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延安，17歲，六年級，先天性心臟病，智力障礙二級。
胡展展，13歲，四年級，智力障礙者。
胡小鵬，12歲，四年級，智力障礙者。
郭果，11歲，二年級，智力障礙四級。
郝興明，17歲，特殊教育，智力障礙二級。
白苗苗，17歲，特殊教育，智力障礙二級。
這是延川縣土崗小學現有的全部學生。它位於乾坤灣鎮。郭生俊是這所小學的校長，從2003年起已經任職17年。
一
站在土崗小學的礆畔上，郭生俊望著對面起起伏伏的山疙瘩瘩，十二月的黃河水在山腳下靜靜流淌。山上的學校離天空很近，離河面很遠。
通常，夕陽都在煙囪悶出的一縷縷煙裡，縹緲走了。
“校長，是不是有人來接了？”
“校門口有人嗎？”校長反問道。
“沒人。”
下午六點多，胡展展和胡小鵬還沒有等到家長來接。
每到這個時候，姐弟倆就會反覆確認，郭校長只好領著他們一起去校門外等候。
姐弟倆的爸爸蹬著三輪車出現了，他接過兩個書包背在肩上，又佝僂著背給坐在車後斗的妻子掖圍巾包住頭臉。
這個男人從頭到腳都黑黢黢的，包括牙齒，這使他整個人看上去像是誰的影子。姐弟倆看到父母后，一溜煙向家跑去。
望著他們離開，郭生俊轉身回到學校裡。不忙的話，他會和家人視頻聊天。自從來到土崗小學，他一月僅能回家4天，照顧家裡兩個孩子和老人的重任就由妻子雷春梅包攬。
農忙時，土崗小學週末不放假，雷春梅會來學校給郭生俊和他的學生們改善一下伙食。她很支持丈夫的工作，因為當初嫁給他就是被他的擔當和責任心打動。
2010年，4歲的胡展展和3歲的胡小鵬，開始在“幼小混編”的土崗小學讀幼兒園，當時跟他們一起上學的孩子，如今早已升入初中。
他們的爸爸原來是個流浪漢，30多歲的時候娶了她倆的媽媽“彩霞”，她是一名精神失常者。
“彩霞”成天塗個大花臉，扎個朝天辮在村裡被人逗著，不停地跳不停地唱：“黑狗跳，黃狗叫，來了瘋狗叫爺爺。”
現在，姐弟倆的爸爸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孔窯洞，方便照顧家人。靠在村裡打零工為生，給別人挖個水壕、修個房子也要帶著婆姨，否則怕她胡跑。
郭生俊校長與學生一起升國旗、唱國歌
去年，延川縣教育局副局長劉福祥帶著延安市殘聯的相關領導，和郭生俊一起多次去胡家做家訪，為的就是給兩個孩子辦殘疾證。
他們家，炕上衣服平鋪，灶臺上鍋碗瓢盆亂放，只有牆上掛的那一張全家福，看上去是嶄新的。
孩子的爸爸輕易不說話，但偶爾會跟校長髮牢騷說：一天圍著三個“憨憨”轉，自己活夠了。
姐弟倆在土崗小學待了9年了，校長是看著他們長大的。這些年來，一直教他們寫自己的名字，到現在也只能“照貓畫虎”。好在終於教會他們說出自己的名字了。
郭生俊從教37年，沒想到自己會在土崗小學待17年。從縣城的家到土崗有45公里的路，要翻兩架山，與他之前待過的學校完全不同。
土崗地勢高，地理位置特殊，往南走是延長縣，往東是山西，往西是延安，往北45公里是縣城。可以說在土崗上小學的孩子，除了這所小學哪裡都夠不著。
郭生俊自己就是從這裡考出去的。“我本身是農門出身，得到黨和政府的培養進了公門。到哪裡教書都是一回事，重要的是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當時的農村，輟學是家常便飯，往往就是草草上兩年小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就出去闖社會了。
土崗小學人數最多的時候有400多人。2003年，郭生俊有機會調到縣城去工作，但他放棄了。
