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裡德曼，文章略有刪節
在冠狀病毒危機來臨之前，我曾考慮寫一本關於21世紀政治黨派的書，但鑑於這種全球流行病，很明顯，無論你正在寫的是什麼樣的非虛構類作品，都要先放下。現在有“冠狀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狀病毒後的世界”。我們甚至還沒開始完全掌握冠狀病毒後的世界是什麼樣，但以下是我正在關注的一些趨勢。
未知的未知。我在2004年寫了關於世界互聯日益增長的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從那時起，世界已經變得更加平，相互聯繫更多了。真是的，當我開始寫那本書的時候，Facebook才剛剛上線；Twitter還只是個擬聲詞；“雲”仍在天上；4G是個停車位；LinkedIn是個監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application是你寄到大學的申請信，Skype是錯別字，Big Data是說唱明星。以及iPhone還只是喬布斯的業餘興趣項目。
所有這些連接工具——更不用說全球貿易和旅遊業——在2004年呈爆炸式增長，並實實在在地將世界連了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星球如今不僅僅是相互聯繫的，而且還是相互依賴的——甚至在許多方面是相互融合的。
這帶動了許多經濟增長。但這也意味著，當一個地方出了問題，麻煩會比以往傳播地更遠、更快、更深入、更不費力。
但這就是為什麼這場病毒危機遠遠沒有結束的原因。對此，太陽微系統(Sun Microsystems)的創始人之一、計算機科學家比爾·喬伊(Bill Joy)告訴我：“過去幾周的大流行病，實際上並不令人意外，而且是意料之中的。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我們所有環環相扣的系統正在以無法預測的方式關閉，而這些系統都有自己的反饋迴路。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出人意料的混亂後果，例如醫護工作者找不到照看他們孩子的地方。
指數的力量：人類大腦最難領悟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數的力量——有些東西就是會不斷地加倍再加倍，比如大流行病。人腦理解不了假設我們現在不採取封閉措施的話，美國的5000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能以多快的速度暴增至100萬例。
有一個簡單方法能幫助我們瞭解所面臨的指數威脅，這是個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經常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也能理解的方法。它也是比爾·喬伊建議的：“這種病毒就像是一個日息25%的高利貸。我們借了一美元（新冠病毒首次在美國出現的日子）。然後我們虛度了40天的光陰。現在我們欠的債已達到7500美元。如果我們再等三週才還債的話，我們欠的錢將接近100萬美元。”
這就是為什麼每天都要努力降低感染率，儘可能地檢測每個人至關重要。輸掉這一仗，就輸掉了這場戰爭。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唯一關注的數字不是美聯儲的利率，而是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數量，與美國治療這些患者所需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監護病房床位的數量。如果第二個數字能在病毒感染達到高峰時容納第一個數字，我們就沒問題了。如果不能的話，我們除了要應對大流行外，還會陷入一場混亂。
指數好的一面。不過，還有另一個可能最終拯救我們的指數：摩爾定律，這是英特爾(Intel)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隨著每個芯片上能集成的晶體管數量穩步增長，計算機的速度和處理能力每兩年就會翻一番。
為了解釋摩爾定率能讓各種各樣的東西變得更好、更智能、更快，英特爾的工程師用1971年的大眾甲殼蟲汽車為例，試圖計算如果該車能以芯片自1971年以來的指數速度提高功能的話，它今天會是什麼樣子。英特爾工程師最樂觀的估計是，今天的大眾甲殼蟲汽車時速會達到每小時30萬英里，每加侖汽油能讓它跑200萬英里，而每輛車的價錢只要4美分。
這是指數的力量在工程上好的一面，這可能也是那種能幫助我們迅速找到新冠病毒的治療和疫苗的指數的力量。
印度班加羅爾的獨立研究機構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主任尼廷·帕伊(Nitin Pai)週日在livemint.com上寫道：“計算機技術和合成生物學的進步已經徹底改變了病原體的檢測和診斷，以及疫苗的設計和開發過程，使這些過程有了類似摩爾定律的週期。最近的流行病，從SARS開始，到H1N1、埃博拉、寨卡病毒，直到現在的新冠病毒，將推動更多的人才和智力進入生物科學和流行病學領域。”
但它足夠快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公共領導力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研究員高塔姆·穆昆達(Gautam Mukunda)指出，即使在超級計算機時代，“我們仍然沒有針對艾滋病或瘧疾的疫苗，而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與這兩種傳播廣泛的重大疾病作鬥爭。科學將發展到我們能在匆忙中開發出新疫苗的階段，這肯定沒問題。問題是，這種工作仍非常、非常難。”
這個大流行病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文化或政治嗎？我很肯定，有個笑話是共和黨政客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不會講的。他們用這個笑話來責難深層政府、政府官僚，並引發觀眾捧腹大笑：“你好，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
我們將度過這場危機，因為我們的深層政府，我們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無私的奉獻精神：科學家、醫護人員、賑災專業人員、環境專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試圖精減的人。我現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藥企來營救我們。
在這場危機結束之前，我們的政治文化也可能發生改變。我的朋友，來自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爾·蓋爾範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規則制定者，規則打破者：緊密和鬆散的文化如何連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
蓋爾範德上週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說，她和同事幾年前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根據各國將規則置於自由之上的程度將其歸類為“緊”或“松”。文章寫道：“像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這樣的嚴密社會，有許多規範社會行為的規則和懲罰。這些地方的公民習慣於以加強良好行為為目的的高度監控。在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寬鬆文化國家，規則較弱，也更加寬容。”
她認為，嚴格程度和寬鬆程度之間的這些差異不是隨機的：“法律最嚴格、刑罰最嚴厲的，是那些有過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瘟疫暴發歷史的國家，是的，還有那些病原體暴發的國家。這些災害頻發的國家已習得幾個世紀以來的慘痛教訓：嚴格的規則和秩序能挽救生命。與此同時，面臨著很少威脅的文化——例如美國——擁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蓋爾範德說，這非常明顯，“像新加坡這樣以‘嚴格’著稱的社會……已對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應。”
與此同時，我們在白宮協調方面的缺陷以及魯莽的公眾人物——如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漢尼蒂(Sean Hannity)、勞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凱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納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潛在影響，或是將那些強烈要求採取行動的人說成是出於政治動機，這都加劇了我們所有人的風險。
因此，蓋爾範德總結說：“在所有不確定因素中，我們要記住，病毒的軌跡不僅與冠狀病毒的性質有關，文化的影響也一樣大。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寬鬆的文化設定需要做出重大轉變。”
最偉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到了。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嗎？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們。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主和僱主投資他們認為會增值的長期資產——股票、公司、房屋、飯店、商店——用的是借來的錢。這些錢他們現在無法償還。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美聯儲支持他們的銀行以防止全面崩潰，不僅需要銀行重組其債務，還需要向所有員工的口袋裡放入現金，在他們花完最後一張工資支票後還能吃上飯。政府和國會對此迅速採取了行動，這令人感到鼓舞。
收緊文化的同時鬆開錢包，我們越是這樣做，在冠狀病毒後的世界裡，我們的社會將越強大、越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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