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延安，17岁，六年级，先天性心脏病，智力障碍二级。
胡展展，13岁，四年级，智力障碍者。
胡小鹏，12岁，四年级，智力障碍者。
郭果，11岁，二年级，智力障碍四级。
郝兴明，17岁，特殊教育，智力障碍二级。
白苗苗，17岁，特殊教育，智力障碍二级。
这是延川县土岗小学现有的全部学生。它位于乾坤湾镇。郭生俊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从2003年起已经任职17年。
一
站在土岗小学的硷畔上，郭生俊望着对面起起伏伏的山疙瘩瘩，十二月的黄河水在山脚下静静流淌。山上的学校离天空很近，离河面很远。
通常，夕阳都在烟囱闷出的一缕缕烟里，缥缈走了。
“校长，是不是有人来接了？”
“校门口有人吗？”校长反问道。
“没人。”
下午六点多，胡展展和胡小鹏还没有等到家长来接。
每到这个时候，姐弟俩就会反复确认，郭校长只好领着他们一起去校门外等候。
姐弟俩的爸爸蹬着三轮车出现了，他接过两个书包背在肩上，又佝偻着背给坐在车后斗的妻子掖围巾包住头脸。
这个男人从头到脚都黑黢黢的，包括牙齿，这使他整个人看上去像是谁的影子。姐弟俩看到父母后，一溜烟向家跑去。
望着他们离开，郭生俊转身回到学校里。不忙的话，他会和家人视频聊天。自从来到土岗小学，他一月仅能回家4天，照顾家里两个孩子和老人的重任就由妻子雷春梅包揽。
农忙时，土岗小学周末不放假，雷春梅会来学校给郭生俊和他的学生们改善一下伙食。她很支持丈夫的工作，因为当初嫁给他就是被他的担当和责任心打动。
2010年，4岁的胡展展和3岁的胡小鹏，开始在“幼小混编”的土岗小学读幼儿园，当时跟他们一起上学的孩子，如今早已升入初中。
他们的爸爸原来是个流浪汉，30多岁的时候娶了她俩的妈妈“彩霞”，她是一名精神失常者。
“彩霞”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辫在村里被人逗着，不停地跳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来了疯狗叫爷爷。”
现在，姐弟俩的爸爸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孔窑洞，方便照顾家人。靠在村里打零工为生，给别人挖个水壕、修个房子也要带着婆姨，否则怕她胡跑。
郭生俊校长与学生一起升国旗、唱国歌
去年，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福祥带着延安市残联的相关领导，和郭生俊一起多次去胡家做家访，为的就是给两个孩子办残疾证。
他们家，炕上衣服平铺，灶台上锅碗瓢盆乱放，只有墙上挂的那一张全家福，看上去是崭新的。
孩子的爸爸轻易不说话，但偶尔会跟校长发牢骚说：一天围着三个“憨憨”转，自己活够了。
姐弟俩在土岗小学待了9年了，校长是看着他们长大的。这些年来，一直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到现在也只能“照猫画虎”。好在终于教会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了。
郭生俊从教37年，没想到自己会在土岗小学待17年。从县城的家到土岗有45公里的路，要翻两架山，与他之前待过的学校完全不同。
土岗地势高，地理位置特殊，往南走是延长县，往东是山西，往西是延安，往北45公里是县城。可以说在土岗上小学的孩子，除了这所小学哪里都够不着。
郭生俊自己就是从这里考出去的。“我本身是农门出身，得到党和政府的培养进了公门。到哪里教书都是一回事，重要的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当时的农村，辍学是家常便饭，往往就是草草上两年小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出去闯社会了。
土岗小学人数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2003年，郭生俊有机会调到县城去工作，但他放弃了。
