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比較認同的歷史學家對理性和愛國的獨立觀點


讓我比較認同的歷史學家對理性和愛國的獨立觀點


葛劍雄,歷史學家,民革中央委員,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教育部社科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本文源自《財經》雜誌主筆馬國川的專訪,文章原標題:《抗疫的三個尺度——人文、法治和科學——專訪歷史學家葛劍雄》

001

公民自己要有理性判斷

馬國川:您最初知道疫情時,有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次疫情對您個人的生活和研究有什麼影響嗎?

葛劍雄:我最早看到消息,就懷疑有關部門在掩蓋疫情,因為有過SARS經驗。還沒有查清楚情況,就輕易否認“傳人”,這是不符合常識的。但是因為沒有充足的信息,不知道問題有多麼嚴重。等到1月20日鍾南山院士出面講“肯定人傳人”,勸人們不要去武漢,我就明白事情相當嚴重,第二個SARS又來了。

疫情對我沒有太多的影響。我正好有兩部書稿等著要完成,只要網絡通暢,再加上家裡藏書,可以在家裡工作。武漢信息剛公佈出來,那麼多病人不斷地增加,的確很令人震驚。武漢失控,病毒傳播途徑不清楚,都加劇了人們的恐慌。政府為了公共安全謹慎行事,但是公民自己也要有理性判斷,知道哪些是不得不做的,哪些是應該正確做的。

馬國川:有傳言說這次疫情源自“人造病毒”,或者實驗室洩露,或者來自國外,儘管已經闢謠,但是各種各樣的說法仍然廣泛流傳。

葛劍雄: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些說法是胡說八道。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沒有判斷能力的。有些人自以為有知識、有判斷,實缺乏基本常識。“陰謀論” 是不要證據的,只是一旦被某種勢力所利用,就顯得更加陰暗。

“陰謀論”全世界都有,還會不斷出現。我們這裡之所以“陰謀論”盛行,是由於某些人得到縱容,甚至認為傳播這些東西對中國有利。比如,有些人散播轉基因的陰謀論,連院土都不敢說話,一開口就被罵 “賣國”。其實這對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好處,反而給國家造成很大損失。所以,我們不要理會那些製造陰謀論、相信陰謀論的人,重要的是主流輿論一定要守得住,不能讓那些陰謀論、網絡暴力放任自流。

馬國川:疫情還是沒有結束,已經有一些人開始歌功頌德。在這樣的災難面前,知識分子應該堅持什麼樣的底線?

葛劍雄:頌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頌聖的文人歷來都有,只是現在又有新的創舉而已。這樣的人永遠都有的,問題在於主流對它採取什麼態度?只要支持不好的傾向,它就不可能消失。如果認為這對自己有利而縱容,這種東西當然會大行其道。誰握有言論管理之權,誰就有責任採取鮮明度,對輿論走向責任。

知識分子的作用建立在自己的知識基礎上,知識為什麼有價值呢?因為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知識分子應該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真正有把握的問題提出意見,能做什麼就做什麼。

馬國川:作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您對於目前的抗疫有什麼建議嗎?

葛劍雄:我不是醫學專家,不可能提出抗擊疫情的具體建議。最近我向中央文史館提交了一篇短文,講了歷史上三件事和三個教訓:

第一,很多病毒都是通過人員流動來傳播的。比如東漢末年,因為有一批匈奴人從蒙古河套到了洛陽,然後又到山西、河南,傳播了鼠疫病毒。當時正值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成百萬人逃難。人口大流動導致建安二十二年爆發全國性瘟疫。今後人口流動更大,病毒傳播的可能性也更大。

第二,東漢時一部分人已經知道傳染病要隔離,把有些病重者抬到郊外,看似不人道,卻是個好辦法。可是外地來的官員認為這是不仁不孝之舉,要求通通抬回去,結果導致更多死亡。因此,抗疫不能只講道德,要講科學。

第三個例子,因為傳染比較多,當時曾經規定,如果家裡有三人發病,可以不上朝。結果有人反對說,拿了公家的俸祿怎麼能不工作呢?規定廢除,導致交叉感染。因此,不能只講奉獻,不講科學。

002

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

馬國川:疫中諸多醜陋的社會現象,被批評為中國固有的“國民性”。在您看來,存在所謂的“國民性”嗎?

葛劍雄:所謂國民性,當年魯迅等人提出來,到現在還停留在個人感覺或一些個例上,沒有認認真真做過科學研究,也缺乏比較。今天有條件用社會的方法做調查,抽樣分析,不應該再作空泛之論。

以前的社會為什麼守住底線?因為兩三千年來,一般中國人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這就可以維持基本的社會倫理底線。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基本底線都沒有?就是因為既沒有敬畏,又沒有基本的現代文明教育。如果我們的義務制教育是合格的,那就不會出現這樣問題。

馬國川:疫中出現了醜陋的地域歧視現象,為什麼最講愛國主義的國家卻歧視和排斥自己的同胞,這是不是一種矛盾現象?

葛劍雄:一點兒不矛盾的。從精神層面看,愛國主義的最高境界是一種信仰。愛國主義不是唯物的,唯物就麻煩了。有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信仰和國家信仰是合在一起的。中國是世俗的愛國,愛國並不是一種信仰 ,就要跟政 權聯繫起來,在古代愛皇帝、愛具體的政 權就是愛國。

我們的愛國主義不是與生俱來的信仰,而是後天的教育,所以有一個科學完整的愛國主義教育就非常重要。遺憾的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不完整、不科學的,有很多界限迴避了,不能真正講清楚。由於缺乏全面理性的教育,大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愛國主義片面的。

馬國川:不管是網絡世界,還是在現實世界,這種片面的愛國主義都很明顯。

葛劍雄:這種片面的愛國主義對自己、對國家都沒有好處。有了正確的愛國觀念怎麼運用?這就涉及知識結構和道德基礎。現在有些人自認為是愛國,但是結果對國家並不利。為什麼呢?我不懷疑這些人的真誠,而是他們的知識結構、能力和道德基礎有缺陷。比如你提到的疫情期間出現的地域歧視現象,就是典型。如果不愛自己的同胞,愛國主義有什麼意義?

愛國主義也是有邊界的。不管怎樣,不能突破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比如,《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剛剛公佈,網上很多評論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實際上簡直是極端的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顯然這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只能損害國家利益。

馬國川:看來,只有愛國主義,哪怕出自真心的“純正”愛國主義也是不夠的,一個人的行動和判斷能力還要受到道德基礎、知識結構的制約。

葛劍雄:關鍵問題是愛國主義教育本身有偏差,同時對於那些偏頗的愛國主義言行沒有進行疏導。主流媒體缺少公信力,往往是網絡在引導,某些極端言沒有得到制止,反受到縱容。愛國主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但是理性是哪裡來的?如果個人不具備理性,主流輿論就要引導,政府就要引導。

如果一個人正確實行愛國主義,有三條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人文,就是人道主義作為基本底線;第二,法治,要有牢固的法治觀念;第三,科學,尊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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