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盤歷史上的重大交易，是全球宏觀交易的基本功。一般的講，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學習和覆盤，交易員容易陷入兩個誤區。
第一個陷阱是“後見之明”。即從結果去找原因，而不是回到歷史的現場去推演歷史進程的可能發展。這種方法論，發展到極致就是“陰謀論”，彷彿一個全能的上帝安排了前因後果以及所有細節。
“陰謀論”本質上是一種反智主義，認為人類只是機械執行某種歷史使命的無機物，這對於增進人類的知識毫無益處，尤其在交易上，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比如以1981-1982年美國大通脹為例，有人認為大通脹的成因主要是美國總統尼克松和美聯儲主席伯恩斯的政治勾結和競選週期，但這個結論無法解釋從肯尼迪-約翰遜時代就開始的通脹中樞上升，也無法解釋通脹的極值是出現在伯恩斯離職後的卡特-沃克爾時期。
國內一般的解釋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失敗，即總需求管理的錯誤，但是這個解釋忽略了伯恩斯並不是凱恩斯主義者，伯恩斯大部分的通脹應對政策都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甚至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都認為貨幣政策不是需求管理的有效工具。
第二個陷阱是忽略了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時代主題，用今天的經驗和主題去苛責歷史人物。這種方法，同樣無法從歷史中學習到真正的教訓，無法總結應對未來變局的經驗。
比如，大通脹一代人的成長背景是大蕭條和二戰。對他們而言，擺脫通縮和提高就業率是最重要的記憶和目標。凱恩斯寫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時代背景也是剛經歷了英國戰後的經濟衰退和美國的大蕭條。就時代主題而言，就業-通脹的選項中，就業往往是優先選項。而從戰後實踐看，通脹在1965年以前從未成為政治討論的焦點。
另外，被普遍指責的美聯儲時任主席伯恩斯也非常容易被誤解。伯恩斯學術上成名於經濟週期研究，直到今天他和導師米歇爾1946年所著的《衡量經濟週期》依然是最重要的經濟週期研究經典。他在實踐中則成功預測了1953年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經濟衰退，提出了擺脫衰退的辦法並長期領導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在華盛頓擁有廣泛的支持。
同時，他作為NBER的創始人，與美國商界領袖保持著密切聯繫。當他1971年繼任美聯儲主席後，繼續沿用之前的知識框架和成功經驗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實際上，如果仔細研究伯恩斯本人在美聯儲任上的講話，我們會發現他的確是在貫徹執行自己對於經濟週期和貨幣政策的理解，並非簡單受迫於政治壓力。
類似的討論也出現在如何理解日本1990年代的長期停滯。二戰後的日本經濟創造了東亞奇蹟，其政治和經濟精英被廣泛認為具備能力和靈活性，同時有一流的國際化視野。1970年代以後，日本的政治經濟精英在應對石油危機、國際協調、日元升值、全球貿易爭端、產業升級方面具備良好的經驗和業績，對當時全球最新的經濟和金融學知識也瞭如指掌。
那麼，如此優秀有經驗的團隊為什麼到了1990年以後就突然失去應對能力了呢？答案顯然不是這些人到1990年後判斷和決斷力下降了。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認可日本遭遇的經濟困境是大蕭條以來第一次類似衰退，當局和參與者都缺乏應對經驗。甚至有學者開始總結出“先行者劣勢”模型（First-mover disadvantage），用於描述第一次遭遇大變革時經驗和應對的不足。
實際上，“先行者劣勢”在交易中是非常常見的現象。交易員在面對一個全新的市場或者品種時，往往容易出現不適應。另外，當市場的基本結構發生改變時，交易員也容易出現不適。這些現象本質上跟人類的大腦結構和進化能力相關。
綜上，我們在覆盤歷史交易時必須掌握的原則是：
尊重歷史的多樣性和偶然性，儘可能體會理解當時市場發展的多重可能性，記住市場永遠可能出現我們預料不到的結果，而這就是我們學習的最好時機；
釐清當時市場的宏觀因子和主流偏見，特別是新因子的出現以及主流偏見切換的時機，以及這種變化是如何對應市場價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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