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本謙，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
法律的邏輯並不孤單，在生命世界中早已司空見慣。
“法律前傳系列”旨在討論生物學的事實和邏輯是怎樣約束了法律制度的建構和演變，這些約束無處不在，反而可能讓人渾然不覺。
1
假如有個美麗善良的女孩對你一見鍾情，她的母親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位強大的母親強迫你娶了這個女孩（她的女兒），但之前卻下令殺死了你深愛的妻子，你和家人都無力反抗，除了默默承受，你會怎麼做？
再假如刻骨的仇恨驅使你做了一個殘忍的決定，你要用一生的冷漠來對待這個女孩——無論為了復仇，還是為了保持對亡妻的忠誠，你都必須這麼做。但命運偏偏給你開了個玩笑，讓你陰差陽錯地愛上了她，墜入愛河無法自拔，此時你又會怎樣做——是冷漠到底，還是忘記仇恨擁抱新的愛情？
我承認這樣的提問很無聊，這個級別的難題是普通人遇不上的，畢竟生活不是戲劇。但在《大明宮詞》的悲劇人物薛紹眼裡，後一道難題卻徹底無解了。愛恨情仇讓他備受煎熬，在徹底崩潰的瞬間，他選擇了自殺。
《大明宮詞》（2000年）薛紹劇照
人們常說，愛情無過錯，這話至少在生物學意義上是對的。愛情被基因操控，不受動機的驅使；愛上誰、不愛誰或不再愛誰，都不是大腦能說了算的。可偏偏薛紹不這麼想，他認為愛上別人就是背叛，不僅背叛了亡妻，而且背叛了自己認準的道德律令。他忍得了失去愛人的痛苦，卻原諒不了自己的背叛。這種自殺，與其說是殉情，不如說是殉道。
但這個愛情悲劇，怎麼說呢，還是讓人覺得有點彆扭。按說悲劇的意義不在於展示不幸，而在於揭示不幸的無可逃避，但薛紹的悲劇並非宿命。但凡一個正常人，都懂得向現實妥協，與自己和解，不會永久生活在過去的陰影裡。戀舊無可厚非，忠誠情有可原，但過度戀舊和過度忠誠卻肯定都是錯誤。
生物學意義上的正確是有利於擴散自身的基因，薛紹卻執拗地拒絕失而復得的繁殖機會。要說背叛，那也是他首先背叛了基因指令，只是背叛得不夠徹底而已。既無力反抗，又無力鎮壓，更沒能和解，執拗且怯弱，最後和基因同歸於盡。這是病態的悲劇。
自殺是個很奇怪的現象，畢竟生命太重要了，按說基因不該允許大腦有自殺的權限。動物世界裡的自殺就很罕見，甚至有沒有都是個疑問。過去那些關於動物自殺的記載和討論，在如今的動物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看來，不過是一些擬人化的寓言故事。
只要兇手和死因不被發覺，動物死亡就難免呈現出自殺的假象。當兇手是種寄生蟲的時候就是如此，寄生蟲能讓宿主的大腦產生致幻反應，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宿主的意志。比如感染剛地弓形蟲之後，老鼠就不再懼怕貓，在貓面前招搖過市簡直就是作死，但老鼠沒有自殺的動機，它只是被寄生蟲操縱的一具活屍。
有傳言說，草原田鼠死了之後，它的伴侶可能不吃不喝直到餓死。且不說這類傳聞是否可信，即使確有其事，也只能說田鼠因喪偶而傷心致死，算不上自殺。但若說自殺必須受動機的驅使，那麼唯一確定的結論，就是隻有人類才會自殺，因為動物沒有明確的動機，至少沒有像人類那樣的自殺動機。不過如此看來，討論動物是否自殺的問題就沒意義了，因為答案取決於我們對自殺的定義。
只要改變界定自殺的標準，以功能標準取代心智標準，那麼自殺在動物世界中就很常見。有一種雄螳螂在和雌性交配後就會被後者吃掉，還有一種雌蜘蛛在生育後會被孩子們吃掉。至少在功能意義上，無論是雄螳螂的“自殺式交配”，還是母蜘蛛的“自殺式生育”，都和人類的“自殺式襲擊”“自殺式整容”或“自殺式甩鍋”沒什麼本質性區別，無非為了實現某個重要目標而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或甘冒喪命的危險。
但問題是，如果雄螳螂和雌蜘蛛事先知道這次交配或生育預示著死期將至，它們還會“心甘情願”地送死嗎？答案是別無選擇，在功能標準下我們不必考慮別無選擇的是基因還是大腦。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這完全符合生命世界的基本法則——繁殖重於生命。
