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的驢

劉亮程亦是個捎話人，縫合著人與驢、天與地、生與死之間的裂縫。

一、巴別塔之後

《聖經·創世紀》中有一個關於“巴別塔”的故事：人們一開始的語言和口音都是相同的，為了傳揚人類的名，以免人類始終分散在大地上，他們開始建造一座直通天頂的塔。耶和華知道後非常震驚，恐怕人們做成這事之後，以後便沒有做不成的，於是就變亂了人們的口音，使他們彼此之間言語不通，分散在各地，停止了建塔的共同事業。巴別塔之中的“巴別”，便是“變亂”的意思。

巴別塔之前，是神和人之間的矛盾，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出伊甸園，上帝以大洪水毀滅人類；巴別塔之後，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操著不同語言的民族彼此廝殺、掠奪、征服。他們共同拼湊成《舊約》的殺戮史。

每一個處於社群之中的人，都掌握著一門用以溝通交流的語言，這是人與動物之間的重要區別，希臘人就曾將人定義為“會說話的動物”。而任一個原始部落或民族都有獨屬於自己的語言系統，它們在與異族的溝通、融合、鬥爭中發展、更新或消亡。

《捎話》雖瀰漫著古代西域的風情，但仍是一個架空的歷史空間，劉亮程寫作此書時手邊的唯一參考書就是一部成書於11世紀的大辭典。歷史上的西域小國林立，紛爭不斷，干戈不息。小說中的世界亦是如此。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語言，因而翻譯師應運而生，甚至催生了像小說主角庫一樣掌握著幾十門語言的大翻譯家。不管是商貿溝通，還是戰爭討伐，都需要對語言進行置換，語言的疆域即是國家的疆域，如中原皇語，小說中說“你一輩子也走不到皇語的邊”，這即是西域小國對地域遼闊的中原大國的遐想。

不同的語言代表著一個獨立的民族，也代表著一個獨立的世界。兩個語言不通的人，嘰嘰呱呱得再多，也無法通達對方的世界。當庫遇到盲昆門（瞎眼的昆門教徒）時，無論庫如何呼呼地扇風，那些正呼呼地刮過天空的明亮的風，在盲昆門心裡全是黑暗。這是視覺的黑暗，也是語言的黑暗。而當庫與盲昆門花了一晚上學習對方的語言之後，兩個語言的天才同時亮起來。

語言的存在不會引發戰爭，但語言的消失則是戰爭的最終休止符。在不少殖民者或侵略者看來，要徹底地征服一個民族，就要像都德的《最後一課》所寫，讓被征服者忘記本民族的語言，學習征服者的語言，從而抹殺最可能喚起民族凝聚力的東西。毗沙國與黑勒國的戰爭是小說的中心事件。黑勒國的國王最終要做的，就是割下所有說毗沙話的人的舌頭，讓毗沙語消失。

二、語言與真理

《捎話》不只是是關於人類的語言之書，更是一切聲音的語言之書。

劉亮程將“萬物齊等”的莊子引為同道，把人放在與驢、馬、狗、花、草、木相同的地位上來思考。對於他來說，文學不只是人學，自然萬物不只是人情的比附，一切景語未必只能是情語。它們與人彼此對視，有著自己的眼、耳、口、鼻、舌、身、意，就像辛棄疾在一首詞中所說，“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捎話》之中的世界即是一個萬物有靈的世界，“萬物有靈”也是劉亮程所擬定的另一個書名。

《捎話》的世界由人、驢、鬼三個視角勾勒出來，人話、驢話、鬼話是三個主要和聲。此外，也還夾雜著雞叫，狗吠，馬嘶，風鳴……在這裡，聲音不僅是聽見的，也是看見的，甚至還有重量，拋上去又落下來。但是，聲音的色彩、形狀、分量，卻不再是由萬物之靈長——人類感知到的，而主要是由驢感知到的。而且，人類的聲音在各種動物中是最為微弱的，直如天庭的守門人說，人聲高不過麻雀

庫的師傅曾說：“你每學會一種語言，就多了一個黑夜。”這裡的“黑夜”是耐人尋味的，劉亮程在書後的訪談記錄中說，“語言的黑暗只有使用者知道，只有想深入靈魂的書寫者洞窺。”這裡所涉及的其實是語言與真理、與本質的關係。真理是客觀實在與主觀認知相一致，即在兩種不同質的事物之間尋找契合處，而主觀認知又是被語言所描述的，這就使得語言與客觀實在隔了兩層。

