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萊考夫：美國保守派如何能既愛國同時又恨政府？

美國白宮

非常有趣的是，美國嚴父模式存在的這個特徵，在絕大多數外國模式中都沒發現過，對此我們可能要探究一下這種厭恨的來源。下面是美國嚴父家庭模式中的條款，其中說道：

嚴父的成熟孩子必須自己去闖蕩。他們要靠自己，必須證明他們的責任心和自立能力。他們通過紀律已經獲得自身的權威。他們必須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決定。他們必須保護自己和家人。他們要懂得，與他們遙遠的父母相比，什麼對他們更好。好的父母不會干涉或妨礙他們的生活。父母的任何干涉或妨礙都受到強烈厭惡。

這一條款在絕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嚴父模式中很少看到，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或日本都沒有。如果我們用家國之喻把這個條款投射到國家層面，就會變成：

成熟的公民必須自己去闖蕩。他們要靠自己，必須證明他們的責任心和自立能力。他們已經成為自己家庭單位（或地方社區）的領導者。他們必須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決定。他們必須保護自己和家人（或社區）。他們要懂得，與他們遙遠的政府相比，什麼對他們更好。好的政府不會干涉或妨礙他們的生活。政府的任何干涉或妨礙都受到強烈的厭惡。

這裡我們發現保守主義對聯邦政府的態度：政府是遙遠的，它不知道在地方層面什麼是最好的，它不應該干涉或妨礙，如果這樣做就會被厭惡。

這裡我們有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解釋形式。美國特色嚴父家庭模式恰與美國特色保守主義政治相一致。這不僅僅解釋了對政府“干涉”的憎惡，還解釋了對地方知識原則（Principle of Local Knowledge）——地方政府總比遙遠的聯邦政府更懂得如何花他們的錢——的厭惡。這看起來就像是常識，但並不是。很多案例證明這是錯的。一百個地方政府各自行動，就無法設計對他們都有利的大型水利工程，或需要協調行動的綜合環境保護項目，或規劃實施一個高速公路系統。聯邦層面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成百上千。令人關注的是這一“常識”的持續存在和如此強大。對地方知識原則的強烈的厭惡程度也令人關注。這一程度非常深。

暴虐的父親

在這個國家，嚴父們（或嚴母們）做得過火、變得暴虐並不罕見。在這個國家，虐待兒童、忽視兒童都是重要問題。暴虐而感情疏遠的父親們都有一個典型表現，經常酗酒，這是對家人的威脅，甚至孩子從家裡搬走後也是如此。孩子常常要保護家人免受父親的傷害，克林頓總統自己的家庭就是一個例子。被忽略的孩子往往認為其父母無權管自己。

或許你的父母並不是這樣一個暴虐的、忽視你的嚴父或嚴母，但你如果在一個父母虐待、忽視孩子和酗酒問題多發的社區長大，可能在你的頭腦中對嚴父家庭模式的印象產生了消極變化。這至少有兩種可能：（1）你的核心嚴父模式裡可能就包含一個暴虐的父親。（2）你的核心嚴父模式可能是前面提到過的理想模式，但暴虐嚴父模式可能是一個被迴避的反面模式。

家國之喻將這兩種類型的暴虐嚴父模式投射到了兩種可能的保守主義政治觀上。第一種情況，政府就像暴虐的父親，或許本來就是暴怒、疏忽、無知、危險的，具有失控的可能。這意味著公民必須保護自己不受政府隨時可能造成的傷害。這產生了一個反政府妄想症。

第二種情況，存在一個類似於理想嚴父的理想政府：政府制定道德準則並維護它，政府有責任心，可提供保護，保持距離而不會干預你的生活，不需要你的錢，並以此獲得你的尊重。另一方面， 暴虐政府的幽靈一直在遊蕩，需要對它保持警戒，以防萬一。

這兩種觀點出現在保守派共同體內，我對有這兩種觀點的人們有所瞭解。第一種觀點經常出現在那些戶外求生受訓者或民兵運動參與者身上，至少在採訪中我聽他們說過。這些人愛自己國家也愛自己的家庭。他們信賴自己的政府體制，就像信賴家庭機構一樣。他們尊重這個國家的先輩，就像尊重自己的祖先一樣。但他們厭惡、（常常）仇恨、害怕他們當前的政府。

這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家庭或社區存在問題：父親性格暴虐、忽視孩子、愛酗酒？他們是否有一個父親暴虐、忽視孩子的家庭模式——核心的或反面的？這些模式是不是通過一代代仿效傳下來的？是不是從某些機構中學來的或傳播開的，是從軍隊，還是從競技體育中？是學校，還是大學聯誼會，或者其他社會組織？

