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年是在家待的最久的一个年。不过，好在因为疫情不能串门，不用面对那些烦人的亲戚了。
确实，回家团聚是好的，我们期待家乡的温暖，抚慰一年都市拼搏的辛酸，但不知何时，曾经充满疼爱给我们塞糖果的大姨大婶们，变成了事事过问的审讯员。
家乡的物和人变化不大，保留着昨日的生活方式，却不再是记忆中那般亲切和舒服，缺乏边界感、催婚催生娃让人不堪其扰，更无法理解。
《乡土中国》写于1946年，篇幅不长，但即使现在看也不过时。它深入浅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社会。而这一基层一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与故土乡人之间的羁绊与疏离。
疫情期间，在家太无聊，不如翻翻这本小书，你会发现作者将我们的感受变成了鞭辟入里的剖析，然后，看故乡的眼光中，那种矛盾挣扎的无奈，也许会变成一份理解之后的豁然。
求稳定、边界感和人情社会
说起亲戚的招牌问候，一是缺乏边界感，比如“现在拿多钱一个月啊”，二是总把稳定看得最重要，“赶紧考个编吧”，或者活在人情关系里，“回来老叔给你安排个单位”。
这三者其实都是由乡土社会的特质决定的。乡土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农耕离不开土地，庄稼长在地里不能移动，合适的土壤养合适的庄稼，于是人也就跟着定居了下来，向土地讨生活。
这样的社会也就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稳定。不论是环境，还是族群，可能千百年来延续下来都没有变化。而反过来，“不稳定”是这个社会所不允许的，一旦环境变了，原有的经验就会毫无用处，既有的教化内容也会失效。
再来说边界感。稳定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也是相当固定的。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氏族，一个人在出生之前，他的关系网就已经确定了。
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被乡里邻里的关照和目视下长大，熟悉到可能就像父母兄弟一般，这种熟悉程度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因此，在乡土社会里所谓的“边界感”是很微弱的。
也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对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判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根知底”。
这种知根知底，其实是熟人文化和人情社会的前提，在聘用或者合作的时候，依靠长久以往积累的判断来做决定。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自带“征信系统”，一般人不敢冒大的风险蒙骗，这套机制是可以运作的。
在现代社会，一切是流动的，我们甚至喜欢变动，因为变动意味着机遇，过去那种稳定的社会近乎瓦解，年轻人很早就离开家，来到一二线城市，与亲戚们自然不再熟悉。这个快速变革、充满陌生人的世界里，稳定带不来安全感，信任则必须要通过法律和规定。
然而，留在家乡的亲戚却仍然生活在，或者部分生活在过去的环境中，所以，这条鸿沟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曾经我们的祖辈正是靠着这样的认知活下来，只不过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
催婚与相亲
过年回家的恨与怕里，排在前位的必定有一条叫催婚，而且父母们总会把一些年轻人觉得根本不可能的对象往一块撮合。为什么我们想等一个爱的人，父母们却觉得结婚最重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想，不少父母可能是担心孩子一直孤单。但是，从《乡土社会》一书中，我也看出了另一个潜在原因。
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怎样的感情，会是你侬我侬、轰轰烈烈的感情吗？不是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
既然是了解，只要通过相处达到友谊的程度，就可以完成了。不仅如此，书中还进一步指出：
“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的基本事业。”
这里的浮士德式精神是代指那种变动、激越的情绪和情感。而现代文化恰恰是浮士德式的。
这样解释并非是划定父母一定在代表过去的社会来对子女进行控制，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潜留在了意识里。
有人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想，我们看懂了对方，看到了差异的原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因为理解了对方，我们才能放下，没有负担、心安理得地飞向心之所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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