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来自 WSJ ，以下为学霸山丘的中文摘译版：
滑雪道依旧开放，餐馆持续翻台，购物中心熙熙攘攘。
欢迎来到瑞典，西方世界最后几个倔强的“云淡风轻式“抗疫的国家之一。
伴随着政府日渐严格的出行管控，欧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已聚集到家中。
但瑞典不一样。
瑞典的办公室和商店依旧灯火通明。瑞典政府只发建议，并不发限制规定。他们在等着看，自己的“放任式“抗疫，会收获怎样的结果。
在瑞典，商户、幼儿园、中小学照常运营。
一个漫长的冬天结束了，斯德哥尔摩街头的咖啡馆和露天酒吧里，满是来度周末的顾客。老城区里，大批当地人走到户外，享受好天气。
政府为数不多的规定只有：1）不许办 50 人以上的聚会。2）酒吧和餐馆只能招待有座位的客人，避免排队者和站客造成的拥挤。
英国和荷兰曾短暂考虑过这种有限管理的抗疫方法，以期获得整个群体的自然免疫。
但这两个国家都很快放弃了这个方法，因为学者们警告，政府这样做会导致几十万人死亡，医疗系统瘫痪。
不过，现在判断瑞典的选择对于瑞典这个国家来说（注意是对于瑞典这个国家），是好事还是灾难，为时尚早。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止本周一，瑞典有约 1,000 万居民，4,028 个确诊病例，146 个死亡病例。
相比之下，奥地利，一个与瑞典规模相似的欧洲国家，有约 880 万人口正处在自我隔离中。该国有 9,200 个确诊病例，108 个死亡病例。
Anders Tegnell 是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也是瑞典做出这个选择背后的架构师。
他说，瑞典的做法很像英国人最初的选择：让病毒尽可能慢地传播，同时把老年人和体弱者保护起来，直到全国人都获得自然免疫，或者疫苗成功研发。
也有不同的声音。
Cecilia Söderberg-Nauclér 博士是一位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医生和教授。在她看来，接下来的两周将会决定”瑞典方法“的成败。
”如果确诊病例直线上升，有关部门也只能向现实低头“，她说。
她预测瑞典政府将被迫停止当前的做法，因为监管和检测的缺失，会导致病毒传播的失控。
亚洲抗疫的国家里，的确也有不封城的。但这些国家依靠大规模的检测，去阻断传染。
瑞典有一个长久的传统：在抗疫时，自愿原则优于强制原则。Anders Tegnell（之前提到的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认为，这个传统会让瑞典人在抗疫时更自觉。
”大部分有症状的人会主动待在家里。我们会尝试让病毒传播慢下来，直到国家遭遇确诊感染数的峰值。如果这个峰值也不是很高，那我们就继续现在的做法。“ Anders Tegnell 如是说。
与英国人的强烈反对不同，瑞典人的态度很积极，一项来自 Novus 的民调显示，80% 的瑞典人支持这种抗疫方法。
上个周末，在斯德哥尔摩，更多的人开始在公共场合注意起人与人的距离。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数，也比之前一周同期少了 50% 。
虽然一些欧洲专家和官员表扬了瑞典的做法，但就算是这种方法的支持者也说，想在瑞典（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国家复刻”瑞典方法“，困难重重。
与意大利不同，在瑞典，长辈和晚辈间很少有走动。瑞典全国超过一半的”家庭“只有每户一个人。这种家庭结构意味着，年轻人把病毒传给老人的概率很低。
这种社会现象可能也能解释，为什么瑞典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会不成比例地出现在瑞典的索马里人群体里。索马里人更常多代同堂地住在狭小的住所里，长辈和晚辈间串门频繁，获得政府信息的渠道更少。
一些瑞典经济学家认为，瑞典政府现在的做法很短视，长期来看，成本大于收获。
但瑞典反对声最大的群体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中的一部分，认为确诊案例会急速上升。
”拿全体瑞典人的健康做实验，风险太大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一位瑞典的流行病学教授这样说。
”让老百姓自己决定该做什么，而不去监管，这种做法有危险。其他国家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个病毒的情况很严重，瑞典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这位流行病学教授继续说道。
Fredrik Elgh，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病毒学教授，认为，瑞典当前的做法令人感到害怕，并呼吁斯德哥尔摩尽快开始全城隔离。
”随着疫情的发展，不断增长的确诊病例会让全国不堪重负“，Fredrik Elgh 博士这样说。
译文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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