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蓮池學派”是桐城派北傳後形成的以北方士人為主體的古文創作群體。晚清之際他們循“洋務派”中體西用、漸進改良的路線；以桐城古文為號召，體認、辨章斯文之緒以明新統；以西學為借鏡，融通學術與時事以開新境，賀濤明體達用，拓展桐城派的聲氣理論，在古文創作中揚榷新理，形成了雄峭閎肆的審美風貌，是“蓮池學派”第三代中的佼佼者，為蓮池學派的現代轉型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關鍵詞：蓮池學派，桐城派，賀濤，古文
清代同、光時期，曾門弟子張裕釗和吳汝綸北上，桐城派重心隨之北移。南北仰慕桐城派的文士在畿輔一帶講求詩古文，逐漸形成以直隸蓮池書院為中心的古文圈。這一古文圈的文人將桐城派的文統與燕趙學統結合，又因應清末救亡圖強的思潮而兼治西學，論者將這一文人群體稱為“蓮池學派”。從傳承桐城古文來看，“蓮池學派”興起於曾國藩為直隸總督之時，是湘鄉嫡脈。除蓮池書院之外，吳汝綸在其主政的深州、冀州，也大力興辦教育，與“蓮池書院”遙相呼應，從學者甚眾。其後，蓮池弟子因仕宦，從事文教、實業等原因，其影響力也超出了保定、京城、天津等核心區域，輻射畿輔乃至全國。
在晚清波譎雲詭的政治文化環境下，“蓮池學派”循“洋務派”中體西用、漸進改良的路線；以桐城古文為號召，體認、辨章斯文之緒以明新統；以西學為借鏡，融通學術與時事以開新境。在晚清到民國的歷史進程中，以“蓮池學派”為代表的文士群體，對中下層文士的思想啟蒙、職業轉向、吏才培養具有深遠的意義；實質上扮演了彌合新舊矛盾，以實現政治文化平穩過渡的重要角色。賀濤作為張裕釗、吳汝綸的得意弟子，是桐城派重心北移後培養的畿輔本土文士。賀濤（1849－1912）字松坡，直隸武強人，同治九年（1870）舉人，選國子監學正，改官大名教諭。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刑部主事。吳汝綸邀主冀州信都書院，從大名學使調冀州學正。後遊京師，任長沙陳啟泰、天津徐世昌家講席。袁世凱總督直隸，聘其主保定文學館事。賀氏為武強大族，藏書名甲畿域，至賀濤益研典籍，於書無所不窺，大聚古人之書
。其古文師事張裕釗、吳汝綸，所作以雄峭閎肆勝。徐世昌將其列入明清古文八大家，與桐城馬其昶、通州範當世齊名。他長期在冀州信都書院、保定蓮池書院任教，培養了許多古文方面的人才。弟子如冀州趙衡、衡水劉乃晟、獻縣張宗瑛、桐城吳闓生等人都長於詩古文，自立面目，號稱名家。以賀濤為中心，形成了“蓮池學派”第三代古文群體的基本格局，是晚晴民國北方傳承桐城派的重要力量。有《賀先生文集》四卷、《賀先生書牘》二卷傳於世。
一、明體達用的古文觀
桐城古文體清詞潔，與清代科舉時文有著密切的關係，很多士子都把研習桐城古文作為求取科名的終南捷徑。賀濤少時即嗜方苞古文，進而由吳汝綸、張裕釗上窺桐城諸老之文，探得桐城古文家法。其《題西山精舍圖》曰：
濤少時則喜謝桐城方望溪先生之文，及從吳先生遊，益廣以劉氏、姚氏之說，而其邑人客燕趙者往往遇之先生所，亦輒稱述其鄉先正緒言軼事，於是桐城諸老之精神笑貌如接吾之耳目矣。[1]P106
《送張先生序》曰：
先生師曾公，嘗取姚氏所纂録，而獨說其辭賦，以示學者。濤既蒙不棄，以為可與於茲事，而數進以閎肆之境。[1]P48
桐城派論“古文”起源均紹自韓愈，而推究其家法則謂“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方望溪文集序》）。合理學家與古文家為一體，義理、詞章並重。賀濤少受程朱理學的薰陶。其父賀錫璜謹守程朱理學，又嘗命賀濤從姑父王用誥為學。王用誥（1840—1893），字觀五，號小泉，深澤望族，篤尊程朱之學。宋元來為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搜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1]P118然燕趙文士自古質木少文，清初以來受“顏李學”影響深刻，為學不蹈空虛，偏於實用，崇尚實行。篤好程朱如王用誥者，“辯說雖多，一以躬行為本，嘗欲推之於世，以驗所學。”[1]P118至如賀濤叔父賀錫珊，厭薄舉業，學以經世，究心史部典章之學，推明古今興衰、人才賢愚之故，尤喜近世輿地之說及泰西所繪海國諸圖，並佐吳汝綸修《深州風土記》。