“在这里我是管人的人，到了城里被人家管着，别人不愿意用，我也就没去。”1992年就当上校长的郭生俊说，另外一个原因是，“村里很多孩子的家长也是我的学生，他们很信任我。”
群众的口碑使他们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
17年过去了，世事变迁，生源自然流失让它成为乾坤湾镇唯一的一所小学，全镇辖区内的16个村庄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小学。
土岗小学现有一名校长，两名教师和一名做饭的大师傅，平均年龄56岁。还有，就是那6名特殊的学生。
脱贫攻坚开始后，县上对教育情况摸底发现，村里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孩子，大多数是有智力障碍。
“实现教育公平，发展优质教育不能以牺牲山区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为代价，尤其特殊的孩子更需要人性化的关怀。控辍保学对他们来说，一方面让所有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的回到学校，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这些贫困家庭的负担。”刘福祥说。
为了实现零辍学，郭生俊跟着刘福祥一起去这些孩子家里，告诉他们书本、上学、吃饭等全部都是免费的，劝他们回到校园，这一劝，真还让4名智障孩子重新返校。其实，上学成为他们的生存教育。
刚开始是很难的，大部分的孩子没有自理能力，吃饭、穿衣、大小便都要老师的帮助。
郭生俊身上有种粗砺的温暖，他不拘小节又严肃认真。像是铺在炕上的毛毡，不够细腻却足够温暖。
学生们既敬他又怕他。他们很会看眼色，吵嘴打架了，排队进校长窑里告状。批评了这一个，另外一个眼泪刚刚还在脸蛋上，立马扑哧笑开了。
刘凤兰老师记得她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因为看到每个孩子都有一副扑克牌，说是用来比大小。所以她试讲的是算数，教大家一起念数字，稀稀拉拉刚能跟上。
她伸出满把手，“看老师手指，去掉两个手指，还剩几个？”
一大早上的时间，她让6个学生都数了一遍，所有孩子都坚定地说是5个。郭校长过来跟她说：“在他们眼里，你的手指头‘剁掉’才算是‘去掉’，不然就还是5个。”
刘凤兰以为校长在开玩笑，郭生俊立马拿来5个枣让学生吃掉两个再去数，结果依然是一样的，数不出来。
对于教书，郭生俊很执拗。多年来他的口头禅一直是“每天给你们肚肚里学上一个字”。这对于一个城里学校争着要的老师、最多时候学生人数有400多人的校长来说，心里是憋屈的。
“教智障孩子念书是不是天方夜谭？”他问过自己，但是守着这所小学17年，本身就是答案。
二
低智力不代表没智力。
郝兴明在6岁前是活泼机灵的健康孩子，因为一次发烧导致智力严重受损。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去过医院都被诊断为无法治愈，只能进行康复训练。
看着吃糖都不会剥糖纸，直接塞嘴里的儿子，一家人心力交瘁，存款也所剩无几，决定不再治疗。父母去了外地打工，没有大事不会回家，兴明就由爷爷来照顾。
兴明11岁的时候，妈妈觉得太受罪，离家出走了。孩子的学籍原本不在这里，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郭校长就去他们家里让兴明来土岗小学上学。
“想着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便利的上学条件，对他们家庭也有好处。”郭生俊说。
郭生俊校长（右一）、郭凤兰老师（左一） 和孩子们在菜园子打理蔬菜
郭生俊教急救常识时告诉孩子们，如果爷爷奶奶倒地不起，一定要打电话或者向村里人求助。
已经17岁的兴明似乎是听懂了，以为爷爷真的出事了，开始拍打自己的脑袋，哭着扔掉桌上的书本。
