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愚人節發禮物,金融海嘯或撲面而來!

4月1日早間,擁有150多年曆史的英國老牌銀行匯豐控股緊急公告,董事會審慎討論監管局的書面要求後,決定取消原定於2020年4月14日派發的第四次股息:每股普通股0.21美元;同時,2020年底之前的所有分紅派息都暫停,且不會進行任何普通股的回購。


同一天,渣打銀行、勞埃德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巴克萊銀行、桑坦德銀行亦發表聯合聲明,取消2019年的股息,不再為2020年的投資者派息預留現金,同時承諾不會進行任何股票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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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點球大戰中撲球方向一樣,很多世界頂級門將都是依靠瞬間的直覺和千錘百煉之後的本能反應。看到這則消息,相信資本市場的大咖們,一定會浮想聯翩,畢竟自2006年至今,14年間匯豐控股一直堅持分紅,連金融危機的時候都沒停。難道這次的未雨綢繆是為了迎接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大的動盪?還是英國銀行業自身較為脆弱,易受疫情衝擊而出現危機?


首先回顧一下歷史,英國銀行業是如何被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撞了一下腰”。


2007年8月美國次貸風波爆發後,市場風險迅速在歐美房地產市場、信貸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間相互傳染。金融機構間信心缺失導致的“信貸緊縮(Credit Crunch)”很快從美國蔓延到歐洲,以銀行間同業拆借為主要流動性來源的英國北巖銀行由此出現了融資困難。


9月14日,英格蘭銀行(BOE)和金融服務監管局(FSA)發佈聯合聲明,認為北巖銀行有償付能力,資本超過規定要求,貸款質量良好,而且表示“向其提供流動性支持”,此舉開創了英國央行自1997年獲得制定利率政策獨立權以來直接援助商業銀行的先河。


但是央行注資的消息並沒有起到安撫儲戶的作用,反而引起了北巖銀行儲戶的普遍恐慌,導致了9月14日、15日和17日一連串的擠兌現象。


受此影響,北巖銀行股價在擠兌發生後一路下跌,10月1日北巖銀行收盤價為132.1便士,創下擠兌事件發生以來的最低點,較2007年2月9日1251便士的年內最高價下跌了89.44%,跌幅遠遠大於同期富時綜合指數和富時銀行指數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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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政大臣達林於2008年1月21日宣佈了一項旨在拯救北巖銀行的計劃。按照這一計劃,北巖銀行借入英格蘭銀行的價值250億英鎊的貸款將轉換成債券出售給機構投資者,如若無人收購,則由政府購買暫時收歸國有。


這一拯救方案將使儲戶的利益得到保護,但還需得到英國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服務局的認可,並且必須同時滿足歐盟有關政府支持公司的相關規定。1月21日當天,北巖銀行的股票價格應聲上漲了42%。


不過由於兩傢俬營機構收購諾森羅克銀行的提議都無法向納稅人提供足夠的錢,英國財政大臣達林於2008年2月17日宣佈諾森羅克銀行將暫時被收歸國有,並稱國有化是一項暫時措施,將來諾森羅克銀行仍將由私營部門管理。諾森羅克銀行國有化計劃將於19日根據緊急立法提交國會通過。


根據英國國有化有關規定,諾森羅克銀行股東所持股權將根據政府指定的審議團確定的標準獲得賠償。


看看本次事件的資本市場反應吧,出奇的一致。


歐洲商業銀行突然集體停止分紅,金融史上罕見。4月1日匯豐控股大跌9.51%,市值一天蒸發870億港元,4月2日一度跌超5%至最低37.8港元,創2016年7月以來新低。1日渣打集團也收跌7.64%,2日一度下跌3%,股價創2003年3月以來新低。


我認為英國監管當局對疫情帶來的全球性危機和英國銀行業的穩定性都有深深的擔憂。


一方面,英國監管當局或許嗅到了金融市場上危險的氣味,一定認為此次危機不同尋常。


其實本次疫情引發的外部衝擊型危機的風險傳導路徑看似較為簡單,正如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所言,“比起大蕭條,當前狀況更像是一場大暴風雪”,但我個人認為,這次疫情引發的危機比伯南克所說的“大暴風雨”的一次性衝擊更加複雜,更加迅速和直接,具有多重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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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維度:流動性風險傳導路徑,遵從了外部衝擊→金融市場危機→銀行危機→實體經濟危機的經典套路。


第二維度:信用風險傳導路徑,外部衝擊→實體經濟熄火→企業和個人的現金流短缺→實體流動性危機→信用卡等個金業務和企業貸款出現呆壞賬→銀行危機。


第三維度:外債及匯率風險傳導路徑,外部衝擊→實體經濟熄火→內外需求急劇萎縮→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停滯→匯率風險+外債風險+信用風險→銀行危機。


雖然本次衝擊癥結不在於金融系統,而是疫情,看似更多地類似於自然災害所引發的衝擊,但隱形的“新冠病毒”對人類預期、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滲透堪比“看不見的手”,恐慌更加直接,衝擊更加迅速,當生命威脅遇到全球化和市場盈利,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也許這就是最深度的避險情緒,上升到了“0與1”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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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英國監管機構一定非常清楚,2008年我們是用什麼避免了大蕭條式的衰退?


我們用無限量QE和瘋狂的印錢;


我們用天量的財政透支,用未來的錢來挽救今天;


我們用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角色來最後兜底;


我們用所謂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些體系的構建資金恰恰來源於實體經濟的盈餘。


本質上講,大蕭條是真真正正的10年蕭條來出清市場,來根除風險,為後續的持續復甦贏得空間,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用短短的兩年走出危機,但只是用2011年歐債危機以及2020年疫情引發的危機換來了暫時的平靜,未來的世界危機間隔越來越短,這就是大勢所趨。


另一方面,英國監管當局一定認為英國銀行業沒有想象的那麼穩健。


從資產負債表上看,受益於2009年以來的全球金融監管趨嚴,英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維持在較高水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總充足率分別為13%和超過20%,但銀行資產管理條線種的債券、衍生品等資產佔比愈發加大,目前已提升至40%以上,這在全球金融動盪中,油價腰斬、股市暴跌必然會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價格巨幅波動。一旦實體經濟衰退來臨,疊加信用風險,難免會出現2007年的窘境。因此在疫情和市場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提醒銀行提高銀行承擔損失的能力,提前防範因金融資產的恐慌性拋售造成的流動性危機。


但是資本市場就是這麼先知先覺,未雨綢繆提醒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也可能進一步加劇疫情引發的市場恐慌,因此未來全球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值得密切關注,因為他們的穩健,決定了全球金融危機是否到來和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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