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薩爾滸之戰後，萬曆三大徵勝利為明軍帶來的光環被徹底剝開，不光東北部的遼東鎮長期處於女真入侵的陰影之下。明王朝北部的宣府、大同諸鎮也需要面對蒙古的威脅。

萬曆三大徵之一：援朝抗倭

從崇禎元年的遼東錦州軍卒因欠餉而兵變到祖大壽因袁崇煥下獄而帶兵出走，從內地部隊與農民軍打活仗，再到左良玉對楊嗣昌命令的不聞不問，都可以看出在農民軍肆虐各府縣之際，明軍大多以觀望為主，不肯用心交戰。

明末遼東形勢圖

而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與明王朝後期的財政崩盤是分不開的，而財政崩盤的原因又不僅僅在於財政本身。

失控的軍隊

失控一：衛所制失靈

明太祖建國後，面對北方蒙古殘餘勢力的威脅，在邊境部署大量的軍隊。同時為防止藩鎮割據，仿唐代府兵制，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並劃給土地，讓士兵分為屯、守兩部分。一旦遇到戰事，便從各個衛所集結部隊，交由武將指揮，戰事結束之後，武將返回朝廷，士兵解散回各個衛所。以此來防止武將長時間掌握部隊，從而防止其培養私人勢力。

同時根據各個邊境對敵任務不同，陸續設置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等九大邊鎮，統稱九邊。並且，在這九個邊鎮都設置了鎮守總兵官來負責軍事事務。並且統轄有各自的營兵，這些營兵不在承擔屯墾任務，只需要一心一意的做好訓練工作，在發生戰事的時候投入戰鬥即可。

九大邊鎮

而隨著明王朝軍政方面的逐步腐化，衛所無力向朝廷上交屯田糧食，出兵作戰更不能勝任。因此，明王朝的國防安全完全交由各鎮的總兵及指揮的營兵來負責。但在傳統重文抑武思維下指導下的明王朝顯然是不會允許各鎮的總兵獨操大權，在文臣與內臣的層層管束之下，帶來的並不是明王朝邊鎮部隊戰鬥力的強化，相反的是邊鎮的不斷腐朽與墮落。

到了崇禎時期，崇禎皇帝為了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大幅提高了武將的地位和再次啟用內臣監軍。希望藉此來加強明軍的戰鬥力。但事與願違，換來的卻是軍隊的進一步崩潰和武將的不聽指揮。

失控二：遼東鎮的毛文龍、祖大壽

崇禎登基後，大膽啟用獲得寧遠大捷的袁崇煥，希望袁崇煥能夠穩定遼東的局勢。

袁崇煥主持遼東之後，便上疏請派遣部臣清理東江糧餉，而毛文龍厭惡文臣的監督，上疏反駁。毛文龍部並非朝廷所派出，而是在毛文龍形成一定實力後追認的東江總兵。因此，一般明軍部隊存在的兵將不識的情況在毛文龍部並不存在。相反，其都統一於毛文龍的領導指揮之下，也只有毛文龍能將其使之如臂。

皮島位置

而且，毛文龍部有自籌餉銀的權力，但其自籌餉銀的方式卻是與朝廷的敵人女真進行貿易，通過向女真交付糧食、鐵器等急需物資來換取東北的特產人參貂皮等。

結合毛文龍部的種種情況，朝廷在經過了一番商討後，決定派出山東登萊道王廷試前往東江點驗兵馬。在這之前，毛文龍跟朝廷說自己有精銳兵馬二十萬，但王廷試到達東江後只確定了兩萬八千人。

此時的毛文龍已經沒有機會再向朝廷進行申訴了，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航海至皮島，斬殺毛文龍，分割其部眾，使得天下震動。

在毛文龍死後，雖然袁崇煥努力整頓，希望恢復朝廷對於遼東鎮的絕對控制。但是此時的遼東鎮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地方自主性了。

