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哲學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借鑑西方哲學研究中國哲學，二是中國哲學逐步走向世界。從馮友蘭、胡適開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的發展始終受到西方哲學的方法和理論的影響。我認為這種影響屬於中西哲學的良性互動，不能算作“全盤西化”，因為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其建立和發展又反過來為西方哲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有沒有這個參照系，對西方哲學的理解和體悟大不一樣，對中國人研究西方哲學意義更大。比如，西方哲學的“大哲學”的觀念對於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傳統哲學的性質和範圍具有啟發意義。從歷史上看，中國哲學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舉凡政治、道德、宗教，乃至科學、醫學、道術、民俗，無不有豐富的哲學思想。但長期以來，我們按西方純哲學的標準選擇和整理中國哲學的資料，後來又按“兩軍對陣”的模式詮釋中國哲學的精神，中國哲學的範圍被弄得越來越窄。現在人們把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相聯繫，這可以從更深厚的文化資源中吸取更多、更廣闊的哲學思想，是有益的。在此方面，借鑑西方哲學中“大哲學”的觀念是有益的。比如，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的模式和方法，對於我們從哲學的角度理解中國古代社會各個文化領域的聯繫和變化，很有啟發意義。
但是，我國哲學界馬、中、西三足鼎立、以鄰為壑的狀況是不正常的，三者的界限應該淡化，隔閡應該打破；哲學史和哲學理論的界限也應該打破，西方哲學專業研究者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研究者聯手研究馬克思主義，能夠發揮各自優勢，取長補短，取得突破性進展。
比如，馬哲界開展對經典作家原文原著的研究，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蘇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在各分支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經濟哲學和應用倫理學領域，進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離不開西方哲學理論研究的積極參與。
1948年，馮友蘭先生在英文刊物《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 Review）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哲學與未來世界哲學》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說：“在我看來，未來世界哲學一定比中國傳統哲學更理性主義一些，比西方傳統哲學更神秘主義一些。”他是在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比較和匯合的意義上談論“世界哲學”的。現在，我們對這一問題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說，未來的世界哲學既不是西方底
哲學，也不是中國底哲學，而是世界的哲學。“大哲學”不僅是西方哲學的出路，也是中國哲學的出路。“大哲學”之大，不僅是跨學科的，而且是跨文化的，消除了按照純哲學的標準所設置的種種藩籬、障礙。我們應該看到，中國人在世界領域有特殊的哲學優勢。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哲學不熟悉，中國哲學對他們而言只是哲學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義，因此很難參與平等的對話。印度學者在東西哲學比較領域寫了不少書，他們有梵英雙語的優勢，但這種優勢同時也是一種限制，印歐語系的共同性掩蓋了東西方思維方式的一些根本分歧，而這種分歧是由語言表達出來的。“東方哲學”只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沒有共同的文化的或觀念的傳統作為基礎。東方哲學內部的分歧可能比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分歧還要大，比如，印度哲學在語言上更接近西方哲學，阿拉伯哲學則在內容上接近西方哲學。只有以中國哲學為典範與西方哲學相比較，才能明顯地突出東西哲學的異同。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翻譯和評介，西方哲學已在中國普及，可以說，中國人熟悉西方哲學的程度遠遠超過了西方人熟悉中國哲學的程度，這是中國學者的優勢所在。從大環境來看，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為提高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國際地位創造了條件。當然，能否實現哲學強國的目標，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如果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有什麼實際意義的話，那就是表達了這樣一種期待：
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哲學在世界哲學的舞臺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21世紀是中國人登上世界哲學舞臺的時候了！“大哲學”觀念的確立，將會促進中國哲學走向世界。閱讀更多 行思人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