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電影從製作到上映，需要經過多少道工序？
哪怕是資深的影迷，也不一定能夠回答準確。平時關於電影的宣傳報道中，受矚目的多是演員或導演。許多幕後人員，比如攝影師、擬音師、特效團隊、美術師、配音演員等，很少被提及。他們更多是存在於電影開篇或電影放映結束後一閃而過的字幕中，默默無聞。
電影從來都是集體創作的產物，默默無聞並不代表不重要。紀錄片《我在中國做電影》就將鏡頭對準了中國電影的幕後英雄——7位代表當今中國電影產業水準的優秀電影人：葉錦添(美術)、曹鬱(攝影)、趙楠(音效)、阿杰(配音)、丁燕來(特效)、魏明(特效)和周逸夫(特效)。通過他們的講述，為觀眾呈現乾貨滿滿的行業內幕，也讓觀眾清晰地看到一部部電影是怎樣誕生的。因此，《我在中國做電影》既是電影人給電影的一封情書，也是一堂寶貴的電影教學課。
《我在中國做電影》的主語是“我”，是一個又一個的“電影人”。這個說法，或許會讓人聯想到那部爆款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兩者不僅句式相似，而且傳遞著相似的工匠精神。
如果此前觀眾困惑於，為什麼有些電影的攝影美輪美奐，有些電影的攝影粗糙直白；為什麼有些電影的音效讓人身臨其境，有些電影的音效讓人“出戏”，那麼，紀錄片中的這些行業領軍者會讓你找到答案。
差距就在於工匠精神上。曹鬱回憶在擔任《妖貓傳》攝影師時，為了還原出楊貴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效果，他們點了幾十根蠟燭放在演員臉部周圍，用LED燈帶突顯面部光澤，再加上一種名叫Dedolight(特圖利)的燈打在眼睛部分，以多種光源的協作產生一種有層次的光效。即使這樣還是不夠，為了“百媚生”的流光溢彩，攝影師還手動控制電子調光臺，讓光流動起來；趙楠擔任錄音師的電影《影》中，雨貫穿始終，為此團隊蒐集了上千種下雨的素材。為製作利劍刺穿肺部的擬音，團隊通過仔細分析生理結構，利用魚鰾模仿肺部達成最終的效果；電影《邪不壓正》裡經常出現的北京城全貌，均由特效製作而成，每一條路的走向、每一個城樓的高度，都精確還原……在這些觀眾可能不甚留意的細節上精益求精，正是一部優秀電影的“真實感”和“說服力”不可或缺的部分。經典，離不開無數匠人的努力。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在中國做電影》裡的“工匠精神”呼喚的是中國電影的工業化。“電影既是具有獨特審美的藝術作品，也是高標準、高技術、高規格的工業產品。工業化由此被視為中國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的必經之路。”
對電影生產各個環節的重視，保證每一個環節均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讓每一個成品都能達到基本的合格水平，就是工業化思維的體現。電影《流浪地球》導演郭帆曾提到，想批量化生產，得先理解工業化的底層邏輯，那就是要標準化，要可量化，之後才能被分配，被分配才能分工，分了工才能夠提高效率。
中國電影工業化之路上的一道檻，就是專業化人才不足。此前馮小剛、成龍、張國立等業內人士就聯合呼籲，建立中國影視工業的“藍翔技校”。不少影視劇組裡的幕後工作人員非科班出身，他們可能是來自同一個村、同一個鄉，一個帶一個進入行業，有時就把幕後工作當作“體力活”來理解與落實。有人曾這樣舉例說道，中國很多攝影師能拍出一道明亮的燈光，然而拍不出一道“曖昧”的燈光。前者只是把攝影當作舉著攝像機的工作，後者則是具有審美和創造力的創作。如曹鬱說，他會將自己所欣賞的繪畫作品、音樂融入攝影裡，讓鏡頭不僅具有審美性，還具有思想性。不同分工的電影人，懷著“匠心”把自己的專業研究透徹、將自己的幕後工作專業地表現出來，才能使得電影藝術的表達更為全面。
《我在中國做電影》關注電影背後默默無聞的幕後英雄，關注攝影、擬音、特效、美術、配音等每一道工序的運行規律，它也是電影工業化思維的一個具象呈現，為中國電影的幕後工作樹立了某種標杆。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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