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曉松的國籍被眾多網友質疑，紛紛猜測他的國籍並不是中國，而是將國籍轉去了其他國家。
正是因為前一段時間廣電總局發佈了限籍令，明確表明了外國國籍的藝人不能夠選用，並且一些港澳臺有過不當言論的藝人也不能夠選用。
正是這限籍令下來之後，所以就有很多的明星受到不同程度的攻擊，並且網友將他們一些不光彩的事情給扒出來了。而高曉松也被網友說是外國國籍，後來一直沒有給出明確的回應。
後來高曉松發佈了一篇有關於參加九三學社的微博，這就引來了許多網友的質疑，並且有網友直接在高曉松所發佈有關於參加九三學社的微博下面評論到，“美國人也可以參加九三學社嗎？”這一句話就讓高曉松感覺到非常的憤怒，直接轉發這條評論並且怒懟到“九三學舍是不接受外籍社員，我是中國人。”
但還是有很多的網友在下面評論，高曉松是因為網友的逼迫，所以在做出的澄清。高曉松再次轉發評論並且回懟，自己之前所經歷的和所做的事情。
你認識高曉松嗎？
或者說，你認識的是哪個高曉松？
是這個玩音樂，搞民謠的音樂人？
還是這個舞文弄墨，談古論今的作家？
又或者是某位流竄於各大綜藝、比賽中的大腕嘉賓？
毫無疑問，他們都是高曉松，但都不是全部的高曉松。
一個有趣的靈魂，自然不止一處可愛的地方。
高曉松，杭州人士，愛好四處閒逛閒聊，喜歡在微博發自拍，出生於1969年11月14日。
雖然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但他似乎依舊像個追風少年，永不停歇。
美好的年華、匆忙的歲月、有趣或不有趣的往事，到他嘴裡就像退隱的大俠在述說當年的江湖紛爭一樣，永遠讓人驚奇與憧憬。
有人喜歡他的有趣，有人喜歡他的博學，有人只是喜歡他那談笑風生的嬌羞模樣......
然而才華淵博如高曉松，終究也免不了被人調侃的命運，鑑於日漸發福的形象，大家除了叫他“曉松老師”，心裡是更願意叫他“矮大緊”的。
“矮，大，緊”是“高，小，松”的反義詞，從某種意義上更加契合於他。
高曉松對此毫不在意，畢竟這“矮大緊”本就是他自己用過的一個筆名。
2017年，他拿這個名字開了一檔節目，就叫《矮大緊指北》，播放量出奇的好，一時轟動。
節目的本意，就是要將高曉松不能說的話，讓“矮大緊”說出來。
如今這個節目有了書，就如同給飄在空中的言語，在文字和紙張中，安了一個家。
《矮大緊指北》，就像是一道高曉松的私房菜，並沒有那麼多的儀式和規則，身邊有什麼材料就給你炒什麼菜。
一言以蔽之，拿起來就能讀下去，讀了就會有收穫，即學即用，印象深刻。
他自己則調侃道，矮大緊是專門署名各類三俗作品的筆名，跟高曉松不一樣。
高曉松從小受到的教育是縱橫四海，改造世界。但矮大緊不是，他好吃懶做，最大的理想就是不勞而獲。
在這套書裡，高曉松不和你裝X，也絕不“高大上”，只和你聊些人間煙火的新鮮事兒，每一件，都讓你意猶未盡。
在《曉書館》裡，高曉松曾經說：“人到了50歲以後，孤獨是一個很珍貴的東西，因為在這個年紀，你有很多社會關係，上有老下有小。要想把身邊的很多東西放下，心裡的很多東西放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很多人倒是想孤獨，可最後卻還是選擇了996，向這個社會妥協。”
是啊，年輕的時候，人們總是抗拒孤獨，喜歡熱鬧。但當你到了某一個年齡，就會發現，獨處的時候，是最放鬆的的時候。
有時候，放下遠比拿起要難得多。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後，更應該學會放下，因為有很多東西是不必要的。
只有放下，時刻以空杯的心態向前，才能真正的擁抱幸福，活出自己。
在外人看來，高曉松如此出名，微信裡肯定會有許多的好友，然而高曉松卻說，自己會定期刪微信，微信裡常年只有兩三百人，微博也只關注了十幾個人。他覺得這樣做，會讓自己很自在。
——“多一個朋友多條路，多一個飯局，沒準就多一個機會。但是現在我都不去，我不需要這機會，我也不需要這麼多的朋友，我也不需要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真正學會去享受這件事情。因為你的內心足夠豐盈，你就不怕獨孤。”
享受孤獨，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閱歷。