“在這裡我是管人的人，到了城裡被人家管著，別人不願意用，我也就沒去。”1992年就當上校長的郭生俊說，另外一個原因是，“村裡很多孩子的家長也是我的學生，他們很信任我。”
群眾的口碑使他們之間聯繫得更加緊密。
17年過去了，世事變遷，生源自然流失讓它成為乾坤灣鎮唯一的一所小學，全鎮轄區內的16個村莊的孩子都在這裡上小學。
土崗小學現有一名校長，兩名教師和一名做飯的大師傅，平均年齡56歲。還有，就是那6名特殊的學生。
脫貧攻堅開始後，縣上對教育情況摸底發現，村裡在義務教育階段輟學的孩子，大多數是有智力障礙。
“實現教育公平，發展優質教育不能以犧牲山區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權為代價，尤其特殊的孩子更需要人性化的關懷。控輟保學對他們來說，一方面讓所有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一個都不能少的回到學校，另一方面也能夠減輕這些貧困家庭的負擔。”劉福祥說。
為了實現零輟學，郭生俊跟著劉福祥一起去這些孩子家裡，告訴他們書本、上學、吃飯等全部都是免費的，勸他們回到校園，這一勸，真還讓4名智障孩子重新返校。其實，上學成為他們的生存教育。
剛開始是很難的，大部分的孩子沒有自理能力，吃飯、穿衣、大小便都要老師的幫助。
郭生俊身上有種粗礪的溫暖，他不拘小節又嚴肅認真。像是鋪在炕上的毛氈，不夠細膩卻足夠溫暖。
學生們既敬他又怕他。他們很會看眼色，吵嘴打架了，排隊進校長窯裡告狀。批評了這一個，另外一個眼淚剛剛還在臉蛋上，立馬撲哧笑開了。
劉鳳蘭老師記得她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因為看到每個孩子都有一副撲克牌，說是用來比大小。所以她試講的是算數，教大家一起念數字，稀稀拉拉剛能跟上。
她伸出滿把手，“看老師手指，去掉兩個手指，還剩幾個？”
一大早上的時間，她讓6個學生都數了一遍，所有孩子都堅定地說是5個。郭校長過來跟她說：“在他們眼裡，你的手指頭‘剁掉’才算是‘去掉’，不然就還是5個。”
劉鳳蘭以為校長在開玩笑，郭生俊立馬拿來5個棗讓學生吃掉兩個再去數，結果依然是一樣的，數不出來。
對於教書，郭生俊很執拗。多年來他的口頭禪一直是“每天給你們肚肚裡學上一個字”。這對於一個城裡學校爭著要的老師、最多時候學生人數有400多人的校長來說，心裡是憋屈的。
“教智障孩子唸書是不是天方夜譚？”他問過自己，但是守著這所小學17年，本身就是答案。
二
低智力不代表沒智力。
郝興明在6歲前是活潑機靈的健康孩子，因為一次發燒導致智力嚴重受損。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多次去過醫院都被診斷為無法治癒，只能進行康復訓練。
看著吃糖都不會剝糖紙，直接塞嘴裡的兒子，一家人心力交瘁，存款也所剩無幾，決定不再治療。父母去了外地打工，沒有大事不會回家，興明就由爺爺來照顧。
興明11歲的時候，媽媽覺得太受罪，離家出走了。孩子的學籍原本不在這裡，爺爺年紀大了，腿腳不方便，郭校長就去他們家裡讓興明來土崗小學上學。
“想著儘可能給學生提供一個便利的上學條件，對他們家庭也有好處。”郭生俊說。
郭生俊校長（右一）、郭鳳蘭老師（左一） 和孩子們在菜園子打理蔬菜
郭生俊教急救常識時告訴孩子們，如果爺爺奶奶倒地不起，一定要打電話或者向村裡人求助。
已經17歲的興明似乎是聽懂了，以為爺爺真的出事了，開始拍打自己的腦袋，哭著扔掉桌上的書本。
那一刻，郭生俊理解了這裡的孩子：他們是病人，無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也極難做到普通人看來理所應當的事情，不能拿他們和正常的小孩去比較。