此時，作為當時遼東最具有影響力的祖大壽在執行時朝廷命令時常常打折扣。武將權威的擴大不僅降低了文臣督撫對於軍隊的約束能力，同時也影響了朝廷對於邊鎮軍隊的指揮權。

尤其是在松山之戰時，祖大壽在錦州被圍，洪承疇率兵救援又被圍在松山，在失去了祖大壽這個主心骨，以及洪承疇帶走了大部分主力之後，方一藻則是無兵可調，也無將聽令。最後只能任由松山大戰慘敗。從而，徹底失去了遼東鎮的機動作戰兵力。

失控三：其他邊鎮的衰落

因崇禎年間，邊患主要集中在與後金的交戰中。其他邊鎮面臨的壓力相對於遼東鎮來說較小，同時朝廷投入的資源也沒有遼東鎮那麼龐巨。自從萬曆年間的封貢以來，宣府、大同、薊鎮等北方和西北邊鎮進入了一個長期的和平階段。長期的和平自然就會導致這些邊鎮對於邊防的懈怠。這種懈怠不光是武備上的懈怠，同時還有地方將領的失職等。

武備削弱。

各城半不堪，兵多不整，火器不全。

當女真擊敗蒙古各部，並將其大部收歸己有之後，這些邊鎮顯然無法承擔起應對女真部從其防區進攻的責任。一旦女真大舉進犯，這些僅有2人防守的碉樓莫說起到防守的作用，就連向邊鎮示警的作用也很難起到。因此，女真才能如入無人之境般多次從宣大等地入寇京城。明王朝雖然多次下令整修邊備，但都無果而終。

將領能力退化。

後金繞開山海關入侵北京

吃空餉。明軍吃空餉、剋扣軍餉已然是公開的秘密。因為這些空餉不完全會進入將領的腰包，有些可能會被將領用來豢養家丁。因家丁作為將領的核心戰鬥力量，家丁得到良好的待遇有助於軍隊作戰能力的提高，所以一些文官對於武將剋扣普通軍士的糧餉用來供給家丁往往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失控四：內地觀望

相較於邊鎮軍隊還時常面臨外敵壓力，故能保持一定水平的戰鬥力。明末內地軍隊因為無外敵壓力，國家也不重視。故而存在大量空額，即使是一些尚有兵額的衛所，軍隊也大多老弱不堪戰。因此在明末流民四起的情況下，各個地方的軍隊無力承擔對流民的作戰任務。

在朝廷嚴令進剿的敦促下，只能選擇觀望。軍紀墮落的另一種表現是殺良冒功，即以無辜群眾的人頭冒充農民軍的人頭，來上報戰果。因為戰鬥力不如農民軍，故而不敢與農民軍交戰，一旦遇到督促，則會將屠刀揮向平民以此來應付差事。

崩潰的財政

明代末年，由於政府運行效率的下降、官員的貪汙受賄、宗室人口增加導致財政支出增加等原因，導致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因此，其軍費方面的支出增長空間受到擠壓。但由於對外抵抗女真部與對內鎮壓農民起義的雙重壓力，軍費的支出需求卻在不斷的上漲。在這內憂外患之中，財政支出越來越無法滿足各地，尤其是邊鎮防禦的需求。

自此，軍隊的核心思路不在打仗上，而在怎麼賺錢做生意上。面對朝廷的軍事部署命令，不再會認真執行，只會覺得是影響發財的阻礙。諸如孔有德等叛將不斷出現，甚至還為女真帶去了其急需的火炮技術。

從上表可以看出，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各鎮自國初開始兵額基本上在不斷的下降。然而，與之相反的是這些邊鎮的開支卻在不斷的上升。以固原鎮為例，萬曆年間京運年例為63721兩銀，而崇禎元年的見額則增加到了為145823兩銀。但官軍的總數卻下降了46377名，下降了幾乎一半的軍額。也就是說萬曆年間，每年僅需支付0.7兩銀子的軍餉給一位士兵，但到了崇禎時期則需要3.3兩銀。其中的增長幅度顯然不能用通貨膨脹來解釋。並且固原鎮與其他邊鎮不同，其本身自萬曆直至崇禎時期並沒有要緊的作戰任務，而供養每一位士兵的費用卻大幅攀升。

