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產黨宣言》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理論基礎，涵蓋了理論的淵源、歷史的追因和未來的指向：“兩個必然”賦予共產黨人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上的重大歷史使命；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明確了共產黨人的最高價值訴求；《共產黨宣言》的理論原則和價值目標提供達致人類解放的基本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座標系和動力源。釐清《共產黨宣言》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間的邏輯關係，有助於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振葉尋根，觀瀾索源。1848年《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正式出版，成為國際共產主義史上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這一“周詳的理論和實踐的綱領”以其辯證而嚴謹的形式全面闡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完整呈現了共產黨人的全新世界觀。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百年中國依靠什麼再創造新奇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能夠蒸蒸日上？誠如毛澤東所言，“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中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其初心從“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社會實踐中來，但就理論淵源而言，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自《宣言》的理論內核。萬事萬物基於其本質的內在規定性以及自身劃設的某種價值立場，都會有一種內在的發展邏輯，這種發展邏輯呈現出事物由“是”（事物的本質及其蘊含的規律）的實然到“能”（事物發展的實踐運行）的應然的內在邏輯，《宣言》在價值和理論的基礎上推動中國共產黨人踐行初心由“是”到“能”的提升。概言之，《宣言》是歷代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表述，奠定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理論基礎，成為推動其團結奮進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
一、“兩個必然”賦予共產黨人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上的重大歷史使命
馬恩在《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兩個不可避免”是“兩個必然”的正式出場形式。在這之前，“兩個必然”的思想已經初步形成，藉由《宣言》發表找到了問世的最經典的形式。其後，馬恩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提到“《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基於語言學分析，“必然”和“不可避免”二者一個正面講一個反面述，兩者所指代的內涵並無二致，都論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只不過“必然”更具哲學性。《宣言》傳入我國後，理論界和翻譯界以“兩個必然”進行學術概括，這一概括正式在文本使用上定格，併成為一個規範化的範疇和概念。
“兩個必然”的思想不止侷限於《宣言》中，而是貫穿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具有非常縝密的論證邏輯。辯證唯物主義最大的特點在於“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發展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永恆主題，也是人們能夠力透紙背地理解社會基本矛盾變化和社會形態更替的本質嚮導。以生產力為動因，以兩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為邏輯根據的歷史過程決定了“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來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經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作為資產階級社會胎胞裡的助推器，繼續推促其生產力，但又不可避免地創造著解決“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對抗形式”的物質條件，一種更高級的生產形式的物質條件。同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愈發凸顯：一方面，資產階級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另一方面，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使得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無法有效根除自身危機，“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在《資本論》正式出版之前，由於唯物史觀的初步確立，生產邏輯成為推導“兩個必然”的論證主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則用相對微觀的分析路徑具體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律，以資本邏輯進一步論證“兩個必然”，充分呈現“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理論邏輯。
“兩個必然”不僅包括對客觀規律必然性的論證，也涵蓋了對實現客觀規律的具體途徑的探索。客觀規律的實現離不開人的主觀努力，社會基本矛盾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及其相關理論為“兩個必然”提供了無產階級這一歷史行為主體，賦予了無產階級實現自身解放的歷史使命。作為“真正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科學理性認識自身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一開始是作為自在階級存在，他們的鬥爭只能依附於資產階級，“同自己敵人的敵人做鬥爭”，無法有意識地進行感性的實踐活動。隨著資本主義不斷髮展，生產力的不斷活躍，無產階級力量不斷壯大，工人運動漸發蓬勃向上，無產階級萌發並形成了擺脫現存壓迫，建立更公正的制度的主體意識，逐漸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無產階級成為自為階級是實現歷史使命的前提。由於生產鬥爭中的無序化、無組織化，建立政治組織的要求也被逐漸提上日程。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實現歷史使命的關鍵。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代表著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和長遠利益，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特殊的利益訴求，是無產階級“最先進和最堅決”的部分。政黨理念和政黨綱領的深化提升了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使無產階級由自為轉向自覺，更好地實現自身的歷史使命。