生命只是基因的載體，其價值在於完成基因複製的使命。但重要的是，基因不止一個載體。我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儲存了一份完整的基因檔案，但基因檔案的殘缺版還廣泛分散於和我們有親緣關係的很多人，這種情況會使得基因利益和我們自身的利益並不完全吻合，當自私的基因迫使我們不能忽視近親屬意見的時候，親情就會發揮作用。
打個比方，某個跨國集團有很多下屬企業，分散在不同的國家，但總部設在一個國家，如果跨國集團擁有操控國家政治的能力，那麼這個國家做出的決策就可能偏離國家利益。而如果跨國集團成功完成了資本轉移，它甚至可以完全不在乎總部所在地國家的死活。此時，我們可以說跨國集團拋棄了這個國家。
所謂“繁殖重於生命”，說的就是基因對於生命的態度就像跨國集團對待國家那樣可以過河拆橋。生命很短暫，但基因是不朽的。倘若生命短暫到一生只能捕獲一次繁殖機會，那麼基因操控其載體（螳螂或蜘蛛）為繁殖而付出生命就是高度理性的。與其面向未來，不如把握當下，畢其功於一役就已經保本了。
當然人類不會這麼極端，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只是說說而已，誰也不會為爭取一次交配機會而豁出性命，但這並不意味著繁殖重於生命的普世法則在人類這裡就失靈了。我們之所以把生命看得比交配更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壽命長，一生有很多次交配機會，用未來的多次交配機會來交換眼前的一次交配機會是不划算的。
來日方長，天涯何處無芳草。
有個愛情故事講的是一個小夥子每天都要游到河流對岸，為的是和他心愛的姑娘共度良宵；但終於有一天河流發大水，他在橫渡時被淹死了。雖然覺得惋惜，但我們不會認為冒著生命危險去約會的行為有多麼出格。愛情是有代價的，有時就是需要付出生命。在如何權衡生命和繁殖的問題上，小夥子和雄螳螂並不缺少共識。
2
壽命長短是不同繁殖策略的重要約束因素。壽命長通常也是個頭大、生育期長、食物消耗量高、環境容納量低的動物，其繁殖策略是質量重於數量，在生態學上被稱為“K策略”。人類把K策略演繹到了極致，懷胎就得十個月，從出生到成年需要十幾年時間，成年後的戀愛期平均還要四五年，再花費大約二十年時間和配偶一起把孩子撫養成人；然後就老了，老了還要為孩子照看孩子。
相比之下短命的動物就瀟灑得多。它們通常個頭小、生育期短、食物消耗量低、環境容納量高，對應的繁殖策略是以量取勝（R策略）。一次繁殖量就是個天文數字，但只管生不管養，福禍壽夭全靠孩子們自己的運氣。話說“夏蟲不可以語冰”，連冰都不可語，哪有時間去談戀愛。
從K策略到R策略，在動物世界裡是個連續的頻譜，人類處於K策略的極端。但在人類內部，女人卻比男人更傾向於K策略。不過造成兩性繁殖策略差異的主要因素，卻不是壽命——儘管平均說來女人確實比男人要多活幾年——而是繁殖機會和生育資源。
女人一生的排卵數量只有400多個，一生生育20個孩子就是極限，在現代醫療技術出現之前能活下來四五個就算豐產豐收了，這和男人的生育資源和繁殖機會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男人的繁殖機會可以高達幾千上萬次，若以精子數量而論，男人其實更像昆蟲；在最理想的條件下，一個男人足以滿足全球女性的生育需求。
繁殖機會和生育資源的兩性懸殊，讓男人在兩性博弈中佔了優勢。排除其他因素的話，男人的如意算盤應該是，與其和伴侶白頭偕老，不如做個渣男，等到孩子成長到只靠母親撫養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立刻撒手不管，甚或在此之前就去另尋新歡。廣泛播種才能減少剩餘繁殖機會的浪費，從而最大化自己的基因利益。渣男比比皆是，這不奇怪；奇怪的是，為什麼世界上還是好男人佔了主流？是什麼力量阻止了男人的墮落？