然而又有多少人，可以像高曉松這樣，能在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裡徹底脫身呢？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即便微信裡的好友再多，依舊不能阻擋你的孤獨。
甚至認識的多了，你會因此更孤獨，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是真正想要的，什麼樣的朋友，是真心的。
1992年，22歲的高曉松拍廣告掙了錢，買了人生當中第一輛車，和一部三萬塊錢的大哥大。大哥大上還吊了一個3500塊錢的BP機，配了個特別貴的呼號，就一個數，呼“6”。
“那時候多張揚，一定要讓自己特別與眾不同。22歲發財了，24歲發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又出名了，你想我那時候有多膨脹。”
年輕時，高曉松覺得自己是一朵大奇葩，別人都是一些其他的植物。長大了一看，是長得有點像大奇葩，但是命好。
在三里屯酒吧街等人時，高曉松偶遇二十年前，天天靠著他們一幫混混做生意的賣花大媽。大媽問他：當年那些抱著大捧玫瑰、笑得像花一樣的姑娘們，都好嗎？
高答：挺好的。
因為年輕只有一次，奇葩也只能在少年時。
1999年，高曉松第一次見到沈歡，當時就看對了眼。見面第三天，他就跟人求婚了。
對方當然猶豫不定，高曉松一邊求婚，一邊拿著菸蒂一次次燙自己胳膊，十足的愛情大流氓。燙到第三次時，沈歡同意了。
這是他第一段婚姻。
2001年，高曉松結束了這段菸蒂促成的短暫婚姻。少年得志的他，車沒了，愛沒了，方向沒了，重新回到一無所有，遭遇了他口中的“基礎性崩潰”。
2007年，高曉松定居美國，遇見了88年女孩徐粲金。
有天倆人去迪斯尼坐過山車，那天下著雨，很狼狽，但是高曉松覺得特別浪漫。在過山車上，他向女孩喊道，“你嫁給我吧！”
女孩答應了，旋即結婚生女。
6年後，高曉松主動提出離婚，因為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創作空間。
一切又成過眼雲煙。
1984年，上著初中的高曉松初戀。他找班主任傾訴少年煩惱，老師不以為然地說，“你談吧，談了就知道，戀愛沒啥意思。”
高說這句話給了他很大啟發，果然冥冥之中，成為他一生愛情的神啟。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這句話如今在網絡上已成為人人皆知的箴言。後來，高曉松多次說過，這句話源於自己的母親張克群。
高曉松生於1969年11月14日，計劃經濟時代長大的孩子，這個出身於書香門第的音樂天才，一路名校，擁有著別人無法複製的人生。
用高曉松的話說：當你的爺爺是清華大學校長，外公是熟操四國語音的科學家，舅舅是科學家、教授兼博導，媽媽是建築學家，你要是不能當上個什麼專家、學者，就會有一群人說你“長壞了”。
是的，在清華大院兒裡，碩士在他們家等同於文盲。
有了自由和文化的基石，高曉松接下來的人生故事便都順理成章了。
自小是學霸的他，在19歲那年以超出分數線60分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好的專業—電子工程系。
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高曉松的父母早就替他規劃好了人生藍圖：讀完清華，就到國外留學讀博，然後成為某個領域的學者或科學家。
然而高曉松不願走父母為自己鋪好的平坦大道，他想去追尋自己的音樂理想。
1988年，他與老狼、蔣濤組成了青銅器重金屬樂隊。幾個年輕人在北京各種地下搖滾音樂會，與崔健、唐朝樂隊、黑豹樂隊同臺演出。
大二那年，高曉松跟家裡說以後要專心做音樂，家裡沒有人支持他。高曉松就跟他媽媽打賭：我要是能用吉他養活自己，你就同意我退學組樂隊。
於是高曉松被扔到天津，他唱歌賣藝，結果一天下來賺了五毛錢，便灰溜溜地回了家。
這次經歷並沒有澆滅高曉松對於音樂夢想的熱愛。
1990年暑假，海南一歌廳竟給他們發來邀請：“希望你們能到我們這裡來演出。”
樂隊的其他人都因為海南太遠而心生畏懼，只有21歲的高曉松和老狼背起了吉他，遠走海南，唱一晚，給20塊錢。
