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歷史上，隊伍長期存在著飲酒問題，由此造成了諸多的消極後果。這些後果既表現為借酒生事，酗酒打人、傷民，酒後違禁以及殘害人命等違紀違法舉動，也反映於酒後的各種失職行為，輕則貽誤職守，重則危及軍事防務與戰場行動。宋代朝野對此貽害雖有目共睹，但這一積弊卻依舊未能解決。推究其因，與宋朝相關規制的缺陷存在關聯，即隊伍禁酒律法僅適用於士兵及低級軍校，而不針對軍官、武將，更與統治者的帶頭飲樂行為與縱容態度密不可分。其深層次的根源，則在於宋朝注重懷柔方式化解矛盾的實用主義統治模式，縱容飲酒享樂不過是籠絡武將的手法之一而已。
宋朝軍中飲酒問題
宋朝時期，一如官場上酒風之流行，隊伍中的飲酒現象也相當普遍，特別是各級武將多喜好飲酒作樂。但由此引發的問題可謂層出不窮，牽扯麵甚廣，不僅敗壞了軍紀、軍法，更有甚者，會給戰場用兵帶來嚴重的後果。揆諸宋代有關記載,不難發現軍中飲酒現象長期存在,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而涉及面則相當廣泛,一般情況下包括:借酒生事、酗酒打人、醉酒傷民、酒後違禁以及殘害人命等違紀違法行為。如,宋朝開國之初，武將王彥升為京城巡檢，因自恃參與陳橋兵變有功，竟夜闖宰相王溥府邸表示："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悴王彥升顯然是以討酒為名，意在索賄。王溥佯裝不懂，故意設酒款待，王彥升只得悻悻地飲酒數巡而罷。王溥次日上呈密奏，宋太祖為之震怒，將王彥升貶為外州刺史。此事發生在宋朝鼎革之初,充分暴露了武夫跋扈的積習與危害，自然引起了宋太祖的警覺，於是當即予以懲處，並對這位功臣始終未予重用。
以後，王彥升在任原州防禦使時，遇到邊民犯法，並不用刑，而是"召僚屬宴飲，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在宋代歷史上，軍中因飲酒造成的失職問題同樣存在，其危害也更大，輕則貽誤隊伍職責，重則危及邊防安全。如，南宋嘉泰元年（1201）四月，臨安城發生大火，延燒居民"殆十餘里"，承擔滅火職責的主管侍衛步軍司夏侯恪，"酣酒未醒，全不指呼撲救,遂成大禍"。結果，夏侯恪遭到貶官處罰。更為嚴重的是，承擔防務重任的指揮官因飲酒引發的問題，直接給王朝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代表性例證如，宋初征服後蜀之際，主帥王全斌與將領"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最終導致全師雄"擁眾十萬"叛亂。到宋太宗朝，蜀中又爆發王小波、李順反叛，大宦官王繼恩在領軍征討期間，"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以至於延誤軍機，釀成嚴重的後果。還有如,北宋末年，在金軍第二次圍攻開封城期間，負責開封南城垣防禦的指揮官李擢一籌莫展,逃避於醉生夢死之中，"於城樓上修飭坐臥處如晏閣賓館，日與僚佐飲酒烹茶，或彈琴燕笑，或日醒醉,,，從而加速了京師城防的崩潰。紹興初年，襄陽鎮撫使桑仲起兵反叛，隨之圍攻鄧州，鄧州守臣譚兗派人向河東招捉使、知汝州王俊求救。
王俊率援軍入城後,在危急時刻不是迅速籌劃城防要務，以應對敵軍進攻,而是與譚兗飲酒，直至醉倒，"兗與飲燕，俊醉"。結果鄧州城被叛軍攻陷，譚兗率眾突圍出奔，王俊兵敗被俘由上可見,宋朝軍中飲酒問題已成積弊，不僅對隊伍管理帶來諸多困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軍風軍紀，造成社會消極影響，甚至腐蝕了戰鬥力，由此而帶來嚴重的後果。對於隊伍中存在的飲酒問題及其弊端,宋代統治者心知肚明，其貽害也為朝野所共睹。不過，這一積弊依舊長期存在，根源值得關注。以往歷代共性的積習因素固然不能排除，而宋朝相關法規制度及其執行力的問題，尤其是當政集團的態度，則更是產生其弊的時代因素,尤其需要加以深究。關於軍人飲酒行為，宋朝本有明文約束規定。南宋人文集中保留了有關軍中禁律的內容:"有鬥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這一記載詳細列舉了軍人違禁的範圍，不過卻沒有輕重區別與具體懲處標準的解釋,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飲酒屬一般性的違禁舉動。
宋代對飲酒行為動用軍法嚴懲的標準
宋代對飲酒行為動用軍法嚴懲的標準，主要還是針對過激對象或特殊場合。如，宋仁宗朝編訂的《武經總要》有關《罰條》，反映了已有的軍法懲處內容,其中第48款規定:"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悖惡罵，或搦惑恐嚇軍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由此可見，如果軍人發生酗酒爭鬥行為，可軍法處以死刑。然而，對於一般性飲酒舉動的處理程度，《罰條》則沒有提及。南宋初,宰相李綱主持頒佈"軍制二十一條"，其中第四款即規定:"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鬥毆、飲酒至醉、拍擲器甲、藏匿婦人、脅持財物、扇搖惑眾、買物不還價錢，並依軍法。"這一重申的軍法規則內容，針對了包括醉酒在內的行為,不過僅限於行軍過程中執行，而對沒有達到醉酒狀態者以及其他場合的飲酒情況,仍無具體懲處規定。自古及今，隊伍都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成敗直接關係到政權的穩定與邊防安危，正如《孫子兵法》開篇所指出："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因此,從嚴治軍的意義十分重大。然而，治軍的要義在於上行下效，才能令行禁止,否則便難以收到真正的成效，宋朝軍中禁酒律法暴露的問題，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宋代軍中飲酒積弊的問題，當然直接在於相關規制的缺陷以及統治者的縱容態度，但若從深層次的背景挖掘的話,這些根源又與宋朝統治方式有著密切的關聯。與以往大一統王朝相較,宋朝奉行更為實用主義的統治模式，在應對內外重大挑戰時，傾向以懷柔方式化解矛盾，尤其貫用懷柔手段籠絡上層"。故在不危及自身統治的前提下,視放縱飲樂為收買官僚集團的手段之一。正如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中對功臣將帥所說"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云云的意思。這場贖買式的政治利益交換,諸多代價中就包含了允諾"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的這項內容。
由此可見，從宋初已開啟了放縱武將飲樂的傳統。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重建之初，在戰事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出於籠絡將帥的目的，宰相呂頤浩向宋高宗反映:"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於是得到首肯，出現將相在朝堂聚餐飲酒的情形。南宋史家稱:"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於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隨後的宰臣朱勝非亦有不滿的記載:"三年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為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箕倨，以至嘲謔，喧鬨紛攣,無復禮儀,至呼諸將第行，以兄事之雲幾哥,故事悉廢。顯然，這一現象與傳統的"崇文抑武"方針背離，但發生於急於用將之時,則從側面表明寬縱武將飲酒為一貫的統治手法。因而，宋朝軍中飲酒問題之始終存在也就不難理解。
參考文獻
《宋史》
《資治通鑑》
《論宋代的公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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