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的起落與國家的興衰成正比，琺琅器一直以“皇家奢侈品”的身份獨步宮闈。道光以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使得盛極一時的封建王朝開始走向衰落，國力衰微，民生凋敝，繁盛數百年的琺琅器也隨之暗淡下來。但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琺琅器因其特有的生命力，在民間市場上蓬勃發展起來。
1皇家貴胄的愛物
清代前期及中期，琺琅器的主要功能有宮廷陳設、賞玩，賞賜群臣及外交使臣等，民間難覓其影。精美絕倫的琺琅器，使一些臣子垂涎欲滴，而作為籠絡臣屬的一種手段，皇帝也樂於賞賜。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廣西巡撫陳元龍獲康熙賞賜琺琅器，喜不自勝，在其謝恩折中寫道：
“恩賜琺琅寶器四種……細觀如日月之光華，目為之眩，如雲霞之變化，口不能名，謹考琺琅古所未有，明景泰時始創為之，然其色凝滯，其質笨重，殊不足貴……我皇上於萬幾之暇，格其理，悟其原，親加指示，鎔煉成器，光輝燦爛，製作精工，遂遠勝洋琺琅百倍……”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豔羨琺琅器的精妙絕倫，上書求賞雲：
“奏謝琺琅雙眼翎折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臣年羹堯為恭謝天恩事。二月初九日由驛齎到御賜新制琺琅管雙眼翎二枝……臣伏睹琺琅翎管制作精緻，顏色嬌麗，不勝愛羨，謹繕折恭謝天恩。更懇聖慈，如有新制琺琅物件，賞賜一二，以滿臣之貪念。臣無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
雍正皇帝硃批雲：“琺琅之物尚未暇精製，將來必造可觀。今將現有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也。”
從年羹堯的語氣用詞看來，正是因為極喜歡琺琅器，因而戰戰兢兢地向雍正討要，也足以顯示出當時琺琅器的華貴精美與難得。
除了宮廷陳設、賞賜臣僚外，琺琅器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作為國家間交往的禮物贈送他國君主。
雍正二年(1724年)，議準：“暹羅國入貢，照康熙六十一年加賜之例，船長照通事例，番梢照從人例，加賞緞、羅、絹、布有差。特賜國王各色緞二十、松花石硯、玉器、瓷器、琺琅器等物，差司官齎賞物一併送至廣東交與該撫付船長領回。”
賞賜與朝貢行為使中國琺琅器在當時的上流社會以及海外屬國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為晚清及民國時期琺琅器的國內市場形成與南洋市場的開闢做了鋪墊。
2晚清北京城奢靡之風刺激商業發展
清統治者定都北京後，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北商販往來不絕。北京城市居民中，皇室王公貴族及其附屬人口占據了主導地位，以皇室王公貴族及其附屬人口為主要消費群的城市消費群體逐漸顯現。
有清一代，天潢貴胄們不事生產，卻一直佔據著社會主要資源，直至清末，滿族王公貴族年年享受著高額的俸祿。一個親王年俸之銀可達萬兩，祿米可達萬斛。這一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之強也導致了北京城始終瀰漫著一種奢靡氣息，這種氣息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商業，尤其是奢侈品行業。
東四牌樓商家
當時的北京城分內城和外城兩部分，內城多為滿人及官宦居住，在城中的市肆，北最盛，其次為東牌樓街。城外市肆、人家，南最繁華，正陽門為上，崇文門外次之，宣武門外次之。
