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原市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認為：改革開放是中國40餘年發展的核心動力，而貫穿這個核心動力的一條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接下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諸多紅利。
1. 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的紅利
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們在金融領域的開放度不夠，目前外資金融機構只佔整個中國金融資產的百分之一點多。
我們在三個方面的開放度有限。首先，外資不能辦某些類別的金融企業，或者不能展開某些新業務，這是市場準入的門檻問題。其次，即使准入了，還有股權比例的限制。再次，即使工商註冊登記了，還有的營業範圍不能做。由於各類限制過多，一些外資銀行的功能，跟一個辦事處也沒有多大區別。
從去年4月份到現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相繼出臺了64條很具體的開放性規則。
准入類方面強調在准入前給予外資同等國民待遇，股權方面可能會逐步讓外資控股甚至獨資設立境內金融機構，營業範圍方面則放開各種各樣業務許可。
這64條能到位的話，相信今後幾年會有一波非常熱鬧的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潮流，增加了金融供給側的力量。到2030年以後，外資金融機構佔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比例，從現在的百分之一點幾漲到百分之十是完全可能的。倒逼中資金融機構在與狼共舞、與虎相伴的競爭中做強做大、更好地發展。
2. 服務貿易領域開放的紅利
我們在服務貿易領域尚未充分發揮潛力，目前一般是一年75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逆差3000億美元。逆差過大。
我們現在做的2000多億美元的服務貿易出口，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缺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種。
中國的貨物貿易運行過程中伴隨的服務貿易業務，大部分被境外企業做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推出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就是要以自貿試驗區推動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資金流動自由、物流倉儲自由、人員就業流動自由、數據流動自由等六個方面的自由。自貿試驗區的一大使命就是要為中國解決服務貿易的瓶頸、短板創造條件。
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上，今後十年真正的動力紅利、體現高質量高效益要求的內容，就在服務貿易。
3. 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紅利
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實現2億農民工就地落戶城區，其中有1億在沿海城市落戶，1億在內陸城市落戶。
去年12月，中辦國辦聯合印發《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
目前中國還有近3億農民工，由於不能落戶城區，使得這3億農民工的“工作壽命”減少一半。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是改善農民工待遇的問題、人權的問題、對農民關愛的問題，同樣也是生產力問題，是人口紅利的問題。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誰把農民工的城市化戶籍制度做好，誰就是贏得未來10年、15年主動發力的城市。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重大紅利的措施，各地應該把它當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4. 降低運輸成本的紅利
中國貨物運輸總量佔GDP的比重是15%。美國、歐洲都在7%，日本只有百分之五點幾。中國交通運輸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基礎設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資、折舊成本較高以外，相當大的部分是管理體制造成的。
2018年我國鐵路運營里程已達13.1萬公里。這些鐵路花掉近10萬億的資金，卻只運輸了中國全部貨物的6%。其餘的94%，汽車大體上運了84%～85%。
美國的鐵路是100多年前建的，現在的貨物運輸量有20%是鐵路運的，這就是資源優化配置，就是物流成本的集約節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有很多浪費。
建議各個地方、各個行業如果都把這方面問題梳理一下，銜接一下，就可以起到有效降成本的作用。
5. 有效配置城鄉土地資源的紅利
目前我們的農民是兩頭佔地，農民到城裡來，他在農村的宅基地還是留著的，宏觀上城鄉資源沒有流動，沒有配置。
這裡有一個城鄉建設性用地指標增減掛鉤總體平衡的問題。如果有一半實現了城鄉之間增減掛鉤的轉換，這就是農民的一筆原始資本。
在這個過程中，守住了國家法律規定的三個紅線：第一，不能把集體所有權變成私有權。第二，守住耕地紅線，把宅基地變成耕地，把耕地變成城市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形成平衡。第三，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個過程使農民因宅基地的這個指標轉換增加十幾萬、二十萬的收入。
6. 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的紅利