先不要提社會壓力或法律制度，也不要說愛情或親情。雖然愛情或親情確實可以把一對男女捆綁在一起，但這是基因操控的結果而非原因。倘若那些能從愛情圈套和親情圈套裡掙扎出來的男人總能獲得更大的基因利益，那麼自然選擇就會最終瓦解這兩種情感的生理基礎。我們需要尋找的，是阻止男人墮落的進化壓力，愛情或親情只是人類應對進化壓力的結果，而將原因和結果並列起來是一種常見的思維錯誤。思考問題必須按部就班，尤其不要捨近求遠。
我們不妨假定，男人之所以沒有墮落是因為受到了女人的牽制，並且這種牽制足以損害男人的基因利益。但問題是，女人具備這種力量嗎？暴力顯然不可取，除此之外的首選應該是報復——孩子生下來之後，如果男人不養，那麼女人也不養，乾脆讓孩子自生自滅。以棄嬰為報復，當然可以損害男人的基因利益，但卻行不通，因為女人的生育投資比男人高得多。女人移情別戀而把撫養孩子的任務丟給男人，男人對等報復沒有多大牽掛，而若男人移情別戀，女人對等報復的代價卻慘重得多。
面對這種先天劣勢，女人反制男人的手段，只好從事後的報復轉到事先的檢驗。戀愛就是個檢驗機制，女人利用這段時間檢驗男人的品質和能力。只要檢驗機制能夠完美運作，那些經不起檢驗的渣男就要永做單身狗，而好男人的基因卻可以擴散到整個種群。
然而，哪裡有檢驗，哪裡就有偽裝。渣男可以在戀愛期裝扮成好男人的樣子，等女人生育之後再恢復其渣男本色。許多渣男就是這麼做的，並且成功了。但渣男的偽裝會迫使女人提高檢驗技能，而檢驗技能的提高又反過來迫使渣男提高偽裝水平，如此循環往復，就出現了檢驗和偽裝的協同進化。結果如何呢？
想想我們熟悉的戀愛遊戲吧，裡面充滿了規則和儀式。女人絞盡腦汁給男人出難題，男人一不小心就會掉進圈套，並且經常是越掙扎陷得越深。男人覺得頭大，可檢驗原本就是這個樣子呀。端正的戀愛姿勢是應考。
當然，檢驗和偽裝都是相互的，男人也會檢驗女人，男人想知道女人是否健康，是否容易出軌，以及有無能力和自己共同養育後代。但相對而言，男人檢驗女人的動機並不那麼迫切，即使檢驗失誤，也沒多大損失。但女人檢驗失誤的代價就太高了，要不怎麼會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呢。好在本事都是逼出來的，女人之所以能渾身長滿觸角，就是因為她們比男人更難以承受檢驗失誤的代價。
這麼說好像貶低了男人，抬高了女人。誰都知道世上既有渣男也有渣女，既有好男人也有好女人。儘管如此，仍可以有把握地推測說，渣男的數量多於渣女，並且淑女的數量多於暖男。不信我們可以做個思想實驗。
先把男人分成兩種——渣男和暖男，再把女人分成兩種——渣女和淑女，然後對不同的男女分別定義如下：暖男會和女人一起撫養孩子，而渣男不承擔撫養孩子的任務，孩子生下來就推給女人撫養；淑女會對男人進行檢驗，渣男經不起淑女的檢驗，因此淑女只和暖男合作生育，而渣女不檢驗男人，來者不拒。
我們可以設定不同男女合作生育的成本和收益：男女合作生育一個孩子各得15分，撫養孩子的成本是20分，共同撫養時男女各負擔10分，單獨撫養時女人負擔20分，檢驗和被檢驗的成本都是3分。
假定一個群體中的男人全是暖男，女人全是淑女，那麼顯然這是個完美的群體，孩子生下來由父母共同撫養，男女各得2分（15-10-3）。但如果此時女人群體中出現了渣女，局面就會發生變化。渣女不支付檢驗成本，所以相對於淑女擁有競爭優勢（可得5分），並且優勢還會讓淑女的數量越來越多。
當所有女人都是淑女時，渣男是沒有繁殖機會的；但只要女人群體中出現了渣女，渣男就能獲得生存空間。渣男不付出撫養成本，所以他們相對於暖男有競爭優勢（可得15分），並且優勢還會讓渣男的數量越來越多。
當渣女和暖男合作生育時，生活當然很美好（可得5分）；可一旦遇到渣男就遭殃了，獨立撫養孩子成本過於高昂（-20分）。由於渣男會剝削渣女，所以渣男的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渣女的數量就會減少。
自然選擇的鐘擺左右搖擺，最終會固定在一個位置（“集體穩定策略”，ESS）。根據前面的賦值可以計算出，當這個群體中渣男/暖男的比例達到3/8:5/8時，且當渣女/淑女的比例降到1/6:5/6時，在進化上就會穩定下來。