正陽門外 外城
其中最為繁華的正陽門（也稱大前門），可謂是膏腴之地。因貴族富人奢靡賞玩、陳設需要，北京城的金銀器皿業發展迅速，十分繁盛。最能反映貴族富人奢華的金銀器皿業商店都集中於前門一帶，“舊者因大事擴充，新設者亦所在皆是，平昔壘滿架，寶光奪目。”
除了前門一帶的金銀器皿店，當時北京的奢侈品市場以大柵欄、琉璃廠、東西巷、珠寶市、古玩鋪等集市為代表，在道光年間楊靜亭編撰的《都門紀略》中，還可窺探一二當年京師繁華、市廛集聚的景象。
3初階琺琅器市場形成
乾隆時期的琺琅器生產較以往有很大的創新與突破，琺琅工藝的技術水平與藝術水準均達到了中國歷史之最，工藝精湛、精絕蓋世。事物發展到極致時，必然是要傳播與擴散的。
乾隆中後期一直到咸豐年間，坊間開始出現琺琅作坊。“景泰藍起初為宮廷製品，其製法外間無傳。延至乾隆中葉，仿製之景泰藍從而興起。歷嘉道而至咸豐，市肆之間，始有琺琅專業。”“至咸豐年間有德興成、全興天瑞堂等數家，精心研究琺琅一業，始有漸盛。”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隨著《北京條約》的簽訂生效，允許外國人到中國內地遊歷、經商和傳教。很多探險家、傳教士、商人開始探索這一神秘的古老國度。
攝影 （英）約翰·湯姆遜《景泰藍製作》19世紀70年代
這是湯姆遜拍攝的製作景泰藍的畫面，他了解到景泰藍的製作過程，並詳細地記錄下來。
這家作坊的老闆是滿族人，位於東交民巷法國使館的不遠處。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琺琅器小作坊生產條件的簡陋與生產環境的狹窄，圖片中央位置的工人正在進行掐絲與點藍的工作，右邊擺放著一對巨大的葫蘆形銅胎，可能是準備要進行下一步的掐絲及點藍工序，左邊窗前望著攝影機的工人正在簡陋的打磨機器上打磨景泰藍成品。
攝影 約翰·湯姆遜（英）《街邊古董攤》
圖中幾個古董商正在對一件古董進行細緻的觀察，在白衣男子前還擺放著很多古董，通過對這些古董的器形、特徵、紋飾等進行辨識發現，白衣男子手中的白色器物以及他面前的兩件花瓶均為掐絲琺琅器，其他器物則為瓷器及小擺設等。
進一步觀察得知，圖中古董商售賣的琺琅器不可能是他們所說的“古董”，當時明清宮廷琺琅器除了賞賜臣僚外，大多陳設於清宮，從琺琅器的質地上看也不像清三代甚至明代的琺琅器，很有可能是當時琺琅作坊的作品。
由此可知，19世紀下半葉，琺琅器交易的主要形式是通過以“古董商”為名的掮客進行的。
法國傳教士樊國樑《北京：歷史與記述》
除了小琺琅器作坊及走街串巷的琺琅器掮客外。19世紀末期，民間琺琅作坊也存在著高級定製的精品。
法國傳教士樊國樑在《北京：歷史與記述》中描述了北京教區送給教皇萊昂十三世的琺琅器十字架。“到現在為止，製作最完美的一件景泰藍工藝品當屬一個十字架，它是北京教會前不久送給教皇萊昂十三世的禮物，祝他榮膺主教50週年。十字架高1.5米，上面所有的阿拉伯式圖案、渦式花紋和其他裝飾都是用凸出來的琺琅作的。製作過程很不容易，而且取得了令人羨慕的成功。5位工匠(有時候夜裡都得加班)花了6個月的時間才完工。”
晚清時期銀掐絲琺琅袖釦
除了供陳設及宗教作用的較大型琺琅器外，當時還有較為實用的琺琅器產品，知名法國考古學家謝閣蘭就購買了一些。“我給家裡寄了一套領帶夾、袖釦、刷子和腰帶扣，按照你指定的分給爸爸、媽媽、喬治、莫里斯、蘇珊和伽比。這是‘北京景泰藍’，現在的特產，不醜，但是與我們一起尋找的古景泰藍相比起來差的遠呢。”
透過三個不同的事例可知，19世紀中後期，民間琺琅器市場已經逐步形成。雖然規模仍然較小，但已初現端倪，其品類趨於多元，市場形式豐富多樣。而這些，都孕育著20世紀初琺琅器市場的大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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