作為唯物史觀重要的邏輯表現，“兩個必然”需貫徹在實踐中才能迸發力量。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2019年，是有民族精神的中國人探尋中國道路歷程一百週年。中國道路從沉重又深厚的歷史中走來，又在光明且堅實的實踐中向前。漫漫百年路，“兩個必然”是中國共產黨人踐行歷史使命的邏輯起點，自然也是共產黨人在百年尋夢路上不忘初心的源頭活水。“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這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對於一個民族而言亦如此。中華民族本身就有求生存、謀發展的需要，近代中國在生存之路上步履維艱，面臨著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雙重矛盾，而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族自決是人民大眾獲得解放的必要前提，如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所提出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著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鬥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以先進的指導思想和鮮明的階級特質自覺擔起為民族謀生存、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和平的大任，以使命型政黨的形態出場，融入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譜系。在歷史的長鏡頭中，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美好生活的嚮往是“歷史”始終需要對焦的焦點。當然，由於全球仍處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區間，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不會立即消失，“共產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麼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在通往共產主義的歷史實際進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兩個決不會”成為“兩個必然”在實踐中的條件。在歷史的近鏡頭下，“兩個必然”有不同的時代表達，貫穿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踐行“初心”的奮鬥史中，抗日戰爭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改革開放的開啟等都是在“兩個必然”規定下不同節點的表現形式。作為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統一論者，中國共產黨基於具體的歷史方位，總結經驗教訓，正確把握歷史規律，實事求是分析我國基本國情，在不放棄遠大使命的前提下，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實現的目標與使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守“兩個務必”，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解放生產力，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改革開放新時期，黨衝破思想禁錮，解放思想，重新理性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將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為經濟建設，科學揭示社會主義本質規定，發展生產力；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社會基本需求完成了從“生存性需求”向“發展性需求”的轉換，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保護生產力，聚焦新戰略，踐行新理念，共倡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整個世界“往哪兒走，怎麼走”給出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彰顯共產黨人的最高價值訴求
在共產黨人踐行初心與使命“是”的邏輯下，“兩個必然”揭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宗旨，賦予了無產階級崇高的歷史使命，體現了真理性與價值性的整體性。真理性認識的發現一定要有相應的價值指向作指引，而只有以真理性認識為奠基，價值性訴求才有可能得到確證和實現。但兩者間並不是僵化、教條的截然分開之態，也非事先預設好任意一端，而是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中，在實踐中相互促進、互為引導、不斷創新的。“兩個必然”所內蘊的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資本主義特殊發展規律等真理性認識，是實現“兩個必然”的價值目標——“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科學基礎，體現在理論邏輯層面就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明確了共產黨人的最高價值訴求，具有超越歷史階段性的普遍性和終極性的理論品格，以理論釋義的內容維度與理論認知的方法論維度，為中國共產黨人踐行“初心”的“能”的邏輯提供了優先性規定，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細化為黨的行動方略。
（一）人的自由發展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與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統一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最高價值取向。不同於以往空想社會主義對未來社會作純粹的道德遐想，也不同於粗陋的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狹隘論證，這一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鐵的必然性”規律的基礎之上的，與馬恩對資本邏輯的批判密切結合，深刻表徵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邏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寓意高遠的論斷，涵納了人類社會與歷史發展中一對基本的矛盾關係——“個人”與“共同體”的關係，由此延伸出其他幾對矛盾關係，如“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每個人”與“一切人”的關係等。
馬克思主義基於歷史與現實的考量列舉了人類歷史上的形態和更迭順序，提出“三大社會形態”理論。人的依賴性關係是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一社會形態視閾內，人的發展是片面的，生產能力受到極大限制。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第二大社會形態下，整個社會以交換價值為基礎，個人在抽象獨立下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和全面的社會物質關係。第二大階段為第三大階段的到來提供了充分的社會物質條件，個人的全面發展具備現實可能性。三大社會發展階段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事實與價值關係的表述，對應三大聯合體：原始無階級人聯合體、以階級對立為特徵的異化人聯合體、未來社會自由人聯合體。以階級對立為特徵的異化人聯合體即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裡所提及的“虛假的共同體”。“虛假的共同體”由於利益的分野與對立，以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間的對抗、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不可調和為基礎，某種獨立的東西使人與人之間彼此異化。“每個人”與“一切人”的關係也被顛置。“虛假的共同體”晃著“一切人”的旗號，鼓吹“一切人的發展是個人發展的前提”，集體成為部分人滿足利益的一塊遮羞布，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利被抽象、虛幻的普遍利益所架空。與之相對，馬克思主義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中，揚棄資本邏輯，以具體現實的個人和共產主義實踐為根本立足點，將個性充分發展的自由聯合體稱為“真正的共同體”。在真正的共同體下，個人不再是階級的成員，個人與共同體之間也不再是異化與對立的關係，共同體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條件，每個人成為發展的主體和目的，“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聯合獲得自由”。就“真正的共同體”下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而言，由於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成為個人實現美好生活的手段，活勞動的價值、尊嚴得到重視，每個人都具有個性和獨立性，人與人之間彼此既互為主體，又互為客體，在認識主體、實踐主體和審美主體中達致統一。每個人不僅是發展的主體，擁有自主的能動性和自由的超越性，同時也自覺將他人視為發展的主體，不僅不犧牲他人的發展，更是為他人的發展創造條件。如恩格斯所言，即是“為所有的人創造生活條件，以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他人的本性”。
