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歷史上的朝代，說到皇帝，多數都會認為天下大事，都是皇帝一抬手一皺眉都能決定的，很霸道，很專制，皇帝說一沒人敢說二。
那在真正歷史上，皇帝真的就活得這麼瀟灑嗎？
今天我們就單個挑選出公認最為強大的朝代--唐朝，來談談唐朝的皇帝是否真的可以這麼瀟灑的就把唐朝推向了盛世？
首先我們可以來區分兩個概念，皇室和政府，其實這個概念在漢朝都已經很明確了。
皇室中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可以籠統的指的是皇帝，而政府則是公共的行政機構。
漢朝只有一個宰相，則這一個宰相是政府中最大的，一個掌握全國行政大權。遇到事情，主要是跟皇帝，還有再喊幾個人商量商量對策。
唐朝的時候，相權讓分割成了三份--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他們在一起的權力等於漢朝的一個宰相。
遇到事情先由中書省的宰相們商量出方案。（這裡的宰相併不是官職名稱，只是地位代稱）
他們商量後最後挑選出最好的方案，再告訴皇帝，皇帝看過，覺得可行的話，便在詔書上畫一“敕”字。
隨後再送給門下省，讓門下省的宰相們再審查，如果認為合理則送到尚書省去實行（尚書省只可執行命令，不可參與命令的制定），認為此詔書不合理則會批註上意見，反還給中書省讓其重新擬定。
縱觀以上行政流程，皇帝其實在裡面的作用，也就是個名譽上的作用。
所謂名譽便是這一“敕”字，唐朝政府最高命令便是為“敕”，名譽上是皇帝的指令。不過實際的指令都是由中書省發出的，只是由皇帝簽字。
且不說皇帝基本不參與命令的制定，只是簽字同意。
主要是，皇帝簽字同意了，門下省不同意，那樣看作這條命令是條廢命令。皇帝的“敕”便也是白簽了。
從這便也能看出來，皇帝並沒有很專制這一做法，政府的制度設定，根本就由不得他專制。
唐朝的制度明確規定，沒有中書省、門下省的印章，皇帝直接發出來的指令是違法的，是不會被各個行政機關所承認的。
正所謂“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這是對當時武則天不按照規定的程序，發佈最高指令“敕”的一種批判。（武則天當時將中書省改名鳳閣，將門下省改名鸞臺）
說了這麼多，既然有此制度，那為何專制二字總是扣在皇帝頭上？
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都是有很大的通融性的。正所謂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尚書省的行政官員自然知道皇帝是最大的，遇到性格執拗的，可能會不聽皇帝的直接指令。但是大多肯定都是會給皇帝留情面，即使沒有了中書省、門下省的簽字，也是會照常執行皇帝的命令。
可是大多的皇帝並沒有說，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專制，大多都是很顧及自己皇帝的顏面的。
畢竟平民老百姓都知道，聽一個的主意是很片面的，應該聽聽大多數的意見，一個人拿定主意是非常不正確的行為。
皇帝自己自然會知道專制是非常不對的。他們不會輕易的去做這樣被法律明文禁止的事情。
即使真的需要去做，有的皇帝也會很難為情，並不是說是理直氣壯的。
唐中宗曾經不經過中書省、門下省的同意，便給人任命官職。
但中宗，感覺自己內心過意不去，便將裝置詔敕的封袋改用斜封。將“敕”字不用硃色筆，用黑色筆寫。意思讓行政機關給個情面，執行此命令。
當然這種方式被任命的官員，都是被人看不起的。都知道你是走後門。
通過上文所述，若要說皇帝真的很專制，則是真的很片面的。
顯然皇帝，在一些明文規定下並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皇帝的權力讓限制的的很多。
但是中國的傳統政治通融性很大。皇帝說到最後他也是帝國名譽上最高的統治者，而且也政策的執行也需一“敕”字，並不是說沒皇帝的事。
最後搞得有的皇帝確實是很專制，就比如武則天。
不過她已經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了，那對於不經兩省發放指令，自然是無所謂合規矩不合規矩了。
到了最後至於是專制還是法制，那還真得又回到一個關鍵點上，皇帝的個人素質問題！
得皇帝個人素質如何？他願不願意去維護這個“法制”？
他的膽量如何？他敢不敢去越過這個“法制”？
這不僅僅限制於唐朝皇帝，每個中原王朝的皇帝都是這樣，他們的權力都是會受到一定限制的。
一般素質較高的帝王都會選擇名正言順，聽取多方面的建議，去執行此政策。畢竟若想做的是件好事，又何怕經鳳閣鸞臺？