那一刻，郭生俊理解了这里的孩子：他们是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也极难做到普通人看来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能拿他们和正常的小孩去比较。
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行为认识事物的，教室也不是学习的唯一场所。
郭生俊在学校务了一亩多的菜园子，里头有茄子、辣椒、西红柿、白菜。南瓜蔓蔓长，种在园子外圈不占地方，孩子们围成一圈乐此不疲地帮忙一起为南瓜蔓“掐头”。
他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户外，搭鸡窝、种蔬菜。现在种的所有蔬菜学生都认识，还可以帮助老师浇水、施肥、采摘。
今年刚分配到土岗小学的教师郝志祥被郭生俊和学生在一起的互动所感染，他想像校长一样留在土岗小学，照顾这里的孩子。
展展和小鹏细看长的很像，都很俊俏，每天笑的甜滋滋的。会趁着老师和同学不注意，偷偷在怀里揣几棵白菜。郝志祥也不说话，因为他知道小鹏爸爸刚刚给两个孩子买了两只兔子。
孩子们最爱吃的食物是洋芋鸡蛋饼。洋芋切碎加入鸡蛋一起和面，烙熟成饼切成条块，蘸着酸辣料汁吃。这种吃食不用前一天发面，方便不会使用筷子的学生食用。
老师们日复一日地教他们认识蔬菜品种、说说自家的情况，由共同做一件事逐步过渡到学会自理。
“把孩子拴在家里，也许能让他暂时不闯祸，但时时看住他是不可能的。到学校，至少识得几个字，说得清自己的名字，锻炼了自理能力，就算走丢了也好找。”这是郭生俊说服家长们送孩子入学的常用语。
“延川县小学和教学点的撤并，遵循交通不便的地区保留必要的小学，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延川县教育局白向军说，这也是土岗小学在撤并大潮中得以保留的原因。
程延安的妈妈说她每天来接孩子的时候，老师们的喉咙都喊哑了。“咱的娃娃什么情况我心里清楚着，老师一直要操心了和家长一样怕出事，难管理得很，在家里就更不听话。”
程延安是典型的先天愚型患者，除了智商的差别，他对陪伴和爱的渴望与常人无异。
程延安对妈妈很依赖，待在家里和学校判若两人。
在家里，他的妈妈既要照顾上学的3个女儿起居，又要照应延安。“延安待在家里，我天天要照着，一时不看就会闯下祸。”
他看见青壮年根本不敢上前去，看见村里女人、老人、小孩却跑上去朝人吐唾沫，妈妈一瞪眼他就不敢了。只要一时不在眼皮子底下就拿石头打人。
打完马上知道错了，蔫蔫的能消停一天。等到下次又故伎重施，天天挨打也改不了。
到土岗小学上学后，延安有了一些变化。
延安的妈妈说：“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他能安安静静地跟我去赶集。回家后看到我提个桶，还主动帮忙去提炭。”
然而，学校外的时间和这里是有“时差”的，孩子学习成长速度缓慢到让时间也跟着变慢。
这让老师们有一种“在声嘶力竭和不疾不徐的力量角逐后，造成的奇妙落差感”。
三
延安的爸爸早年间是延川有名的木匠手艺人，打个家具、雕花、漆漆样样行。后来城里不时兴这种老旧款式，他买了皮艇去黄河里捞鱼，供3个女儿上学。
他一个人既要掌握皮艇方向，又要拉网其实很费力，一天捞个十条八条就算是运气很好了
但他能受苦，人又务正，所以延安的妈妈从来没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艰难。就跟农村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所有的心思里装的都是孩子。
在政府救济介入之前，光靠家庭的力量很难逆转命运。
现在好了，因为扶贫，也因为乾坤湾成了一大景区，他可以到景区伏羲码头开汽船，一个月工资4000块。
这份工作，是帮扶他家的延安文旅集团干部刘涛给找的。在了解到他的家境和持有船员证的情况后，刘涛就推荐他去参加景区船员培训并顺利通过考试。
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每月能够稳定拿到4000元工资，当然解了他们的困顿。
但是这个家庭也没有完全依靠政府，自身在不断奋斗，3个女儿考上大学并顺利参加工作。自从女儿们在外上学后，延安也就有了到土岗小学上学的条件。