這兩個比值，除了可以解釋生物多樣的一面（為什麼渣男多於渣女）之外，還另有一層含義。人類有學習能力，可以隨時調整策略，因此上述比值也可以被理解為：男人一生中可以有3/8的時間墮落為渣男，而在5/8的時間堅持去做暖男；而女人則只有1/6的時間來放縱自己，其餘5/6的時間都要恪守淑女的形象。
3
動物種群中除了兩性博弈還有同性博弈。雌性的生育資源相對稀缺，為了爭奪和異性交配的機會，雄性就要展開競爭，贏家能留下更多的後代。在較弱的意義上，雌性之間也有性競爭，贏家能獲得更優質的配偶，從而讓後代從父親那裡獲得更好的基因或更多的愛護。
有些動物的性競爭是很溫和的，甚至不乏浪漫。雄性大山雀靠嘹亮的歌聲吸引配偶，歌聲壓倒對方者取勝，圍觀的雌山雀既是裁判又是獎品。雄孔雀比拼的是開屏和舞蹈，它們拖著一條五彩繽紛的長尾屏跳出優美的舞步，可以向雌孔雀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能力和優秀的基因（當然三者通常是一回事）。
但當暴力介入性競爭之後，場面就變得血腥了。每到發情季節，公鹿以鹿角相搏，公象以長牙相刺，一直鬥到天昏地暗，少不了遍體鱗傷。雄海象更是拼上性命，風險高收益也大，獲勝者可以獨佔數百頭雌海象的交配權。
黑猩猩種群中的雄性競爭同樣是訴諸暴力，通常只有最強大的幾個雄性才有和雌性交配的機會，個別群體中的首領甚至可以把所有雌性變成自己的後宮。暴力性競爭給進化造成的最顯著影響，是兩性之間的體型差異，雄性黑猩猩的塊頭要比雌性要大出很多（為什麼？）。
但倭黑猩猩的體型卻沒有明顯的性別差距，雌性倭黑猩猩的塊頭比雄性小不了多少。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身強力壯的雌性倭黑猩猩在種群中的地位不亞於雄性。在這個“雌權主義”的種群中，雄性的暴力爭鬥不那麼好使，由於雌性保留最後的選擇權，所以雄性比拼的是取悅雌性的技能。與相應的結果是，黑猩猩群體中的雄性贏家通常是睪酮水平最高者，而在倭黑猩猩群體中，反倒是睪酮水平較低的雄性留下了更多的後代。
人類在進化樹上差不多屬於第三種猩猩。從兩性之間的體型差距以及男性性器官的比例和構造來看，人類的祖先一定經歷過非常血腥的性競爭，優勝者依靠暴力或暴力體制佔有了眾多女性。這個事實不難想象，因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與之完全吻合。研究者發現，在人類最古老的六個王國中，男人的妻妾數量與其權勢和地位之間的相關性都可以被精確量化，居然無一例外。
在人類戰爭史上，女人也一直是標準的戰利品，屠殺總是伴隨著強姦，後者甚至就是前者的目標。成吉思汗就曾直言不諱地鼓勵他的士兵：“搶走他們的馬匹，奪走他們的財物，看著他們的親人哭泣，將他們的妻子和女兒據為己有。”現代基因科學證明他的暴力繁殖策略是如此成功，以致在如今中亞國家中居然有大約8%的人口帶有一條同樣的染色體，科學家推測這些人口的共同祖先大概率就是成吉思汗。
當然，一個正常的男人多半沒有這麼大的野心，但要說好男人天生沒有多樣化性行為的渴望，也肯定是誇大其詞。在一個絕大多數男人都會隨時捕捉出軌機會的群體中，自然選擇對於忠誠的基因並不友好，好男人的忠誠是有限度的。確切地說，忠誠充其量是美德，遠不是天性，畢竟人類更像靈長類動物中的猩猩，而不是更像齧齒類動物中的草原田鼠。
雄性草原田鼠一旦和雌性交配，就對其他雌性提不起興致了。但這和美德無關，而是由特殊神經機制決定的。雄田鼠一旦和雌田鼠交配，其某個腦區就會釋放出血管壓迫素，這種能夠製造交配排他性的神經遞質簡直就是“愛情毒藥”。雖然人類大腦也有類似的愛情毒藥，但偷情的毒藥卻更容易主宰男人的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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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紹沒有偷情的動機，恰恰相反，他一直都在努力迴避太平公主的一往情深。但意志往往只是大腦的一廂情願，身體卻比大腦更誠實，既不在乎清規戒律，也沒那麼自命清高。慾望和意志日趨南轅北轍，最終讓薛紹身心分裂。不過籠統地說，這個愛情悲劇的起因，不是男人爭奪女人，而是女人競爭男人。雖然年少的太平公主無意介入任何競爭，但她的母親卻暗中操縱了局面，她被矇在鼓裡，卻不戰而勝。
