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下午，758位上海援鄂醫療隊員被分成三組，搭乘三架飛機返滬。
14：23，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和他們一起候機的範士廣，發了一條朋友圈：兒子，爸爸回家了。
3月3日，SMG紀錄片中心派出四人攝製組奔赴武漢前線，80後的範士廣擔綱總導演。3月12日，第二批8位成員也接力出發。
近一月的時間裡，12人組成的《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篇》攝製組採訪了上海援鄂醫療隊的近百位醫務人員，也記錄著重症病房裡的生離死別。終於，當大部隊凱旋之際，第一批攝製組成員也迎來了歸期。
返程前一天，第一批援鄂醫療隊領隊鄭軍華找到範士廣：“你能不能幫我們剪一首MV？”
鄭軍華說得很客氣，怕給他們添麻煩。但範士廣二話不說就應下了，他們一直剪到31日凌晨。下午送行時，3分19秒的MV在大堂的屏幕上響起，曾經親歷的一幕幕在眼前來回滾動，不少醫護人員偷偷留下了眼淚。
身為《人間世》第二季總導演之一，範士廣看過太多生命中的愛與痛，但武漢的28天，依然一再衝刷他的認知。
“之前拍《人間世》時，面對的是每一個個體。但在武漢，我們拍的是一個群體，而我也身處其中。這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它會讓你對人生、對命運產生一種不可預知的恐懼。”
17：30，飛機降落虹橋機場，儘管天空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但這位生於河南的“上海女婿”第一次感受到：“上海，是我的家鄉。回家，真好。”
21：00，終於在青浦隔離酒店中安頓下來的他，接受了新聞晨報·周到記者的電話採訪。
危險，突如其來
2019年初，《人間世》第二季收官後，曾有人問範士廣，什麼時候拍第三季？當時，他回答，還是希望能停一停，“心理上，真的太艱難了。”
然而，當今年1月疫情爆發時，他突然覺得如坐針氈：“不行，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於是，他和小夥伴們扛起攝像機，衝到了上海抗疫工作的前線：瑞金醫院發熱門診、上海公共衛生中心、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上海疾控中心……
隨後，他又接到指令——奔赴武漢前線。3月3日晚7點，總導演範士廣、領隊柯丁丁、攝像周聖樂、編導謝抒豪組成的四人攝製組從上海南站出發。
“沒有太多緊張，也沒有過多顧慮，醫護人員有著任務出征，我們同樣肩負使命。”
綠皮火車叮叮噹噹晃了一夜，3月4日凌晨4：30，他們抵達武漢。空空蕩蕩的火車站、空無一人的大街和高架，目光所及之處，沒有一輛車。長江大橋、黃鶴樓，都是暗的。
“放眼望去，整座城市唯一的亮色，是一兩座建築上的燈牌上面寫著：武漢加油！”範士廣回憶道。
剛到前線的那幾天，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讓大腦被興奮的情緒灌滿，他們忙著記錄所有值得記錄的事情，無暇顧他。但很快，壓抑的情緒如潮水般湧來，難以招架。
那天，範士廣在ICU跟拍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呼吸科主任李聖清。“突然，李主任戴上了防護頭套，他說要做插管手術，很危險。然後就把我推到了門外。”
雖然只是輕輕一推，但第一次，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害怕。
幾天後，當範士廣跟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去給病人做心理撫慰時，危險再度襲來。早已習慣防護服一穿就是四五個小時的他，在進艙後一小時，就明顯感覺胸部憋悶，喘不過氣。他匆忙出來，坐在椅子上，大腦已有些不聽使喚，意識若有若無。
“可能那天防護服和口罩穿戴得太緊，很明顯有了缺氧的狀態。”但在後來的採訪中，他發現，這樣的情況在醫護人員身上，並不罕見。汙染區裡，護士醫生暈倒、嘔吐的狀況，數不勝數。
“華山醫院的一位護士和我說，有一次她因為缺氧，在汙染區裡吐了，嘔吐物瞬間充滿了整個n95口罩。如果拿下口罩，感染風險太高，但不拿又有窒息的危險。她只能憋著一口氣，迅速衝到半汙染區，才把口罩拿下來，嘔吐物順著整個防護服流下來的那一瞬間，她狼狽地哭了。”
心理，脆不可擊
比生理上的危險和痛苦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衝擊。
到武漢的第四天，範士廣正在跟拍一位糖尿病患者。因為併發症，病人的整個右腿全部壞死，必須做截肢手術，但當時因為沒有手術條件，醫生正處在兩難的狀態。