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我都不知道。但這些都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如果有些答案是肯定的，我也不會感到奇怪。

偏執和道德秩序

在一個道德秩序中到底孰是孰非，人與人的看法各有不同。例如，“男人權威高於女人”這個條款可能存在於某一道德秩序層次體系中，也可能不存在。如果存在，那就有性別歧視的影響。道德秩序中有很多條款與一些偏執形式相呼應。

種族主義條款：因為白人文化是主流文化，所以白人地位高於非白人。

反猶太主義條款：因為基督教文化是主流文化，所以基督徒的地位高於猶太人（教徒）。

沙文主義條款：因為這是一種美國文化，這裡人們一出生就比移民有更大權力和高更地位，所以美國出生的人地位高於移民。

憎惡同性戀條款：因為異性戀是我們文化的主流，同性戀者被認定是軟弱無力的人，因此異性戀者地位高於同性戀者。

極端愛國者條款：因為美國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國家（唯一的超級大國），所以美國地位高於其他國家。

如果你的概念體系包含道德秩序隱喻，就如你接受嚴父道德，那麼你的概念體系中就包含了可容納這些條款的框架；而且從歷史角度看，很多美國人的概念框架中確實存在這些條款。曾經有一段時間，這些條款都像蘋果派一樣具有美國特色。這些條款，有些美國人後來拋棄了它們，可是還有一些人至今仍在堅持。

這些條款界定了一個“道德秩序”，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在道德秩序等級體系中，那些地位較高的條款也是“更好的”，相對地位較低的條款具有道德權威。例如，如果所有這些都放到你的等級體系中，如果你碰巧是一位信基督教的美國異性戀白人男性，那麼你比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更好”。

根據道德秩序隱喻，當這個世界的道德秩序等級體系得以實現，即當男人的道德權威和權力高於女人，當父母的道德權威和權力高於他們的子女，當人類的道德權威和權力高於自然，等等，就會達到一個正義的狀態。偏執的情況包括，白人的道德權威和權力高於非白人等。簡言之，道德秩序是概念機制，通過它，優越性假定——這一優越性的道德級別——都得以體現。

對前面提出的問題，我們現在可以推薦一個答案。如果保守主義以嚴父道德為基礎，那麼保守派在其概念體系中就有廣泛的道德秩序隱喻，並至少有幾個條款，即上帝高於人類；人類高於動物和自然界；成人高於孩子；男人高於女人。這個道德秩序等級體系中，曾經存在所有的偏執條款；現在有些條款就不存在了。

讓我們看一個極端的例子：三K黨。三K黨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偏執的。它表明了白人基督徒美國男性的絕對的優越感。用話語模式對此進行表述是：三K黨的道德秩序包括了上述所有條款。回想一下，三K黨將自身視為道德組織同時也是宗教和愛國組織，這很重要。在其成員眼中，他們對道德秩序的支持讓他們變得道德。他們穿白色衣服，不僅象徵白人至上，也象徵道德，其依據是“道德是光明”和“不道德是黑暗”這些常見隱喻。他們燃燒著的十字架象徵的是其道德秩序中的道德光明和基督教的至高無上。他們稱自己是“高貴秩序”中的“騎士”，這讓人回想起在道德秩序中貴族相對於平民的優越性。回到騎馬出行的時代，他們騎馬象徵著人對自然的優越性。今天，在保守主義道德秩序中，人對自然的優越性體現在野外求生能力上，也就是“生存主義”。

道德秩序的邏輯包括道德和正義的概念；一個道德、正義的狀態是道德秩序獲得實現，而不道德不正義的狀態則相反。三K黨是一個自發團體，是一個認為私自審判作惡者是道德行為的團體。三K黨認為自己有責任糾正一種特別的錯誤——道德秩序的顛倒。如果一個傲慢的黑人，或猶太人，或移民，他們變得太富有，或太有權或太自大，這都是道德被顛覆的象徵，三K黨有責任去糾正這些錯誤。在他們看來，道德秩序給了他們道德權威，讓他們能夠去設立他們自己的法庭，實施他們自己的懲罰措施。三K黨的運作根據的是嚴父道德的一個偏執的、義務警察的版本。他們是政治保守派，這並非偶然。