女人的繁殖策略不同於男人，她們追求數量的空間十分有限，通常只需要一個男人守護在身邊就足夠了。但守護本身卻很重要，這需要男人既有守護的動機也有守護的能力。因而在女人眼裡，稀缺的不是男人，而是好男人。女人為了爭奪好男人付出的努力，甚至遠遠勝過男人爭取好女人付出的努力。一旦如願以償，女人也比男人更加珍惜，更加忠誠。
但這不意味著絕對忠誠是個好策略。風險無處不在，男人更可能意外傷亡，也更容易移情別戀，因此穩妥的做法，是要有個備胎。電影《2012》就不經意地表達了備胎策略的優越性。女主角和兩個孩子之所以能僥倖逃過史無前例的地球劫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她有個備胎，丈夫不幸身亡了，前夫仍能帶領全家繼續亡命天涯。
當然，備胎策略本身就有風險，搞不好雞飛蛋打，還可能引發兩個或多個男人的衝突。但只要控制好風險，備胎策略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多上一層保險，備胎還能成為女人反制男人的籌碼，適當打個擦邊球可以迫使男人更加安分。
即使不小心懷上了備胎的孩子，也未必是壞事，孩子的基因多樣化可以有效分散各種環境風險。自然選擇總是陰晴莫測，搞不清今天的優勢能否保留到明天，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把雞蛋放進一個籃子裡。而如果一個孩子聰明另一個孩子健壯，由此形成的互補組合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優勢。
上述事實對於人類進化的影響，是塑造了女人對待多樣化性行為的曖昧態度和邊緣政策——雖不熱衷，但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也可以適當嘗試。足夠強大的女性就沒那麼多顧慮，她們對待異性的態度可以像雌性倭黑猩猩那樣隨心所欲。
雖說實力是決定性的因素，女人對待多樣化性行為的態度會隨著自己的實力增長而變得更加開放，可畢竟一歲年紀一歲心，少女和熟女的心態是不一樣的。如果母親把自己的態度強加給女兒，就難免揠苗助長，太平公主的愛情悲劇就是她母親一手釀成的。
沒有理由相信人類曾經有過一段由女性主導的歷史，但由於冷兵器時代的結束，科技進步改變了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長久和平和持續經濟增長，重體力勞動越來越少，暴力掠奪受到國家的強力壓制等等，女人的先天弱勢不再那麼重要，她們相對於男人的社會地位也因此大幅度提高了。
與之相應的變化是，男人的性競爭從更像黑猩猩變成了更像倭黑猩猩，暴力競爭被邊緣化了，市場競爭主宰了局面，取勝的男人靠的是財富、本事和顏值。
據說承平日久男人的相貌也發生了變化，呈現出逐漸中性化的趨勢。研究人員發現，史前的男人和現在的男人完全不是一副模樣，前者更加男性化。想想性競爭的變化，這個趨勢不難理解了。倘把幾十年前女性偶像的照片和如今流量明星的面孔做個比較，我們還會發現，男人相貌中性化的趨勢似乎加快了速度。
性競爭是動物世界的主旋律，雖然引發了一些暴力衝突（在人類這裡還可能升級為戰爭），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但總體上還是有利於物種的健康繁衍，相比之下無論是暴力傷亡還是資源浪費，都是物種進化應該付出的合理代價。
更何況，在物種進化的時間尺度下，資源浪費和暴力傷亡的代價都要重新計算。天地不仁，大自然不在乎生生死死，只關心基因能否在生死相繼的生命之流中譜寫出不朽的傳奇。所謂資源浪費也只是生態環境的微小變化，只要人類能不斷適應變化了的新環境，那麼浪費的資源也可以催生出新的產能。
其實浪費和消費原本就界限不清。不要責怪女人痴迷於鮮花、蠟燭、鑽石、化妝品、整容術，以及莫名其妙的服飾和包包，一旦女人斷了這些念想，整個社會就要削減產能，男人的進取就缺少了意義。如果雌性織巢鳥對巢穴的質量不那麼挑剔，雄性又怎會如此勤勞？至於擁有和使用這些東西究竟屬於消費還是浪費，那根本就是一筆糊塗賬。
