港巴塞爾藝術展那樣，轉為線上展覽嗎？沒這麼簡單。
中國企業參與這些國際性展覽並不是為了獲取國際亮相，更多的是在實際參展參會與國際同行交流，把握行業的前沿技術發展、設計趨勢以及發展理念變化。反過來，只有參與展會把握這些趨勢，才能提前佈局企業今年的生產計劃、物料準備。
以照明行業為例。中國企業參加法蘭克福照明和建築電氣展，始終被安排在低端展區，一些中國企業為了進入高端展區不得不通過在歐洲註冊馬甲獲得資格。
這種安排反映了中國企業在這個行業的實際狀況：照明行業的技術、設計、趨勢由歐美日韓的細分市場龍頭企業引領，中國龐大的照明行業供應網則為這些龍頭企業提供強力後援。
· 2018年的法蘭克福照明與建築電氣展覽會
因此，一旦這些行業展會因疫情受阻，中國企業及其二級、三級供應商都會因此而等待觀望，投資人也會格外謹慎，企業融資成本變相增加。
中國企業生產的遲疑和停滯，會影響到更上游大宗商品交易。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費國，中國生產的遲滯會直接壓低大宗商品價格，而依靠大宗商品獲利的主要是亞非拉新興資源國家，大宗價格下跌會讓這些國家經濟雪上加霜，影響到該國財政收入和國家行動能力，進而影響其抗疫政策。
受疫情影響的不只是產業鏈的生產端，還有下游的消費端。
就在中國剛剛走出疫情低谷，準備復工之時，世界上主要國家都開始採取更加嚴厲的防控措施，紛紛號召居民居家隔離，暫停正常的工作、學習以及社交活動。居民消費被還原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貿的需求嚴重壓縮，許多工廠開始面臨無單可做的局面。
· 冷清的紐約街頭
在全球化深入的今天，讓工人回到崗位上的復工看起來很容易，但真正恢復美好年代的正常生活，還有很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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