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文獻及其思想傾向
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在政治上有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再加上王國勢力的強大，政出多門，西漢皇朝還沒有鞏固好其政治基礎，文化專制主義尚不能實行，在這種情況下，曾被秦朝壓抑的諸子百家又活躍起來。各家又都出現了一些代表人物，也大都有著作流傳，如儒家有伏生、叔孫通、申公、董仲舒、轅固等人，其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易》、《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大學》等許多記載；道家有蓋公、曹參、陳平、田叔、王生、雋不疑、汲黯等，其著作有《黃帝內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力牧》、《孫子》、《捷子》、《曹羽》、《郎中嬰齊》、《臣君子》、《鄭長者》、《楚子》、《道家言》等；法家有張恢先、晁錯、張湯、杜周等，其著作有《晁錯》、《燕十事》、《法家言》等；陰陽家有張蒼、夏侯始昌、夏侯勝等，其著作有《五曹官制》、《周伯》、《衛侯官》、《天下忠臣》、《公孫渾邪》、《雜陰陽》、《張蒼》等；縱橫家有蒯通、鄒陽、主父偃等，著作有《蒯子》、《鄒陽》、《主父偃》、《除樂》、《莊安》、《待詔金馬聊蒼》等。這些百家代表人物在繼承先秦諸子百家基本思想的基礎上互相攻訐，同時他們又都想博得封建統治者的認可。因此，他們又相互吸收從而自我改造。
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被列為官學。有了官學以後，講經便成為官職，學經是走向仕途的重要途徑，於是經學盛行。經師以經書為教材，通過口頭講說或整理講義進行教學。這樣便湧現出大量的編、撰、註解合一的文獻著作。據統計，僅西漢時期對經書的解釋就多達100餘萬種，《漢書·藝文志》記載：六藝有103家，諸子189家，著錄六藝的有3223篇，後來劉向、劉歆父子整理校勘古籍時，僅《管子》一書就收集了564篇不同的版本，《荀子》一書300餘篇。
經學被列為官方統治思想後，出現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史記·儒林傳》)的局面。為了迎合兩漢統治者的需要，今文經學越來越多地與讖緯迷信相結合，使儒家宗教化，它隨心所欲地解釋儒家經典，又將統治者神化，使自身變為政治的說教。同時，由於今文經學在傳授中必須遵守嚴格的師法和家法，經學博士為了形成對經典的壟斷，解經越來越煩瑣，流弊所及，輒洋洋萬言，空洞泛味，“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漢書·儒林傳》)。尚書大師秦延君用了10餘萬字來解釋“堯典”二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字用了3萬多字。正當今文經學壟斷教育和學術的西漢後期，新出現並發展起來的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今古文之爭並不在於書寫文字的差異，而是他們對經文存在不同的觀點和解釋，如對《春秋》的解釋，“春王正月”：古文經《左傳》的解釋為：“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今文經的《公羊傳》解釋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再如對“春用田賦”的解釋，《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見《春秋三傳》)。從今古文經的解釋中，我們不難看出，古文經偏重於史實的解釋，今文經是為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而挖掘其中的微言大義。
哀帝時期，今古經之爭達到白熱化狀態，劉歆上書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和《古文尚書》立為官學。攻擊今文經“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實情，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漢書·劉歆傳》)。劉歆上書引起朝野震動，今文經師時任光祿大夫的龔勝以“乞骸骨”相要挾，大司空師丹上奏說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同上》)。在朝今文經師也對劉歆群起而攻之。劉歆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只得請求到外地出任郡守。這場鬥爭相當激烈，儘管他們都是打著弘揚聖人法術的招牌，但實際上卻是兩派知識分子爭名奪利的鬥爭。
王莽秉政以後，為了尋找篡漢的理論根據，對古文經《周禮》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於是重用劉歆並接受劉歆建議，下令將古文經立為官學。但王莽為了取得知識分子的支持，也並不排斥今文經學。他篡漢以後，不僅沒有取消今文經學的官學地位，而且還大力利用今文經學中的所有對他有利的東西。他在當朝時，對今古文經師們一樣看待，很明顯，王莽對今古文采取了兼收幷蓄的態度。到東漢後期，儘管今文經學一直被立為官學，但由於與讖緯迷信相結合，日漸失去學術生機，而古文經學反對讖緯迷信，使其影響越來越大，古文經學通訓詁，在學問上勝過今文經學，也是古文經學上升的原因之一。古文經在傳播的過程中，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大師和著作，如賈逵著《左氏傳解詁》、《國語解詁》、《今古文尚書異同》、《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周官解故》，許慎著《五經異義》、《說文解字》，馬融編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等等。
鄭玄是古文經學家張恭祖和馬融的學生，年四十聚徒講學，弟子眾至數千。因黨錮事被禁後，潛心著述，以古文經為主，兼收今文經說，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之集大成者。據《後漢書·鄭玄傳》記載，鄭玄的注述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百餘萬言。至此，長達200多年的今古文經之爭已近尾聲，“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鄭玄傳》)。
漢代文獻是兩漢學術思想、文化的沉積和見證，它必然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即便是先秦的文獻，也大多能看到漢代的影子，這當然與兩漢思想學術文化相關聯，諸子之間的鬥爭，學派之間的鬥爭，經學今古文之間的鬥爭，是知識分子之間圍繞封建統治思想的構架產生的分歧，是對同一問題不同觀點的闡發和解讀。其根本目的都是在總結秦亡教訓的基礎上勾勒適應封建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理論框架，都有諂媚於封建君主的性質。因此他們在解讀上古史的時候，仍以大一統的封建統治制度去比附。在整理和註釋先秦文獻時或刪、或改、或篡其原義，在儒家倫理的指導下，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古代歷史的真實面目，因此，有人說：“漢代是中國思想學術文化史上獲得輝煌成就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落後性、反動性開始集中成為某種理論體系並廣泛為害的時代。”(《中國文化夢》傅正谷著)從對古史研究的角度上來說，這句話確有道理。
選自《始祖文化濟寧探源》彭慶濤 彭求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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