更何況愛情是需要證明的，不付出代價就沒辦法證明自己的實力有多強、愛情有多深，成本是對品質的認證。如果那個小夥子不冒著生命危險去和姑娘約會，這個愛情故事就打動不了人心。鑽石之所以是個好東西，不是因為它代表永恆，而是因為它確實很貴，昂貴的信號才有說服力。
雄孔雀的大尾屏就是個昂貴的信號。你當然可以說，如果所有的雄孔雀都把尾屏長得小一點，性競爭的結果一如既往，雄孔雀的有機體卻可以節省一筆可觀的戰略資源。但算賬不能這麼簡單，信息的傳遞是有成本的，如果雄孔雀連個屏都懶得開，雌孔雀憑什麼去鑑定它們的基因優劣？
對於人類來說，性競爭造成的最大浪費，可能是有機體的戰略資源過多消耗到了生殖系統。對於人體戰略資源的分配，不同系統之間存在競爭關係。如果通過某種社會制度（比如婚姻）來降低人類性競爭的強度，也許可以把過度消耗於生殖系統的戰略資源節省下來，轉而投入到神經系統，這樣人類就可以變得更聰明一些。
這麼說並非異想天開，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的智力飛躍很可能就與婚姻制度有關。研究人員發現，動物（比如孔雀魚）的腦子和性腺的大小是此消彼長的，比較人類學的研究也發現了人類智商和繁殖能力在群體規模上的反向關係。繁殖很耗能，思考也很耗能，人類的進化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尋求最優的搭配。婚姻制度緩解了性競爭的強度，繁殖能力隨之貶了值，而日益複雜的社會卻讓聰明卻變得更加重要了，甚至變成了一種新的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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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某種動物一生只能繁殖一次，並且衰老會降低它們的生育能力，再假定動物生育後就不能給孩子們提供任何幫助；按基因利益的尺度，這意味著生育之後的生命就失去了價值。根據這些基本條件，我們就可以推測自然選擇如何塑造這種動物的繁殖策略。
可以想象的繁殖策略肯定有很多，但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如果某些動物把繁殖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它們會選擇自殺式繁殖，性成熟之後就去積極尋找繁殖機會，儘管繁殖意味著死亡。相反，那些把生命看得比繁殖更重要的動物會選擇保命式繁殖，它們儘可能推遲繁殖時間以延長自己的生命，這種策略走向極端就是放棄繁殖。
放棄繁殖的後果自然是絕種，其實任何保命式繁殖的結果都是絕種，因為自殺式繁殖會留下更多的後代。經過若干代進化，隨著保命式繁殖逐漸被淘汰出局，自殺式繁殖就會最終主宰整個動物種群。這是個可以解釋“繁殖重於生命”的思想實驗，但至此還不是結局。
假定這種動物在進化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更進取的變種，它們除了保持自殺式繁殖的本色之外，還會在繁殖後讓孩子們把自己吃掉，自殺式繁殖因此出現了升級版——獻祭式繁殖。雖然繁殖後的生命失去了價值，但身體還可以被廢物利用，給孩子們提供免費的午餐可以提高它們的成活率。那麼，變種出現之後的結果如何呢？答案是，自殺式繁殖最終會全面升級為獻祭式繁殖。
你也許會感到驚訝，讓孩子們把自己活活吃掉，那得忍受多大的痛苦，這和凌遲有什麼區別！其實只要方向對頭，解決痛苦只是個工程學問題。人類發明止痛藥或麻醉劑是現代醫學了不起的成就，但這兩樣東西在生命世界裡非常古老而且司空見慣。動物可以在生育之後通過大量分泌止痛藥或麻醉劑抑制痛感神經，或者乾脆將痛感神經轉接到內啡肽的閥門，這樣它們甚至可以“享受”自己被孩子們吃掉的過程，內心平靜且充滿喜悅；當然更簡單的方案是繁殖後就死亡，讓孩子們吃掉自己的屍體。總之，只要給進化以時間，克服這類技術性問題沒多大難度，至少前面提到的雌蜘蛛就肯定做到了。