賀濤古文因家學和地域文化的薰陶，淵源程朱之學而崇實尚用，與桐城湘鄉一脈注重“經濟”的思想有暗合之處。他認為古文是韓愈自闢區宇的文體，基本特徵為“約群經子史之義法而為之”，“辭體則由我造焉” [1]P45故而他的辭體宏闊峭拔，考論時政通達源流，洞悉癥結所在，發為有用之言。尤其可貴的是，他承襲吳汝綸記近事、闡新理的古文義法，所著文務引西方列強的新學新理以啟蒙民智，憂深思遠，為蓮池學派諸子此後在政治、教育、實業諸方面的開拓奠定了重要基礎。如《送徐尚書序》詳論我國的海權，其戰略意義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可借鑑之處。《上徐尚書書》論述鋪設鐵路當以西北諸省為先，認為交通條件的改善對社會經濟、政治、民俗的重要意義。這些頗具戰略意識和文化憂思的文章，並非那些泛泛論事的俗儒所能比擬。徐世昌說：“其學雖以詞章為主，然綜貫中外政學而得其通” [1]P270。論者謂“先生（賀濤）所師法瓣香如吳摯甫、曾滌生者，固皆以天下為己任之人，然則其所謂‘不敢學於無用’者，殆亦湘鄉派之殿軍”。 [1]P2
賀濤繼吳汝綸之後，在書院教育中注重時務，引入新學。主信都書院之時，他即為學子訂閱多種報刊，鼓勵閱讀介紹西學的各種書籍。賀葆真曰：
是時，書院所閱報凡七種，為極盛時代。曰《萬國公報》月報，出耶蘇教會，多外國人論說經濟，《叢編》序事極筒要，《外交報》多紀各國事，《彙報》天主教會出板，《時事採新》、《匯選》多泛論，《順天時報》日本人立閣抄彙編諭旨及奏摺也。自《時事》、《採新》、《匯選》以下四種，皆出京都。[2]P85
除此之外，信都書院曾訂閱的報刊尚有《中外紀聞》《時務報》《農學報》《華北月報》、《申報》、《國聞報》、《格致益聞報》。賀濤所讀之西學方面的書籍有政法、地理、國外遊記、小說等多類書籍。如孟德斯鳩《法意》、日人穗積八束著《中西紀事》《憲法大意》、赫胥黎《天演論》等。出於古文家的立場，他頗關注書籍的譯筆文辭，認為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體類漢魏小說，文辭古豔，為第一小說家。山西大學堂譯本邁爾《通史》頗雅馴，無不詞之語，為歷史課本之佳者。從賀濤時務書報的閱讀，可以看出其強烈的讀書致用思想。賀葆真說：
自吾父都講信都，以古文義法授學者，而必傳之以世務，使稍通中外之故，湘帆(趙衡)以吾父所以為教者，施諸深州，州人士之知新學，湘帆啟之也。[2]P90
賀濤與弟子趙衡等將新學融入到書院生徒的日常習讀內容中，使其與傳統的古文經典處在同一系列，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現代轉型。這一轉型當從曾國藩以“經濟”納入古文開始，演變於吳汝綸在蓮池書院引入新學，而成熟於賀濤諸人之手。此處所謂成熟，不僅從新學廣泛的融化為古文的義理，還表現為自覺的理論闡釋。賀濤《與吳闢疆書》曰：
當今之世，若不談新理，不記新事，幾無文可作，近世所謂頑固，則所見既狹，其文必無可觀。其人又安足取乎。嘗以謂謂之宜守者，惟為文之義法，餘無新舊，惟其是耳，外人不知，遂加訕笑，聽之可也。[3]P668
闡述新理新事，是當代古文創作的基本要求。這就突破了“學行繼程朱之後”的桐城家法。在具體的古文創作方法上，賀濤也強調“讀書作文可聽人之自由。然皆須有所述作。或專著一書，或作雜文均可”。但是古文的“義法”還是要講的，這個古文“義法”，在賀濤的眼裡，已經泛化為中文寫作的標準和規範，不僅僅是桐城古文的創作法則了。他說：“所學無論何事，必以詞章為主。故學堂皆有國文一門。而深識之士恆懼其廢墜者，學堂門類繁多，勢難兼及，萬一十餘年後，詞章義法不明，則不但國粹無存，即新學亦難深造，而章奏牘牒且恐有不能如格者矣。”[3]P665當然，這些言論是賀濤在特定情境下說的，不能以偏概全，確認為他的根本的古文觀。趙衡曾記載，吳汝綸一日邀集於蓮池書院，席間誚讓他“於吾文少所違反，乃不若範肯堂”。賀濤從容徐答之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由此可見，賀濤本不是墨守師說，不知變通的拘迂之人。其於古文是深愛的，在舉世趨向新學之際，“時取所聞於師者往來胸中，以自排遣，猶可說也”。[3]P667他也是真懂桐城古文之本的，將其歸約為詞章，無疑是具有勇氣與卓識的。賀濤內心深處是矛盾和無奈的；其所致力的守護華夏斯文的事業是悲壯而孤獨的。他解構了古文義理、考據堅固的內核，以詞章義法敞開擁抱新世界，其所欲保存的僅是古文作為國語之寫作藝術而已。即使如此，古文作為古典的語文形式，在大眾啟蒙和救亡圖存的滔滔大潮中，仍被白話語文及其文藝衝擊的七零八落。並被冠以“謬種餘孽”的帽子，列入頑固守舊的行列。