而即便是發放到各鎮的軍餉，往往也因為缺乏監督，導致發放的錯位。常見的情況有兩種：

一種是讓一名士兵領取多份餉額，以此來達到高薪豢養一批精銳士兵，從而完成作戰任務的目的。這樣的士兵，在明代被普遍稱為家丁。因其長年跟隨在豢養他們的武將身邊，軍餉由將領從其他士兵或空餉額中支付。故而相對於遙遠的朝廷來說，他們更願意聽命於將領。但花費明王朝大量軍餉所打造出來的精銳家丁部隊非但不能服從朝廷的指揮，反而可能隨著將領的投敵而叛變。

另一種則是將領以軍餉的發放為牟利手段，在軍餉發放前，由將領實現借支錢糧給士兵。通過這樣的手段，士兵長期處於對將領的欠債之中。即使有士兵上告，地方政府不過是照慣例由撫道下發府廳追究，由府廳移回各營追究。

因此，從財政的角度來看，明王朝雖然付出了鉅額軍餉在邊關上，但由於軍餉的發放並不以實際的軍隊數額為基礎，而是以將領上報的表冊為發放依據。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本身缺乏相應的監督手段，而高額軍餉的肆意發放也更讓地方將領們豢養家丁或中飽私囊，國家不再具備有效的控制手段。

制度的障礙

因長期軍事實踐導致的種種制度上的變化，與明王朝的慣有的軍事組織制度之間形成了制度性的障礙。妨礙了國家對軍隊的命令下達，以及監督執行。其中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明代長久以來的重文抑武的指導方針與軍事指揮體系的重疊。

弊病一：重文抑武

在重文抑武的指導方針下，不光軍事決策上主要依靠文官，尤其是軍事文官。並且在日常的管理中也以文官為尊。和平時期這樣的管理方式自然無可厚非，但一旦遭遇高強度的戰爭時期顯然這套體制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武官十分壓抑

重文抑武還使得文武地位差距的過於懸殊，武將為了爭取平等的地位紛紛棄武學文。到了大規模戰爭到來之時，武將大多貪生怕死，不肯服從朝廷的命令，一味的希望通過觀望來逃避責任。因此重文抑武帶來了武將軍事能力的退化以及地位的大幅下降，相應的國家也失去了通過控制武將來控制軍隊的能力。

弊病二：官多兵少

軍事指揮體系的重疊主要在於明末由於邊事的繁重而之前的衛所部隊往往腐朽不能承擔作戰任務，亦或者是原來一省之力或一鎮之力可以應對，但隨著滿洲的實力增強或農民軍的流竄，一省之力無法應對時，需要調動兩省乃至三省的力量來應對。

因此，明王朝解決這方面問題的辦法便是在原有的官制基礎上再添新官或者再練新軍。從而導致了原有的體制與新增體制共同存在的情況，雖然新增的體制在一定時間內會增加軍隊的戰鬥力，同時加強對軍隊的掌控。

但長期以來，則會讓將領不知道服從誰的命令。以登萊為例，登萊鎮水陸十營共計兵不過一萬一千，而設十將官、十中軍，每名中軍應下轄士兵一萬名，而登萊鎮統共只有兵一萬一千人，顯然是官多兵少。

產生這類問題的原因便在於舊兵不敷使用之後，朝廷便新設營兵，新增軍官。但為了防止舊的軍官不滿，因此保留其職務的同時又新設軍官。這樣導致了空有大量將官、中軍、千總等的存在，卻沒有相應的所轄士兵，人浮於事反而增加了指揮調動的難度。