雌蜘蛛的獻祭式繁殖體現了一種極端的母愛，極端是由身體條件決定的。其實自然界所有動物的親代投資都是這個算法，人類也不例外，之所以不會選擇自殺式生育，很重要的原因是人類的壽命很長，用未來的多次生育機會來交換眼前的一次生育機會是不划算的。
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在現代醫療技術出現之前，女人生育從來都是一道鬼門關。難產時就可能要面對保孩子還是保母親的問題，而產婦的生育能力是決定如何選擇的重要因素。如果產婦得知自己以後再也沒機會生育了，她很可能會做出捨命的選擇。類似的慘劇並不罕見，人類也有自殺式生育。
可憐天下父母心。如果你向普通父母做個隨機抽樣調查，問題不妨簡單設計為：假定你和孩子只能活下來一個，你會如何選擇？我敢打賭，為了保全孩子性命而寧願犧牲自己的父母比例高得驚人，並且孩子越少、年齡越大、身體越不健康的父母越可能做出這個選擇。這樣的調查結果說明了什麼？
我們可以按基因利益的尺度來算一筆賬：孩子身上有母親50%的基因拷貝，如果為了孩子的性命而犧牲自己，母親就會損失50%的基因拷貝，這麼做似乎並不划算。但若考慮到基因複製的前景就未必不划算了，畢竟孩子更年輕，年輕就是資本，父母越衰老，這種交換就越划算。雖然做出交換的母親犧牲了性命，但操控交換的基因卻會在人類群體中興旺起來，然後製造更多寧願自我犧牲的母親。
但若父母年輕力壯，孩子還是嬰兒或胎兒的話，就另當別論了。前景包含著風險，年幼的孩子如果失去父母就很難活到成年，年輕的父母自我犧牲不符合基因利益。不僅如此，代際之間的利益衝突還可能導致溺嬰、墮胎以及“易子而食”。“虎毒不食子”的說法並不全對，母老虎在極度飢餓時候就會吃掉自己的幼崽。
孩子身上的基因一半來自母親，另一半來自父親，但至少在平均水平上，母愛甚於父愛。這一方面是因為父親的繁殖機會比母親更多，單個孩子的基因對於父親來說相對價值較小，更容易被其他孩子替代；另一方面是因為父親對於自己和孩子的血緣關係不像母親那麼肯定，在兩性關係混亂的時代更是如此，父愛氾濫很可能是盲目的。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孩子對母親的依賴性遠超父親，幼年喪母比幼年喪父更難活到成年，自然選擇必須調整親代投資的性別差異，讓母愛比父愛的濃度更高一些。好在母親因此造成的損失，可以從父親那裡獲得一部分補償。很多雄性哺乳動物並不直接投餵孩子，而是為母親尋找食物，但只要父親把母親照顧好，母親就能把孩子照顧好。這樣看來，愛情（至少其一部分）居然是親情的變形。
相對於繁殖或基因複製，愛情只是個線索事件，但在進化過程中那些誤把線索當成了目標的變種卻可能歪打正著，他們繁殖了更多健康的後代。忠誠是個美德，但美德背後依然是基因在操控。如果薛紹早早看透這一點，沒準兒就不去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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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父愛或愛情之類的詞彙聽起來都太玄了，其實人世間乃至整個生命世界中所有的“愛”——包括以性關係為基礎的愛情、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親情以及更寬泛意義上的仁慈、博愛、同情等等——都可以置換為“利他”的概念。
利他對應於利己，前者是以犧牲自己利益為代價去增進別人利益的行為。愛情和親情都體現為強利他，相比之下向陌生人施捨、捐贈或提供救助等等，就只能算是弱利他行為了。“愛有差等”說的就是利他行為因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的親疏遠近而有強弱之分。
愛是無私的，但基因是自私的，這其中有矛盾嗎？沒有，非但沒矛盾，還有因果關係，前者為果，後者為因，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以雌蜘蛛為例，假定每個孩子都攜帶它身上50%的基因，那麼，將自己的軀體獻祭給孩子們，只要能保證兩個以上活到性成熟，就算大功告成。獻祭固然會讓雌蜘蛛付出生命，但操控獻祭的基因卻會讓自己興旺起來，進而在種群中製造更多的獻祭。