二、因聲求氣，悟入精神意象
道與文的關係，文人學士歷來爭論不休。宋明以來的講學家，多鄙文為小道末技，無益於進道之學。文人則多沿用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意思，將文視為明道、載道的工具。至於將文章比為精金美玉，愛賞其獨立審美價值的文人如歐陽修、蘇軾等人，則在道統之外，倡敘文統。概而論之，均是視道與文為截然不同的二種事物。古文家合道與文而同觀，認為文道一體，桐城派更是義理、考據、辭章並重，約六經之旨意為文，認為聖賢精微大道，本是寄寓在文辭之中，求道應該從文悟入。“自古求道必賴於文，未有離文而可言道，離道而可以言治者。千古以來之學術，一以文章之義裁之。”[1]P268賀濤論文與道的關係，本桐城家法。《畿輔文學傳稿·賀濤傳》載：
濤之為學，以文章為諸學之機緘。讀古人書，必研求其文字。既從吳張兩家學，益摶精於古人之文。自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心維而口誦之，通微合漠，盡得古人著書之意。於姚氏、曾氏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說，尤必以詞章為貫徹始終。而兢兢于歸方姚吳數大家之評識日與學者討論義法，不厭不倦。又大聚古人之書，有所編輯，以為《文章大觀》，而補姚氏《類纂》、曾氏《雜鈔》所未備。[1]P262
賀濤主張文道一體，以文章為學問的機緘，開啟諸學，探究精義，都是從文章入手的。他所謂文章，包含“六經”之文，以及桐城派所推崇的諸子史傳和古文家之文。徐世昌論曰：“其文章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1]P1他昭明學者必以文字為入德之門，其歸趣也是詞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賀濤不是如講學家那樣，僅是關注文章的義理，而是務期闡明文章安章宅句的方法。洞徹為文之義法，才可以藉由文字通達聖賢製作文章的本意和旨趣。為文之“義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見，得其精神而道術乃可深造也”。《莊子》載輪扁與齊桓公論言道關係的寓言，主張得意忘言的玄學之士歷來以此張目。實則，在言意之辨的命題中，言不盡意，是道之糟粕，只是在道絕然一體層面有意義；在體用層面上，言能盡意才是人文衍生變化的根本。賀濤論為學從文章入手即是在體用層面上立論；然為了得窺見道體之全，他認為從文章入手有形的悟入和神的悟入兩個層次。他在《答宗端甫書》中說：
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為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齞唇蹙齃，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癭於項，固不良於用，不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舉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為人者皆然也，然而閎隘、伉耎、魁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洩於面顏，不能自閉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為也。執子之說以為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1]P43