弊病三：指揮混亂

而官制的增加，給指揮的調動增加的困難更大。主要在於不斷新設的巡撫、總督乃至督師職務導致了事權不一。比如，楊嗣昌作為負責管轄山海關和永平府的巡撫，其下轄的四路一半隻有負責民事的撫臣而無負責軍事的鎮臣。這就導致了一旦發生緊急軍情，楊嗣昌不知道與何人商議軍情，也不知道一旦遭到攻擊，由誰負責支援。同時，關外的九城並沒有統一到楊嗣昌的麾下。以至於他對自己的權責也理解不清。

這樣下來，一位武將頭上往往頂著幾名上級文官。一旦遇到戰事，便可能由於督撫不和造成軍事指揮的混亂，地方將領無所適從。亦或者是將領們出於畏戰的心態，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命令執行。同時，還有部分城池存在管理盲點，一旦遇到軍情不知如何處理。不能將現有的軍事力量統一調配使用，進而導致軍事的潰敗。

降清將領的“補刀”

自從萬曆四十六年撫順遊擊李永芳投降努爾哈赤獲得厚賞以來，投降女真成為了明代遼東地區邊將的一個新選擇。而女真為了管理從明王朝奪取的遼東地區以及加強自身實力的考慮，開始重用降將，再加上明與女真在遼東地區的攻守態勢，導致許多明軍將領開始主動叛逃至女真一方。

從上圖可以看出，皇太極時期女真對於明朝降將十分重用。並且，為了鼓勵明朝將領投降，對於那些主動歸降的將領毫不吝惜爵位。即使是戰敗被圍後投降的明軍將領亦有封賞。在這種情況下，明軍對外作戰的積極性便有所下降。即使與清軍交戰大多也不會抱著必死的決心。只要投降清軍便能享受到更高的爵位待遇。

因此在遼東地區，明軍逐步失去了戰略主動權，軍隊大多消極避戰。

綜上

崇禎皇帝並不是昏君，自即位之初便銳意邊事，希望能夠通過向各個邊鎮派遣宦官監軍的方式消除地方總兵的跋扈、貪腐等頑疾。這些措施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宦官們以其獨有的認真精神督修了崇禎年間大部分的邊防工事，往往會親臨一線逐一清點各個炮樓或碉堡的修建情況並彙編成冊上交皇帝，通過他們的明察暗訪有效的遏制了明末軍隊遇敵即潰逃的風氣。

但好景不長，隨著這些口含天憲的宦官們發現由於自己天子近臣的身份可以換來更多權力以及更多的財富，情況發生了變化，大量宦官開始運用自己的權力壓榨武將和地方督撫。

而崇禎皇帝希望通過提高武人地位來換取武人忠心的方式也無法有效執行。原因有二：

一是在於皇帝雖然提高了武將的地位，但就整個社會風氣來看依舊是重文輕武，武將的社會地位不如文官高；

二是由於社會秩序的逐漸崩潰，武將們發現朝廷已經不再具有足夠的威望，即使不服從朝廷的命令也不會受到嚴重的處罰。因此，諸如左良玉、劉澤清這類的跋扈武將他們不再理會朝廷的指示，對於地方督撫的命令更是充耳不聞。決定他們動向的不再是朝廷的命令，而是如何運動對其個人實力發展更加有利。

總而言之，明亡前後國家軍事控制力逐漸弱化的原因主要在於三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崩潰。面對不斷膨脹的軍餉明王朝無力支付，只能採取拖欠的手段。這樣不但極大的傷害了軍心，還為地方將領自籌軍餉提供了藉口。而當地方將領獲得了部分財政自主權之後，國家便失去了控制武將的韁繩。

二是大規模的啟用宦官監軍。雖然內臣監軍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內臣監軍實力的不斷膨脹破壞了原有的以文制武的體系，又隨著文武官員的意見將其廢止後，從而使得地方武將獲得了空前的自主權。

三是朝廷對武將過於優容。由於需要諸如左良玉、劉澤清之類的戰將來控制地方，因此對其軍紀方面就不做要求。相應的，武將不僅僅因為這種優容而跋扈，同時也會產生天下一旦大定，可能會被秋後算賬的擔心。

所以，明武將與明王朝越來越離心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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