物質生產生活的實踐標準是界劃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的本質屬性，物質生產生活的極大提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普遍交往的建立，是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根本密鑰，以人的能動性發揮為目的的自由王國存在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據此，馬克思從歷史性維度出發，對待一切存在物，既從存在物的肯定中發現自身的否定因素，又從存在物的否定中發現歷史進步和歷史合理性的因素，強調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在生產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但要清晰地看到，這一生產力的極大發展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恩格斯明確說“在私有財產形成的任何地方，這都是由於改變了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為了提高生產和促進交流——因而是由於經濟的原因產生的”。生產力的發展催生“新的勞動方式，新的勞動結合”，進而改變生產形式和生產組織，形成新的所有制關係。在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下，私人所有和私人佔有狹隘同一，工人勞動的所有權和佔有權分離，資本的無限擴張需要最大限度地佔有與支配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矛盾的是，市場容量和發展空間是有限的，這一悖謬極易縮小消費空間而形成過剩性經濟危機，產生不正義的現象，資本主義私有制無疑成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價值追求進程中的最大阻力。《共產黨宣言》以分明的邏輯脈絡將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指向聚集於所有制問題的解決，“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改變資本的社會性質，以此才能改變無產者的佔有方式，使無產者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實現所有權和佔有權的同一，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制度性條件。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要從經濟上來實現，不能只侷限於政治層面和道德倫理層面，並且實現共同所有到共同佔有是一個動態的歷史實踐的漸進過程，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
回思百年中國道路，在“資本—政權—勞動”三者的相互博弈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選擇了“勞動控制政權”的國家道路的現實形態，但“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歸根結底是要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新生產關係的確立提供社會基礎。隨著中華民族站起來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共產黨人開始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發出要儘快地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號召。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利用三年的時間，基本恢復國民經濟，並於1953年基於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迫切需要，確立在過渡時期開展“三大改造”的路線，開創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新路，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使社會生產力從舊的生產關係束縛中解放出來，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政治條件，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包括物質生活水平、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得到逐步提高。但是，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調整好，就出現了鄧小平所講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他指出：“如果說我們建國以後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的某種忽略。”事實也證明，“三大改造”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存在偏差，而黨對“三大改造”的深刻反思也從側面印證黨的“初心和使命”是我們糾正歷史偏誤的實踐能動性的客觀反映。
秉承於此，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人總結和反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偏失，理性的共產黨人廓清長期以來附加於社會主義之上的僵化認識，通過迴歸揚棄，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要矛盾，確證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現實，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去理解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堅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是階段性和長遠性目標的統一。1979年，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指出，“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隨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先富後富論”“貓論”“補課論”“公有制主體論”“多種所有制經濟論”等，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提出是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邁向“富起來”的初心恪守，這一科學概括“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思想束縛，使人們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以物的發展推進的現代化作為人的現代化的重要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個人社會關係的普遍發展提供了基礎，個人盡其所能，實現自己的物質利益追求最大化，市場經濟的平等原則、競爭原則、交換原則、創新原則等提升人的自主性和自醒性，但不可忽視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元素之一是通過物與物的交換關係來表徵人與人的關係，二重性的特徵使它所秉持的個人主義原則、物質利益至上原則、等價交換原則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悖，並且滲透到社會生活乃至政治領域之中，施加其“物化”的本性，有可能導致個人的片面發展。