高曉松從無數人夢寐以求的清華退學，徹底走上流浪歌手的道路。
他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打的士，第一次吃菠蘿。然而，詩和遠方的路並不像他想的那麼簡單。
海南毗鄰廣東，當地人都喜歡聽粵語歌。高曉松和老狼的校園民謠根本無人問津，唱了好幾天也沒拿到工資。
兩人囊中羞澀，剩下的錢只夠一個人買票回北京。高曉松毫不猶豫地把這張票讓給了老狼，自己則輾轉到廈門，在廈門大學待了半年。
在那裡，他結識了一群玩音樂的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唱歌寫詩，過著從前慢的日子。
高曉松後來在回憶裡寫：一生當中，再沒有哪一年像1990年那樣漫長、歡樂和憂傷。
很多朋友，一交就是一輩子，很多感情，一談就是一生。
兩人是在北京建築設計院某道灰牆下，約好以草帽作為接頭暗號。
高曉松當時穿著一身軍裝和一雙夾腳拖，戴著個草帽，根本不像一個清華才子，完全是個賣瓜的大老粗。
他對老狼說，“我們缺主唱，你得唱兩句讓我聽聽。”
老狼也不含糊，唱的是《我要的不多》。歌詞有幾句是這樣的：
我要的不多，無非是一點點溫柔感受，我要的真不多，無非是體貼的問候。
高曉松說老狼一直唱“我要的不多”，就把自己套路了，所以主唱就他了。
樂隊有了，樂器卻成了大麻煩，大家都是二十來歲的窮小子，兜比臉還乾淨。
如果沒有樂器，有再好的嗓子再多的作品也是白搭。
鼓棒用槌子代替，吉他貝斯全是二手貨，音箱是用電子管收音機改裝的，不是突然沒聲了，就是自動播放央視廣播。
他們真是全北京城裡最慘的搖滾樂隊組合。
後來，樂隊一成員女朋友宿舍全體湊了400塊錢，贊助了一個音響。
那時候大學生一個月的生活費才50塊錢，為了音箱，姑娘們把吃飯的錢都省出來了。
高曉松帶著其他人興奮地推著自行車，愣是把100多公斤的音箱拖回了學校。
走到中關村，實在走不動了，自行車開始搖搖晃晃，音箱馬上要掉下來了，樂隊一成員蔣濤直接拿腳擋住，差點把腳整殘了。
高曉松後來說，“那個年代的人彪悍勇敢，簡單溫暖，女生不貪財，男生不怕死。”
我們生活在最好的白衣飄飄的年代。
2015年7月，阿里成立阿里音樂集團，高曉松加盟並擔任董事長。最近，他在直播中談及加入阿里的原因，“是想嘗試一種別樣的人生，因為沒經歷過。
自己還沒畢業就發財了，然後一直就沒有上過班，所以就說跑到一個大集體裡，適應一下這個集體什麼樣，結果還挺有意思。”
講真，高曉松加入阿里的動機既讓人羨慕，又挺扎心和氣人。
說白了就是土豪隨便上個班來打發時間、找點樂子，反正又不指望升職加薪，純屬玩票性質。不過，等到他適應了阿里大家庭的文化和使命之後，發現很有意思，一待就是將近5年，成為其職業生涯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意，這裡的“有意思”不僅僅指趣味性，還包括挑戰性、創造的價值、承擔的責任。這源自於高曉松不斷刷新對阿里的認知，也在這一過程中改變自己、證明自己，並非掛個閒職，而是認真當個阿里人、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事實上，高曉松當阿里人的這5年並非一帆風順，在阿里音樂董事長位子上只幹了短短1年便退下來。一方面是出於阿里大文娛戰略佈局的調整，另一方面是他確實沒拿出像樣的成績，被外界質疑“只懂音樂不懂商業”。
高曉松曾反思，自己在阿里音樂做了一個錯誤決策，就是把天天動聽改造成一個被用戶認為“四不像”的阿里星球。
2016年，他卸任阿里音樂董事長，基本宣告成為企業家的夢想破滅，但並未氣餒而離開阿里，反而在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的新崗位上如魚得水，盡情發揮自身專長，在為阿里貢獻應有力量的同時實現個人價值。
高曉松在阿里二次出發，全面負責阿里大文娛的國際戰略。準確來說，他是以掛職身份來牽線搭橋、撮合資源、獻言獻策。
“我做更緊密的門客，門客分很多種，有陪吃陪喝，也有獻技的門客，也有荊軻這樣的門客，你養我，但是最終我為你賣掉這條命。”
高曉松活的率真，讓人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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