孩子有時候不是通過語言，而是行為認識事物的，教室也不是學習的唯一場所。
郭生俊在學校務了一畝多的菜園子，裡頭有茄子、辣椒、西紅柿、白菜。南瓜蔓蔓長，種在園子外圈不佔地方，孩子們圍成一圈樂此不疲地幫忙一起為南瓜蔓“掐頭”。
他經常帶著孩子們到戶外，搭雞窩、種蔬菜。現在種的所有蔬菜學生都認識，還可以幫助老師澆水、施肥、採摘。
今年剛分配到土崗小學的教師郝志祥被郭生俊和學生在一起的互動所感染，他想像校長一樣留在土崗小學，照顧這裡的孩子。
展展和小鵬細看長的很像，都很俊俏，每天笑的甜滋滋的。會趁著老師和同學不注意，偷偷在懷裡揣幾棵白菜。郝志祥也不說話，因為他知道小鵬爸爸剛剛給兩個孩子買了兩隻兔子。
孩子們最愛吃的食物是洋芋雞蛋餅。洋芋切碎加入雞蛋一起和麵，烙熟成餅切成條塊，蘸著酸辣料汁吃。這種吃食不用前一天發麵，方便不會使用筷子的學生食用。
老師們日復一日地教他們認識蔬菜品種、說說自家的情況，由共同做一件事逐步過渡到學會自理。
“把孩子拴在家裡，也許能讓他暫時不闖禍，但時時看住他是不可能的。到學校，至少識得幾個字，說得清自己的名字，鍛鍊了自理能力，就算走丟了也好找。”這是郭生俊說服家長們送孩子入學的常用語。
“延川縣小學和教學點的撤併，遵循交通不便的地區保留必要的小學，防止因過度調整造成學生失學、輟學和上學難。”延川縣教育局白向軍說，這也是土崗小學在撤併大潮中得以保留的原因。
程延安的媽媽說她每天來接孩子的時候，老師們的喉嚨都喊啞了。“咱的娃娃什麼情況我心裡清楚著，老師一直要操心了和家長一樣怕出事，難管理得很，在家裡就更不聽話。”
程延安是典型的先天愚型患者，除了智商的差別，他對陪伴和愛的渴望與常人無異。
程延安對媽媽很依賴，待在家裡和學校判若兩人。
在家裡，他的媽媽既要照顧上學的3個女兒起居，又要照應延安。“延安待在家裡，我天天要照著，一時不看就會闖下禍。”
他看見青壯年根本不敢上前去，看見村裡女人、老人、小孩卻跑上去朝人吐唾沫，媽媽一瞪眼他就不敢了。只要一時不在眼皮子底下就拿石頭打人。
打完馬上知道錯了，蔫蔫的能消停一天。等到下次又故伎重施，天天捱打也改不了。
到土崗小學上學後，延安有了一些變化。
延安的媽媽說：“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他能安安靜靜地跟我去趕集。回家後看到我提個桶，還主動幫忙去提炭。”
然而，學校外的時間和這裡是有“時差”的，孩子學習成長速度緩慢到讓時間也跟著變慢。
這讓老師們有一種“在聲嘶力竭和不疾不徐的力量角逐後，造成的奇妙落差感”。
三
延安的爸爸早年間是延川有名的木匠手藝人，打個傢俱、雕花、漆漆樣樣行。後來城裡不時興這種老舊款式，他買了皮艇去黃河裡撈魚，供3個女兒上學。
他一個人既要掌握皮艇方向，又要拉網其實很費力，一天撈個十條八條就算是運氣很好了
但他能受苦，人又務正，所以延安的媽媽從來沒覺得自己的生活有多艱難。就跟農村普通的家庭主婦一樣，所有的心思裡裝的都是孩子。
在政府救濟介入之前，光靠家庭的力量很難逆轉命運。
現在好了，因為扶貧，也因為乾坤灣成了一大景區，他可以到景區伏羲碼頭開汽船，一個月工資4000塊。
這份工作，是幫扶他家的延安文旅集團幹部劉濤給找的。在瞭解到他的家境和持有船員證的情況後，劉濤就推薦他去參加景區船員培訓並順利通過考試。
對於這樣一個家庭，每月能夠穩定拿到4000元工資，當然解了他們的困頓。
但是這個家庭也沒有完全依靠政府，自身在不斷奮鬥，3個女兒考上大學並順利參加工作。自從女兒們在外上學後，延安也就有了到土崗小學上學的條件。
星期一的早上，天大亮了，而整個土崗還安靜得很。地上有幾隻雀兒蹦蹦跳跳地覓著食，白色的土狗無聲地趴在一垛爛木柴上。