基於這一現實訴求，黨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與人的發展之間的關係，提出“三個有利於”標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循引下實現理論突破，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升國民文明素質，建構現代化人格，時刻回溯歷史，不忘初心，“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帶領廣大人民實現邁向“強起來”的歷史飛躍。在“繼續改革的邏輯”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自身等逐漸向生態和諧靠攏，生產、生活、生態之間的矛盾力求趨向動態平衡，人民群眾在共享發展成果中的剝奪感減少。共享理念作為發展的終極目的，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人民主體性的價值理念解決高質量發展中的公平正義問題，增強人民群眾共享成果的“獲得感”與理性預期。共享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實現使用權的共享，提高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利於形成可持續的生態經濟模式，避免不必要的消費，最大程度實現“各取所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類的身心免受物質奴役，這些社會發展的存在方式滿足了人們發展的多方面需求，貫徹了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內在統一，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被限制在較小閾值內，彼此間儘可能地互為對方創造條件，推進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以整體性方法論科學認識“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如果說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與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辯證統一下，論述生產力與人的自由發展間的關係是側重從縱向上描繪人的自由發展由低級向高級的運動過程，那麼勢必要從橫向上，即在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中認識人的各方面發展的運動和成勢過程，即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一系列的社會存在的總體發展。運用整體性方法論認識“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可以明晰這一價值訴求揭示的是人與社會關係、人與自然關係以及這些關係之間的內在整體聯繫。
馬克思主義強調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是“社會的各個環節”和“同時存在又互相依存”的“一切關係”構成的一個整體性範疇。異於斯賓塞、孔德等對社會有機體的靜態性、預設性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結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社會有機體”是在勞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囊括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不斷變動著的圖式，這個圖式有兩個基礎性的有機構成部分，一是進行物質資料生產所需的自然界，另一個是進行物質資料生產所結成的社會關係，這兩大關係形成自然—人—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繫，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在內的協調發展與全面進步，構築了一個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為基石的全面實踐關係。人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物，對異己的力量始終存在著需求，“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需要的不斷滿足推動著人類物質生產實踐的發展，也是社會有機體得以實現新陳代謝的動力。權益則是反映人的需要與滿足關係的範疇，權益的實現貫穿著人的主體性認識狀況。從需要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價值意義的邏輯理路來看，立足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實質是人在各種利益複雜關係中對自身權益爭取的歷史過程，包括政治權益、經濟權益、文化權益、社會權益和生態權益在內的一整套權益系統。只有馬克思主義堅持問題導向，針對無產階級各項權益被剝奪導致各項異化的現實，從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統一的角度出發，在人的二重性屬性下考察權益系統的完整圖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砸碎舊世界、尊重自然、倡導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追求人的精神美等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整體性視野下，以堅持對人民群眾整體性權益的維護來凸顯人的發展的多元化，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種將人的整體性權益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聯繫起來考察的方法論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人與自然、社會的關係，從而不斷地實現人的“兩大提升”與“兩大和解”。
馬克思主義是具體的、歷史的，在不同的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下，權益系統內各個權益的實現程度不一，比重會有所偏側，人的整體性權益也就呈現出不同的圖景模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生產關係作為一切關係的基本原始關係，決定著以物質利益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權益，成為各項權益的基礎，也是優先考慮要實現的權益。近代中國的現實境遇決定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成為黨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把握中要遵循的一對重要矛盾關係。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論的根本立場和邏輯起點，民族矛盾是在以日本侵華等極端形式表現出來後基於無產階級立場做出的一種策略性把握，而階級觀點的重要延伸是群眾觀點。人民群眾作為物質資料生產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力。馬克思主義者高度重視群眾的物質利益，這實質上也是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辯證性把握。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多次強調要給人民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尤為明顯的是通過解決土地問題來解決群眾的住房、吃飯等問題。事實上，當時共產黨人的主要目標是要保障人民群眾的物質權益，雖然也提到了政治權益（如《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規定的一些權利制度）和文化權益（革命時期的理想信念感召）等，但是在解放生產力的邏輯線索與當時革命戰爭背景的雙重合力下，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保障人民群眾的物質權益成為共產黨人的主要工作方向。