公積金是社會公共福利系統的階段性產物，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國家環境。
我國企事業單位現行五險一金綜合費率達55%，已是世界之最。目前的公積金體系運行至少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是覆蓋面不廣，缺乏公平性。公積金政策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試水，到現在20多年過去了也才只覆蓋了1/3的城鎮職工。二是按照《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企業必須按時、足額繳存住房公積金。法律剛性要求對廣大尚未執行公積金政策的中小企業形成了隱性的合規成本。三是存在投資收益低、運營高消耗等問題，本身的存在還擠佔了其他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如年金體系的操作空間。這需要我們找到更有效的路徑，為個人、企業、國家建立新的、替代式的“資金循環”。
建議改革公積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體系。一是將現有已累積起來的14.6萬億的公積金直接轉化成企業年金，並拓寬企業年金投資資本市場的機制和通道，確保公民已繳存公積金的收益只增不減。二是對已經發生的公積金貸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優惠政策轉化為商業貸款，由商業銀行或住房銀行按照差別化利率原則繼續執行。三是將企業原本為職工繳納的6%公積金轉變為企業給職工繳納的6%企業年金，而職工個人的6%年金並不強制繳納，職工可以自願決定是否繳納。四是加大稅收優惠力度，鼓勵企業為職工建立企業年金制度，提高普惠性，從而為健全我國養老保障體系提供有力支撐。
7. 健全企業年金制度的紅利
養老保險資金從體系上說有三類，第一類是政府收的養老金；第二類是商業性的養老保險或健康險；第三類就是企業年金。
美國5.2萬億年金，將近2/3投資於共同基金。目前，在美國股市的1/3即10萬億是這三大保險支撐的，其中企業年金貢獻最大。
建議學習借鑑美國經驗，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推廣企業年金。可將原來繳存公積金時使用的稅收優惠政策沿用到企業年金上，這樣就可以為資本市場引入源源不斷的長期資本。
8. 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紅利
針對國資國企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由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的大思路。
我們理解，資本投資公司和資本運營公司至少有以下兩方面區別：一方面，大凡資本運營公司，往往有資本無債務，總資產等於總資本；而資本投資公司可以舉債融資。另一方面，資本運營公司在投資的時候，對被投資企業而言是財務投資者，只根據被投資企業的效益來投票，依據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來行使投資者權益，不負責不干預具體經營活動，這一點有點類似私募基金；而資本投資公司則要從戰略性掌握產業鏈並實質性地控股一些企業。
這方面，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值得我們學習。該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資本運營公司。建議我國拿出20萬億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其餘交給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些運營公司可以像私募基金那樣根據被投資企業的效益來決定進退，再與資本市場結合起來，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結合起來，有進有出，資本就盤活了。
9. 投融資PPP模式改革的紅利
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融資的主要方式之一。為防範地方融資風險，國家有關部委對PPP項目庫進行了清理整頓，2018年後的項目數量大幅減少。
如何有效釋放PPP在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巨大效能，關鍵是要做到“五種平衡”：第一，凡市場化收費可以平衡投資的，比如高速公路項目就完全放開，由市場主體來做；第二，凡當期收費較低、暫時平衡不了的，通過逐步調價的措施，使項目最終形成投入與產出的大體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能收費的投資項目，要通過政府採購、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資變成長週期的公益服務採購，以時間換空間，形成長週期的投入產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別大的投資項目，比如地鐵項目，沒有條件以採購方式推進運作的，政府就應配置土地等相應資源使其平衡；第五，對土地開發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務項目，政府要限定投資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損害公共利益，否則就是搞利益輸送。
推進中，要注意嚴防“五種問題”：一是防範“形股實債”的PPP，讓政府背上高息債務；二是防範投資方在實際經營中亂收費，加重老百姓的負擔；三是在一個地區要統一相關實施標準，防止同類項目不同標準；四是防範灰色交易，PPP項目往往集土地轉讓、項目招投標、資產收購兼併於一身，必須按規範程序操作，確保交易公開、行為規範、程序合法；五是防範項目遇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如果影響到項目正常運轉時，政府應及時施以援手，決不能出了問題撒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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