我一直以過去時態談三K黨。但最近幾年有報道指出，前三K黨成員已加入民兵運動，他們武裝整齊，受到政治保守派鼓勵。為什麼這些偏執者要和民兵組織一起尋找一個自然家園？

對於這個問題簡單的回答是：這些民兵將維護道德秩序視為自身職責。道德秩序是一個合法權威的等級體系。因此，政府權威的任何非法使用都被視為道德秩序顛倒。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那些民兵運動參與者，就像其他保守派一樣，將自由主義政府的政策如累進所得稅、槍支管控、環境保護等視為妨礙、干涉，視為權力對他們生活的非法侵擾；簡言之，視為暴政。這些民兵正在準備自發行動，如果有需要，就去維護道德秩序，反對他們眼中的政府權力的非法使用。

保守主義義務警察，包括那些參與民兵運動的人，離成為核心保守派還有三步之遙（指不同之處）。就是下面這三步：

假設一：在他們（保守主義義務警察）的模式中嚴父是最嚴的，也是暴虐的。在家國之喻中，那是一個暴虐的、失控的、危險的聯邦政府——一個你必須保護自己不受其傷害的“大老爹”。

假設二：代替了保守派對聯邦政府的一般厭惡，而是對政府非法使用權力的合情合理的憤怒。

假設三：人們相信義務警察這一做法，也就是說，人們相信如果沒有其他人做這個工作，那麼成為一個正義代理人是道德的。

這一模式剩餘的部分正好是保守主義的核心部分。

這三點不同讓義務警察的行動看起來是道德的。他們會證明像射殺墮胎醫生這樣的行為是正當的。這些可能看起來與核心保守主義有極大差異，但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並且未必是多大程度的差異。

首先，暴怒是過分的嚴格。但你如何能分清嚴格和過分嚴格？

其二，對聯邦政府持續而深刻的厭惡與對政府的憤怒之間的距離也不遠；同樣，它們也都處在同一連續體上，離得也不那麼遠。

其三，處罰那種暴力的義務警察的活動，與處罰針對墮胎診所的暴力抗議，都在同一連續體上。兩者在執行時都有一種自以為是、道德義憤的感覺，都被視為道德的行動方式。

簡言之，這兩種模式，其基礎是一樣的，其差異只是程度上的。當然這是極為重要的程度差異。不過，從一個模式到另一個模式是災難性的急劇下滑，從正常的遵守法律的保守主義滑向了暴力的保守主義義務警察的活動。

這種急劇下滑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保守主義義務警察模式只是正常保守主義模式的一個更為極端變形嗎？

繼續正常保守主義模式也是在繼續保守主義義務警察模式嗎？

激起對自由派的道德義憤，會不會趨於把人們從正常保守主義模式推向保守主義義務警察模式？

自由派和保守派對這些問題都有明確的答案——也是相反的答案。保守派說“不會”，自由派說“會”。對於自由派來說，這不過是一個常識。我所認識的或在媒體上聽到他們討論這些議題的每一個保守派都不贊成這個論斷。這其中一部分可能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領地。但這種分歧存在很多其他理由。

自由派為不道德行為找社會原因，認為保守主義道德和保守主義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行為的社會原因，這也是常有的事。另一個社會原因可能是保守主義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為了使人歸附保守主義道德立場，激發人們對自由派和政府的道德義憤。

但從保守主義世界觀來看，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對於保守派來說，不道德行為歸因於個人品德，而不是社會原因：孰是孰非都很清楚，問題在於你道德上是否足夠強大去做對的事。這是一個品德問題。保守派相信，如果一個極端保守派以義務警察的正義名義去犯罪，比如殺人，那麼不能怪罪保守主義本身，也不能怪罪那些通過電視廣播發洩仇恨的人。而正確的解釋應該是，那個人品德太壞，就是說，其道德本質是壞的；不然的話就是他瘋了，發瘋是一個不同類型的道德本質。“他是一個壞人”不僅是一個充分的答案，看起來也是一個必要的答案，因為基於社會原因的解釋已經被排除了。

本文摘選自《道德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思考》，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著，張淳、胡紅偉譯。

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語言學系教授。其著作包括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女人，火與危險事物》、《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合著）、《冷靜的理性》（合著），以及《肉身哲學》（合著）、《數學來自哪裡》（合著）。

譯者簡介

張淳，首都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英文學術期刊責任編輯。主要研究方向：文學理論、文化研究與政治哲學。已出版譯著60餘萬字。

胡紅偉，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歷史與中外關係，尤其關注美國、日本以及其他周邊國家的政情與軍情。已經翻譯出版《語言的歷史》（合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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