實現“站起來”的目標後，共產黨人更是把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堅持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向“富起來”的目標邁進。改革開放以來，基於對“文革”的反思、對國外錯誤思潮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性認識，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整體性權益認知日臻理性，提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確保經濟權益與文化權益同向建設、共同發展，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促進社會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建設，保障人民政治權利。新時代在由“富起來”向“強起來”躍進的進程中，共產黨人更是不斷拓展現代化的維度，形成多維的理論範式構架，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堅持對人民群眾整體性權益的維護，誠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實現和發展公民生態權益；用高質量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提高發展效度和公平正義；樹立文化自信，聚力民族精神……針對科技突飛猛進所致的網絡與人之間的矛盾愈發凸顯的態勢，共產黨人始終持守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理性對待科學技術對人造成新型奴役的異化問題，正確處理工具理性與人文理性的關係，推行的“互聯網+”行動真正融入社會發展各個方面，重視人文情懷，不斷地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初心訴求的實現。
三、《宣言》提供達致人類解放的基本原則
《宣言》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充分彰顯了馬恩把握歷史發展規律的眼光和思維。理論的思維方式不能直接生成理論結果，而是生成方法論和方法原則。《宣言》所闡發的理論原理、提出的任務使命、確立的價值理念提供了達致人類解放的基本原則。
（一）明確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的最大初心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宣言》中明確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兩個少數”和“兩個絕大多數”的鮮明對比，明確了共產黨的人民性特質和共產黨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幸福而奮鬥的最大初心。《宣言》作為“初心”的正式出場，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深刻說明“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人民群眾是歷史和時代的主人，共產黨人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向度，代表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崇高信仰，防止自我異化，才能同群眾一起走向人類解放的必然王國。雖然客觀矛盾在不斷變化，但“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謀幸福的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使命和追求等“初心”卻如磬石般堅固而永不改變。我們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過程。民主革命時期的“宗旨論”和新時代系統化的“初心論”，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充分涵納了《宣言》的理論本性和科學精神。
（二）激發共產黨人創造“為民族謀復興”的堅定初心
《宣言》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多項鬥爭策略，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民族國家”境域下儘可能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場域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以此為實現人類解放奠定堅實的基礎。基於當時的客觀事實，馬克思提到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先是在一國範圍內開展的，這一斗爭“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面對即將到來的1848年歐洲革命浪潮，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策略性的指導、系列的章程等力求實現單個民族的獨立強盛，為該國境內的無產階級獲得解放提供必要條件，並進一步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與協調。其後，《宣言》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民族復興”的提法，以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特點等，科學論證了共產黨在實現民族復興中的先鋒隊作用。《宣言》照亮了階級壓迫國家救亡圖存、尋求民族復興的征程。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自覺站在中華民族的價值立場上，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並貫穿在救國、興國、強國的不懈追求中。十八大後，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一百年”更是為民族復興凝聚共識，奮力向世紀中葉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
（三）指引共產黨人堅定“為人類謀大同”的世界視野
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事業，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以胸懷世界、心憂天下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去從事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鬥爭。恩格斯在為《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被剝削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宣言》的諸多命題本身要求從全人類的角度去考察，反映了對人類命運問題的根本省思。比如，就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中個人與整體的辯證邏輯而言，一國範圍內儘管有可能先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並不代表世界範圍內都實現了普遍發展；若沒有整體意義上的發展進步，一國範圍之內的每一個體的發展可能是犧牲在另一部分人的發展之上的一種生存狀態，這就無法從根源上消除發展對立和異化之態而呈現一種不全面的發展。因此，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宣言》從世界域的角度，以內置的“廣角鏡頭”蘊含著人類價值和世界視野，指引共產黨人堅定“為人類謀大同”的崇高初心。中國共產黨人在完成“站起來”的目標願景後，就提出了“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創造了多項世界奇蹟，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更是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又一出場形態，開闢了廣闊的共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治理路徑。
本文刊發於《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2期，為方便閱讀，註釋與參考文獻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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