這種結構就相當於柏拉圖對藝術與理念關係所作的判斷——藝術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雖然，我們不必就此像柏拉圖一樣嘲諷語言，徹底否定語言與真理可能存在的關係，但這種隔層結構至少表明，語言與真理是相隔遙遠的，是容易錯位的。（但悖論的是，正因為語言與真理的之間的不確定性，才有了一切以真理為口號、為追求的文學）

即便有一語言擊中了真理，它仍然面對著傳達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僅存在於不同語言的外部交流中，也存在於同一語言的內部交流。就像書中所說的，“那些看似被不同語言照亮的地方，其實更黑暗……經文翻譯成黑勒語、毗沙語、皇語和丘語時，都無一例外地被扔進這些語言的黑暗中。”一部經書經不同語言輾轉相譯，“其意思偏差之大就好像早晨趕出去一群羊，下午吆回來變成一群狗一樣”。而在同一語言之中，“那些捎話人，捎到黑勒的都是已經長大的故事，故事在漫長的旅途上越長越大。”

任何話語都是在特定語境下由說話人與受話人通過本文溝通而展開的，語境、說話人、受話人等任一因素產生變化，就會使原來的“話語”發生變化。而現實中，它們又恰恰是在不斷變化的，就像赫拉克利特說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人也不能兩次進行同一場對話。在此，捎話只能不斷地衍生歧義，包括情感的歧義與語義的歧義。

小說中的天堂是不需要語言的，也無需翻譯，因為那裡的人的靈魂是透明的。當庫死後來到天庭時，卻被天庭的守門人攔住，讓他轉世用驢叫給人捎一趟話。當他問為什麼不直接捎給人時，守門人回答：“上天把真言給過人，被人傳歪。唯獨驢叫沒有走形。”

耶和華停建了人的通天塔，卻忘了驢的通天塔——昂嘰昂嘰昂。

三、世界的入口

海德格爾說：“人在世界中存在”。

每個作家都有進入世界的入口，沈從文是湘西，老舍是北京，莫言是高密鄉，而劉亮程則是黃沙梁村。1961年，劉亮程的父母從甘肅逃荒到新疆一個沙漠邊緣的小村莊——黃沙梁村。次年，劉亮程便出生在了這個人口不足百人的小村莊。199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由此蜚聲文壇。

對於某些作家來說，這個“入口”可能會在他的文學版圖中投下長長的影子，無論走到何處，都像“今生今世的證據”一樣附著在腳跟。劉亮程以戈壁灘上的小村莊來感知世界，全世界都被他裝在了一個小小的村莊之中。在《捎話》之中，他關注各種不同的聲音，將驢叫、馬嘶、狗吠都置於人聲之上，這從根本上說是源於他的生活經驗。在荒野戈壁的村莊中，聲音能在空曠的大地上傳播得很遠，是一片死寂中的活物。而在這些聲音中，最響亮的就是驢叫，人聲幾乎是不大聽見的，畢竟人是“說話”而不是“叫話”，縱使是“叫”，也“叫”不過牲畜。

雖然同為鄉土作家，但劉亮程與廢名、沈從文、汪曾祺均有不同，廢名的農村中有禪佛牽絆，沈從文的湘西有城市比照，汪曾祺的村鎮有人間煙火氣。

劉亮程不執迷於某種思想體系，更接近於先民的原始思維，持一種萬物有靈的態度，他雖被稱為“鄉村哲學家”，但絕沒有讓思想居住在像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格爾那樣所鑄造的巍峨殿宇中。他懸置了存在，懸置了歷史，懸置了語言，更直接地面向周遭的生活。我們大多聽過荷爾德林的“詩意地棲居”，但很少有人像海德格爾那樣留意之前的四個字——“在大地上”。

在現當代的文學中，農村若不是傾倒愚昧無知的垃圾站，便是一種與都市文明相對抗的異質力量。鄉村的背後，總或隱或現地露出都市的輪廓，鄉村/都市是難解難分的胞兄胞弟。劉亮程雖然也在一些訪談表露出對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很少在作品中直入城市的腹地，而始終徘徊在他的村莊，他的邊地。

劉亮程是以“一個人”生活於村莊中，這“一個人”沒有市民或村民的身份區分，是一個純粹的完整的“人”。所謂完整的人，並不是指身體健全，也不是指有房有車有事業有女人，而是指未經語言、體制、意識形態等多種文化因素閹割。劉亮程的文字中沒有俗世的喜怒哀樂，而是一種深長的孤獨的沉思。劉亮程說，“好的小說一定孤懸於歷史之外

如今回想，劉亮程的文字之所以能抓住我，就是那一股與（人）世隔絕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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