就在這時，範士廣的電話響了。電話那頭，他的叔叔焦急地說：“你爸髖關節骨折了！需要做很大的手術，怎麼辦？”
因為疫情，全國所有的醫院收治病人非常謹慎，這一點，範士廣比誰都清楚。當時，他整個人就懵了。
“我覺得很多事情好像是冥冥之中註定的——我正在拍攝的故事，和自己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怎麼會如此巧合的重疊？”
沒多久，妻子給範士廣打來電話，“你沒事吧？不要著急。”這麼一句簡單的話，他卻在電話那頭崩了。在華山醫院醫療隊的駐地——武漢同濟醫院光谷院區的四樓，他躲在一個沒有人的角落裡哭，不想讓任何人看到，“看了再多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悲劇，你都沒辦法完全共情。但當事情發生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才能真正感同身受。”
醫者難醫己，救人難自救。這樣的故事，也發生在醫護人員身上。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境障礙科主任彭代輝，是援鄂的第一位心理醫生，在武漢，他為不少醫生做過心理疏導，但在鏡頭前，心理防線卻也被輕易“擊敗”。
第一次接受採訪時，彭代輝剛剛坐下，就說了五個字：“我是武漢人。”說完，“譁”地一下就哭了。
原本計劃回武漢陪母親過春節的他，沒想到自己會以援鄂醫生的身份出現在家鄉。而母親離他的駐地不到5公里。因為防護管控，他們每天只能通過微信視頻的方式彼此聯繫。
“實在不好意思，我很少接受採訪。但今天，謝謝你們給我一個宣洩的機會。” 彭代輝說。
孤獨，比死更冷
在武漢，範士廣採訪了近百位上海醫療隊的醫護人員，幾乎每個人，他都問了一個問題：你來到這邊後，有什麼樣的成長和改變？
每個人答案都不一樣。但有幾個故事，讓他感觸最深。
有一位病人正在搶救，氧飽和上不去，各種儀器設備嘈雜的聲音中，護手聽到病人的手機響了，上面彈出了一個消息框：爸爸，你一定要記得回微信。這句話，讓護士險些繃不住，因為這位病人可能再也沒法回覆了。
還有一位護士，眼睜睜看著病患在自己面前死去，而她能做的只有幫他把褲子、衣服穿好，把汙物擦掉，維持一個人最後的尊嚴。
身邊沒有家人，外面等他的只有一輛殯儀館的車。突然間，一個人就這麼匆忙而孤獨地和這個世界切斷了所有聯繫。這位年輕的護士搬了把椅子，坐在樓道里，陪著他靜靜坐了10分鐘。
對於醫護人員而言，死亡並不陌生。但以往，每一個死去的病人身後，總離不開家人的陪伴，而武漢，有太多人在孤獨中走向死亡。
生命的最後一刻，留在他們身邊的唯有醫護人員。這一刻，他們不僅僅是救死扶傷的醫生，更是冰冷世界裡唯一的陪伴者。
在範士廣看來，這種陪伴無關是否相識，也無關是老是少，純粹是在死亡面前，人與人之間發乎本能的人道主義關懷。
“如果說以前他們在面對死亡的病患時，是一種理性的救助和責任，那麼如今的場景，卻挑起了他們內心深處最基本卻又最純粹的關懷和念想。”
難得，萍水相逢
中山醫院副院長朱疇文院長是第83個採訪者。
在攝像機面前，他一坐下來就流淚了。他說，剛到人民醫院，他送醫生護士上夜班，看著他們一個個上車，就特別難受，“我們是讓孩子們上戰場啊，他們都還是孩子啊！”可後來，在談到醫生這個職業時，他又說，醫生真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職業：“第一，有科學技術；第二，有人道主義。”
然後，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攝像機忠實地記錄著一段段殘酷而又亢奮的故事，也悄悄捕捉著口罩背後隱藏的柔軟。
3月27日，上海第一批援鄂醫療隊轉走了最後一位病人。最後轉走的這位老人，參加過抗美援朝，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護士們說他是英雄，他說這裡是戰場，護士們也是英雄。
臨走前，老人有些煩躁，反覆拔著自己的氧插管。護士張怡青輕輕摸著老人的臉，拉著他的手說：“你要乖，你不是打過仗嘛！”
在範士廣看來，上海援鄂醫療隊成員和這些武漢的病人的這場“萍水相逢”，彌足珍貴：
“當所有人穿上防護服、戴上口罩，你看不到他們的臉，每個人都拋下自己的職業、職務、性別、年紀，只剩下一顆彼此真誠相對的赤子之心。”
來武漢之前，他並沒有預想過，將要用什麼樣的主題去呈現這裡的故事。但現在，他想好好說一說這份珍貴的萍水相逢。
“在特殊的環境裡，每個普通人所迸發的最基本的良善，會打動每一個人。”
如今，正在隔離的第一批攝製組成員，已經進入了緊張的後期製作中，而第二批的“戰友們”則依然奮戰在前線。
“我們要記錄的是多麼龐大複雜的敘事。這裡面，應該不存在什麼英雄主義，而是深重災難下，每個人表現出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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