古文通過文辭、語法、音節、結構的探索和實踐，將古代語言經過一番過濾，或去死存生，或推陳出新，起到了規範和淨化的作用。呂思勉先生說“古文可謂文言中之官話，他種文言猶文言中之方言也。率此義以為文，則其文字能使後來之人易懂。因其用一時代、一地方之言語少；所用皆最通行之語，猶之說官話者之所以易懂也。故古文有使前人後人接近之益。古文者，時間上之官話也。”但是，古文創作不能徒具語言的形式，而應該呈現出合於聖賢精蘊的精神意象。賀濤批評理學家、考據家、詞章家或昧於義理，或昧於古訓，或昧於廓落講說，以至於拘泥文辭義理，只能闡明字面的意思，對於作者的言外之意，精神氣象則難得其門而入。他在文章中反覆申說這一思想。《書說易說序》曰：
訓詁討故，義理髮幽，二者固說經者所有事，然不能切究乎法，而心知其意，徒曰釋詞、闡理而已。是析薪者不杝，而稱物者手製其權衡也，雖有得焉，所不合固已多矣。[1]P164
《陳母李太恭人壽序》曰：
世儒論學有三，曰義理、考據、辭章。義理明先王之道，考據則稽其功用之跡，而記之者辭章也。後世既分途以習，為義理、考據者或不嫻辭章，而為辭章者猶必兼涉二家之說，非特兼之而已，古人之精神、意趣將於是求焉。[1]P105
六經為文之至極，古文當以六經為法。研求其文章，求古聖先賢的精神氣象。那麼如何從形似而進於傳神寫照呢？賀濤繼承了桐城派“因聲求氣”的理論。先秦文章已經注意到詩文的聲音問題。《詩經》及《易經》的卦爻辭、文言就有很多韻語；《左傳》、《戰國策》中也有排戛有力、音律壯美的論辯之辭。魏晉以來，文學的自覺促進了文人對文章形式美感的追求，聲律規則的總結和應用，使文人慾以人巧奪天工，形成了詩文音聲迭代的聲韻之美，並因聲韻而論文章的本體與作者的性情氣質，以合文質彬彬的自然之境。“聲音”“文氣”二者在此情境下聯繫起來。“文氣”是文章的氣勢聲調，其本是先天的體氣和才性。從體氣論是文章本體生髮之源，從才性論，是主體性情氣質與思想意志的表現。它即是按照一定韻律節奏抒發的情感，也是按照一定邏輯規則演繹的義理，從而形成音、字句、韻調間的某種氣勢。桐城派起初就特別注重古文的聲氣關係。戴名世以“精、氣、神”論文，尤重文章自然奔放的語言氣勢和自如悠然的神韻。劉大櫆承其“神氣”說，以品藻音節為宗。他說：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4]P6
經過由字句而音節而神氣的循跡求理，原本抽象的古文聲氣論變得顯豁具體了。其後姚鼐、梅曾亮、張裕釗等人從聲音徵入，因聲求氣，以誦讀吟唱、涵詠妙悟把握古文的章法結構，體味神氣韻味，建構起創作、批評的理論體系，桐城派詩古文的獨得之秘。賀濤闡發“因聲求氣”論曰：
古之論文者，以氣為主，桐城姚氏創為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為文，以聲調為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岀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窾，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犂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搜而得也。[1]P43
聲是文之精神，其韻在人；氣是文的物質呈現，載聲而出。人的精神韻調因氣而出，通過意義闡喻、情之侈儉、詞之張縮來表現，律動而出，符若中節，妙會陰陽之理，義理、情韻、詞章綱舉目張，翕然而近乎自然。這種自然是我之精神意象與古人精神意象的合一，從根本上說是與天道自然冥會統一的。如此，從文章悟入，因聲求氣，以形寫神，合於淡泊之境，即突破了文道二分的尷尬，而進入到文道一體的“古初”境界。（待續）
作者簡介：於廣傑，1982年生，河北滄州人，河北大學文學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後。河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詞學會理事，中國文學理論學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文藝思想史、詞曲學研究。圍繞中國文藝思想與詞曲學相關問題，主持完成省級項目多項，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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