星期一的早上，天大亮了，而整个土岗还安静得很。地上有几只雀儿蹦蹦跳跳地觅着食，白色的土狗无声地趴在一垛烂木柴上。
延安的同学郭果和奶奶如往常一样站在家门口，等小鹏和展展一起上学。
奶奶带着3个孩子，后面跟着尾巴摇得很欢实的小花。小花是郭果给取的名字。
“郭果，西游记里面你最喜欢谁？”
“孙猴子。”郭果拉着奶奶的手说。
“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他的人生就像孙猴子一样正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看起来，郭果像一个6岁的小孩，头小又尖，像火柴人一般。实际上他已经11岁了。正常的小孩在这个年纪应该有1.4米,而他体重不到40斤、身高只有一米，走路摇摇晃晃。奶奶说是因为骨质疏松，导致他的膝盖有问题。
“农村人都说三翻六坐九爬爬，他一岁了还不会翻身，叫上没反应，也不会说话。”家人赶紧带着去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脑萎缩，只能进行康复训练，那时候还不知道膝盖有毛病。
2019年，带他去了北京博爱医院，医生说体重至少到50斤做手术才有保障，所以奶奶的愿望是他能长胖些。
他的爸爸妈妈在县城打工，从出生时起就由奶奶照顾。郭果最开始上的是延川县超宝贝幼儿园，但只读了一年。
老师和同学都无法理解郭果的行为：上课时他会旁若无人地自己到操场玩，或者执着于某件事不停大声说，莫名其妙打闹同学。学校认为这样的孩子会影响其他孩子的正常学习。
奶奶今天给这个被打的孩子送箱牛奶，明天给那个家长赔礼道歉。
他还虚构说自己在学校有几个朋友。直到同学家长找到校长要求劝退郭果，奶奶才知道他在学校的真实处境，原来他从来没有朋友，但他创造出来的小朋友一直活在奶奶的心中。
后来奶奶带郭果回了土岗念书。他天天哭嚎着说不想跟智障同学一起念书。无奈之下，奶奶去陪读了一个星期才让他适应。
郭果和展展两家人住得比较近，平常，奶奶会烧好热水给几个孩子洗头发和剪头发。“这几个孩子现在有点感情啦，要是谁没去学校就会回来念叨，毕竟是一起长大了，慢慢熟了，有玩伴了。”
郭果和他的5名同学冬天九点上课，夏天则是七点，而放学的时间要看家长们的空闲时间。
早上课外活动时间，6个孩子都会被老师喊出来晒太阳。学校里可以玩的器材很多，土岗小学的经费是按照农村小学，不足百人按照一百人的经费来拨款的，一年9.4万元对6个孩子来说是绝对够用的。这笔财政拨款是它能一直存在的物质基础。
延安和小鹏闹着要踢足球，老师里除了校长外没人敢和他们一起踢足球。因为地方宽敞可以撒开跑，孩子们又不知轻重，常常把球重重砸在窗台上又反弹回去，弄不好就会伤着人。
“校长，用头顶球，走远一点。”
“好，站远。”郭校长吭哧吭哧跑着，头向前伸出稳稳接住球，又把球踢给他们。郭果没有上场，站在边上也开心地吱哇乱叫。
那是一种没有痛苦，也不懂得掩饰，只是直白地表达内心欢快的笑容。
现在他不仅有了玩伴，还有他热爱的东西，那就是打鼓。
土岗小学有一面鼓，立在地上比郭果半个人还高，他偶然间看到志愿者敲了那面鼓，“着魔”一样喜欢上打鼓。
郭果打鼓是结结实实的敲，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毫无章法，虚虚的敲。密密麻麻的鼓点，有节奏地一声接一声，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每次在打鼓的时候，他总是神采飞扬，忘记膝盖的疼痛，身姿挺拔，快乐自由。
有一次，土岗有一家人办丧事，郭果和奶奶去赶事。看到酒席上的吹手班有打鼓的，他非要上去打鼓。
奶奶很怕孙子的行为给人添堵，没想到主家人说“我们本身也要捣鼓的，叫娃娃去吧”。
结果，他的鼓点总能很好配合唢呐节奏。打鼓之后，主家给了他一个红包。
从此后村里只要有红事白事，郭果就跟校长请假，跟着办事的吹手班给人打鼓。
村里的人们，都不动声色地帮助这个男孩，给他制造各种当鼓手的机会，让他暂时忘记膝盖的疼。
本刊记者 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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