延安的同學郭果和奶奶如往常一樣站在家門口，等小鵬和展展一起上學。
奶奶帶著3個孩子，後面跟著尾巴搖得很歡實的小花。小花是郭果給取的名字。
“郭果，西遊記裡面你最喜歡誰？”
“孫猴子。”郭果拉著奶奶的手說。
“為什麼？”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他的人生就像孫猴子一樣正在經歷“九九八十一難”。
看起來，郭果像一個6歲的小孩，頭小又尖，像火柴人一般。實際上他已經11歲了。正常的小孩在這個年紀應該有1.4米,而他體重不到40斤、身高只有一米，走路搖搖晃晃。奶奶說是因為骨質疏鬆，導致他的膝蓋有問題。
“農村人都說三翻六坐九爬爬，他一歲了還不會翻身，叫上沒反應，也不會說話。”家人趕緊帶著去醫院，醫生診斷說是腦萎縮，只能進行康復訓練，那時候還不知道膝蓋有毛病。
2019年，帶他去了北京博愛醫院，醫生說體重至少到50斤做手術才有保障，所以奶奶的願望是他能長胖些。
他的爸爸媽媽在縣城打工，從出生時起就由奶奶照顧。郭果最開始上的是延川縣超寶貝幼兒園，但只讀了一年。
老師和同學都無法理解郭果的行為：上課時他會旁若無人地自己到操場玩，或者執著於某件事不停大聲說，莫名其妙打鬧同學。學校認為這樣的孩子會影響其他孩子的正常學習。
奶奶今天給這個被打的孩子送箱牛奶，明天給那個家長賠禮道歉。
他還虛構說自己在學校有幾個朋友。直到同學家長找到校長要求勸退郭果，奶奶才知道他在學校的真實處境，原來他從來沒有朋友，但他創造出來的小朋友一直活在奶奶的心中。
後來奶奶帶郭果回了土崗唸書。他天天哭嚎著說不想跟智障同學一起唸書。無奈之下，奶奶去陪讀了一個星期才讓他適應。
郭果和展展兩家人住得比較近，平常，奶奶會燒好熱水給幾個孩子洗頭髮和剪頭髮。“這幾個孩子現在有點感情啦，要是誰沒去學校就會回來唸叨，畢竟是一起長大了，慢慢熟了，有玩伴了。”
郭果和他的5名同學冬天九點上課，夏天則是七點，而放學的時間要看家長們的空閒時間。
早上課外活動時間，6個孩子都會被老師喊出來曬太陽。學校裡可以玩的器材很多，土崗小學的經費是按照農村小學，不足百人按照一百人的經費來撥款的，一年9.4萬元對6個孩子來說是絕對夠用的。這筆財政撥款是它能一直存在的物質基礎。
延安和小鵬鬧著要踢足球，老師裡除了校長外沒人敢和他們一起踢足球。因為地方寬敞可以撒開跑，孩子們又不知輕重，常常把球重重砸在窗臺上又反彈回去，弄不好就會傷著人。
“校長，用頭頂球，走遠一點。”
“好，站遠。”郭校長吭哧吭哧跑著，頭向前伸出穩穩接住球，又把球踢給他們。郭果沒有上場，站在邊上也開心地吱哇亂叫。
那是一種沒有痛苦，也不懂得掩飾，只是直白地表達內心歡快的笑容。
現在他不僅有了玩伴，還有他熱愛的東西，那就是打鼓。
土崗小學有一面鼓，立在地上比郭果半個人還高，他偶然間看到志願者敲了那面鼓，“著魔”一樣喜歡上打鼓。
郭果打鼓是結結實實的敲，不像其他孩子一樣毫無章法，虛虛的敲。密密麻麻的鼓點，有節奏地一聲接一聲，打在每個人的心上。
每次在打鼓的時候，他總是神采飛揚，忘記膝蓋的疼痛，身姿挺拔，快樂自由。
有一次，土崗有一家人辦喪事，郭果和奶奶去趕事。看到酒席上的吹手班有打鼓的，他非要上去打鼓。
奶奶很怕孫子的行為給人添堵，沒想到主家人說“我們本身也要搗鼓的，叫娃娃去吧”。
結果，他的鼓點總能很好配合嗩吶節奏。打鼓之後，主家給了他一個紅包。
從此後村裡只要有紅事白事，郭果就跟校長請假，跟著辦事的吹手班給人打鼓。
村裡的人們，都不動聲色地幫助這個男孩，給他製造各種當鼓手的機會，讓他暫時忘記膝蓋的疼。
本刊記者 柳 潔
閱讀更多 當代陝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