再說一遍“可憐天下父母心”，細想這句話的隱含義，是子女愛父母永遠比不上父母愛子女。可憐但不可悲，因為這就是天理。衰老的生命不同於年輕的生命，代際交換是不等價的。人類還好，懂得贍養父母，有孝心，但孝心的價值卻在於維持代際交換，因為子女回報父母可以鼓勵父母為在撫養孩子上投入更多的心血。
由此看來，繼承法把父母子女同列為第一順序繼承人是有道理的，兄弟姐妹位列其後也同樣說得過去。雖然同胞兄弟姐妹之間和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是等值的，但兄弟之愛或姐妹之愛卻不能與母愛父愛相提並論。不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儘管原因很簡單。兄弟姐妹只有長幼之分，而無代際之別，無需比較前景和風險，前景好的基因並不因此被加權計算。如果為了拯救自己的一個同胞兄弟而犧牲自己，那麼拯救者的利他基因在種群中非但不能興旺，反而會迅速蕭條。
但是，如果可以拯救兩個以上的同胞兄弟姐妹，或四個以上的異父異母兄弟姐妹，或八個以上的第一代堂兄弟姐妹，或十六個以上的第二代堂兄弟姐妹……（可以按血緣關係的疏遠程度依次遞增），那麼，操控犧牲和拯救的利他基因就可能在種群中興旺起來。
風險是個更好的指標，利他基因在控制拯救風險時會根據親緣關係設定上限。拯救一個同胞兄弟姐妹時，生命風險的上限是50%；拯救一個異父異母兄弟姐妹時，生命風險的上限是25%；拯救一個堂兄弟姐妹時，生命風險的上限是12.5%……（可以按親緣關係的疏遠程度依次遞減）。在風險很小的條件下，陌生人也值得拯救，因為拯救者和被拯救者可能擁有一小部分共同的基因。
利他行為在動物世界中也很常見，黑猩猩會給同伴梳理毛髮，倭黑猩猩樂善好施，他們喜歡與同伴分享食物。狒狒在遇到危險時會向所有同伴發起警報，儘管對自己最有利的做法是偷偷跑掉，讓同伴們承擔被獵殺的風險。
久負盛名的利他主義者還是膜翅類昆蟲，要論合作品質和奉獻精神，工蜂和工蟻的表現令人歎為觀止。但若還原到基因利益，膜翅類昆蟲的自我犧牲仍然是自私基因算計後的最優選擇。工蜂和工蟻在兄弟姐妹之間的親緣指數高達75%，比與其共同母親之間的親緣關係更加親近。而這意味著，與其說工蜂、工蟻照看蜂王和蟻后是犧牲或奉獻，倒不如說它們把公共母親當成了自己的繁殖機器。
膜翅類昆蟲巢群之所以很像一個有機體，就是因為在如此親近的血緣關係中，為每一隻工蜂和工蟻分別註冊一個獨立自我的意義就不大了。最有效率的基因管理單位不是任何一隻蜂蟻，而是整個昆蟲巢群。
對於人類來說，血緣關係和性關係是建構文明社會的最初粘合劑。倘若在某個血緣群體中，個體之間基因有5%的比例相同，那麼通過犧牲自己去拯救20個人，就大致符合基因利益。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利他主義動機是與生俱來的，因為在基因利益的尺度之下，百分之百的自私自利並非最優的選擇。由於血緣關係和利他動機的強度成正比，而與利他的範圍成反比，所以，如果血緣關係疏遠到難以辨認的地步，利他行為就會被嚴重稀釋，但與此同時，利他的範圍卻可以擴展到整個種群。
面對處於危難中的同類，絕大多數人們都會本能地表現出惻隱之心，這是以別人的痛苦作為自己的痛苦來體驗的神經心理反應。既然他人的痛苦會引發自己的痛苦，那麼他人的滿足也會成為自我滿足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意味著“助人”的確是可以“為樂”的。惻隱之心雖然算不上多麼高尚的美德，但卻可以有效阻止挑釁和傷害，並讓施捨、捐贈及救助等利他主義行為發生在沒有任何預期回報的環境中，因此成為人類締造社會的重要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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