這時膽子大的皇帝，可能會偶爾違反此制度，直接下發詔令。從而開創一個王朝的極盛。但是正常工作肯定還是依照正常的秩序。（比如，漢武帝，唐太宗）
膽子小的皇帝，他便會做一個太平皇帝，按照祖制，安安穩穩的維護王朝盛世，他不會去冒險走越過政府決策機構直接下達命令。這便也會被文人稱作明君。（比如，漢文帝，唐高宗，明孝宗）
這些便都是算不得專制的皇帝。
一般素質較差的皇帝，為了一己私慾，便將所制定的“法制”無視，自己直接越過兩省發號施令，不過這便也多是不敢被視查的指令，是一件私大於公的事情，自然怕經過審查。
這時膽子大的皇帝那便會明目張膽的專制，從而使一個王朝迅速衰敗。（比如秦二世，隋煬帝）
膽子小的皇帝，此時便相對好點，他有所顧忌，便也不敢過多的越權行事。從而使其的素質低下不太能過多的影響王朝的運作，此時的王朝不說能夠繼續強盛，但是也不會說是迅速衰敗，王朝能夠繼續被制度支撐很多年。（比如唐中宗、唐睿宗、明神宗）
那膽子大的便算得上是專制的皇帝；
可膽子小的那我們便不能說其算得上專制的皇帝，畢竟被制度束縛著，又何來專制？
大家不要感覺我說到最後，問題似乎又模糊起來。
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就是這樣。
一個王朝的皇帝，是一個素質較高的皇帝，運用了當下所規定的制度，便會便江山治理的十分強大。
如果下一任是個素質不咋地的皇帝，還是在當時的制度下，便會將強大的江山，付之東流。
正如，秦朝的秦始皇和秦二世，隋朝的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這樣。
牧感覺最有代表性的還是得是唐玄宗。
玄宗前期素質較高，後期素質較低，同一個人同一個時期在兩個極端的素質水平下，面對著同樣的制度，從而塑造出了不一樣的王朝。很好的闡述了中國古代傳統政治的特點。
這便是中國古代傳統政治的通融性，人事往往是大於制度。這種情況不能說它不好，也不能說它好。
只能說是有利有弊的。
好的情況，遇到一個盛世明君。
這位君主便可以不用被制度所束縛，可以一展宏圖，開創一個極盛王朝。
壞的情況，遇到一個昏庸之君。
這位君主也不被制度束縛，便也不能維持住王朝的正常發展，便會把王朝推入深淵。
這也讓我想起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提到的，在遇到緊急戰事時，一個從未拿過兵器的文臣，竟然可以拿起砍刀安排著眾將士緊急應戰。
這件事情，看起來固然是件可歌可泣的好事情。
但是從制度方面看，為何在緊急情況下不是有相應的應急措施啟動，而是需要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文臣臨時主持大局？
那若不是有這樣一個死守孔孟之道的文臣，那麼這場戰事豈不是就會崩盤？明朝後期的很多戰事情況便也可看出，沒有這樣文臣的情況是多數！
人事的英明領導固然好，但是成千上萬的城市若想要都是人事的如此英明，那便是難上加難。
唯有制度，才能讓所有的城市都能夠擁有同樣的能力應該一些突發事件！制度從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不過儘管這樣說，也幸虧有制度的通融性，在制度行之不通的情況下，就會有人出來主持大局。這也便是一個優勢。
所以在歷史上的每一次改革總有些反對派，也是不難理解的。
你非要說反對派、守舊派僅僅是為一己私慾而反對改革，那必然是不全面的。
大名鼎鼎的司馬光在面對王安石進行改革時，便也是極力反對。
司馬光自然不會為了一己私慾，而是他站在全局的立場上，怕動了祖宗之法，而影響到了整個王朝的正常制度運行。誰知道改革後製度，能不能在全國很順利的推行開來！
司馬光
所以說守舊派並不是都是壞人。改革派也並不都是好人。
宋徽宗時期蔡京等人，就是打著改革派的幌子驅逐了一干守舊派的賢臣，從而一手遮天，魚肉百姓。
簡單的做了些擴展，還是回到皇帝是否很專制這一話題上來講。這個並不能給出一些定論。只能講：
自古以來皇帝都是會被相應的制度束縛著，大多數皇帝並不能隨心所欲的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唐太宗想去打獵，被魏徵訓斥，便也不再去了。
宋太祖想要封趙普為宰相，也得開封府尹簽字同意。
明朝嘉靖皇帝、萬曆皇帝都是幾十年沒出過紫禁城一步，被囚在一個大大牢籠裡面。
大多數的皇帝們過的並不瀟灑，若將“很專制”的帽子扣給他們，便也有些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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