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週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其著作進入公版領域。由於陳寅恪先生在學術界和公共話語領域，一直是炙手可熱的人物，陳著的再版在今春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
3月，譯林出版社率先推出《陳寅恪合集》，計九種十冊，全部採用簡體橫排。這也是國內首套以簡體橫排形式出版的陳寅恪著作。
此前，大陸出版過兩版陳寅恪著作集，分別是上世紀80年代初由陳寅恪高足蔣天樞編輯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和2001年由陳寅恪幼女陳美延編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集》。兩版文集皆採用繁體豎排。
因陳寅恪先生生前曾明確有“不用簡體字”的囑託，《陳寅恪合集》首批四種圖書（《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問世之後，在知識界引起沸議之聲。
擁護者認為簡體橫排適用於當今閱讀方式，有助於陳著的推廣普及。反對者則認為，既然陳先生有“不用簡體”的遺願在先，擅用簡體橫排出版有失對寅老的敬意。
“須用繁體字直排出版，否則寧可埋入地下”
關於陳寅恪先生作品“不用簡化字”的遺願，主要見於1960年代他與中華書局的編輯的通信中。據悉，1960年代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欲刊行陳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初編》和《錢柳因緣詩釋證》兩部著作，陳先生1962年在與編輯的通信中有言：“又兩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簡體字。”1965年的另一封信裡再度強調兩點：“（一）標點符號請照原稿；（二）請不要用簡體字”。
我國於1956年開始推行《漢字簡化方案》，至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文員會出版了《漢字簡化總表》。作為文史大家的陳寅恪，當時對於簡化字持否定態度。
吳宓之女吳學昭在《吳宓與陳寅恪》（增補本）一書中記載，“據美延回憶，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即對於中國文字將改為拼音而以簡體字過渡，持不同意見……寅恪伯父曾託章士釗帶話給毛公。章老後來告知，大局已定，不容再議。寅恪伯父反對改漢字為簡體，畢生未寫簡體字，且留有遺言，他的著作，必須用繁體字直排出版，否則寧可埋入地下。”
關於陳寅恪對於簡化字的意見，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青年學者武黎嵩指出，陳寅恪先生身處一個新舊過渡的時期，他本人跟新舊文化陣營中的核心人物關係都非常密切。比如，他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傅斯年、魯迅等都有交往，與古史辨學派的顧頡剛也有往來。
“在新文化運動的陣營當中，他比較看重的是心術、人品。他也看到，從新文化運動的後期到建國以後，一些學者以‘新’為標榜，以‘新’為號召，內裡卻是心術不正或機會主義的投機分子。陳先生曾取龔自珍的詩‘新浦新柳三年大’加以諷刺。所以，陳寅恪先生批評一些妄談古史的研究者是以‘明清浮浪之子，談商周邃古之學’。對於趕時髦，陳先生本人持否定、警惕的態度。”
陳寅恪先生
武黎嵩認為，在新舊兩派之間，陳寅恪先生是偏“舊”的。因為舊的主張可以見“底”，且有底線。“在1960年代，他對新派所持的態度非常謹慎。對於新派會把漢字簡化到哪一步，他心裡沒有底。至少在當時，陳先生對簡化漢字的未來是不信任的。我能夠理解他在那個時代要求自己的作品儘量用繁體豎排出版。因為繁體是正字，從東漢至魏晉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已經用了一千八九百年的時間了。”
書面文字是表意的載體，是語言中隸屬於“能指”的部分，“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係，不僅變動不居，而且在各個文化中約定俗成。繁體字與簡體字只是兩種書寫符號，它們所涵容和呈現的精神世界亦有所不同嗎？
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劉夢溪告訴南都記者，這是有區別的，而且他認為“繁體顯示的文化含藏量更豐厚。”劉夢溪不贊成《陳寅恪合集》以簡體橫排出版，他說：“一是寅老本人，始終堅持他的著作必須以繁體字出版，而且需要豎排。二是寅老家屬，即三個女兒流求、小彭、美延，也都力主要繁體豎排。三聯版文集固也，我主持編撰的《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由我本人編選，與美延籤合同時，也是議準繁體豎排，而其他幾十卷則為橫排。”
事實上，在此之前，陳寅恪先生所有公開出版的著述，皆使用繁體排版。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大學陳平原、夏曉虹教授夫婦合編“學者追憶叢書”，原收入兩三篇陳先生的文章，並且已經排好版，最終因陳家後人反對簡體排版，又不可能在叢書中開特例用繁體，將文章臨時抽去，“開了天窗”。夏曉虹教授因此對陳家後人不贊同出簡體陳著印象頗深。她回憶道：“後來不斷有人問原因，還以為有什麼政治忌諱，其實只是繁簡之爭。”
在使用繁簡體的背後，暗藏的是出版者對原著和原著作者的態度。劉夢溪因此特別指出，雖然五十年的著作權期限已到，陳著進入公版，但寅老的三位女公子尚健在，應在出版前徵求她們的想法，這是一份應有的尊重。而此前三聯版文集是迄今收錄最全的陳寅恪文集，上海古籍版的蔣天樞編校本則依照寅老生前手訂的體例，再版時也需給予尊重。
只是，這種尊重純應發乎自願，出自對當下出版需求和對原著及作者的理解，既沒有法律約束，甚至也算不上道德考量。
合乎著作權法，不構成對原著的“冒犯”
在譯林出版社出版顧問、《陳寅恪合集》策劃組稿者江奇勇看來，從現有史料，尤其從陳寅恪與中華書局編輯的書信來看，陳寅恪對文字改革的個人態度，有合理性，但是作為“遺願”，則言之過重。
關於陳先生1965年致信中提到的“標點符號請照原稿”、“請不要用簡體字”兩項，江奇勇表示，這是陳寅恪對《元白詩箋證稿》的特別交代，應該是針對學術專業而言。“不要忘記，陳先生那個時候還是學院派教授，有自己的專業要求，應該可以理解，但談不上‘遺願’。”
對於是否徵求陳寅恪三位在世女公子的意見，江奇勇告訴南都記者，因為陳著已進入公版領域，根據《著作權法》，任何人使用無需通過著作權人許可，因此“我們認為無須打擾陳家後人”。
“此外，《著作權法》永久保護的範圍，也就是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署名權顯而易見不必多言。至於繁簡體的轉換，本不是修改，而我們在編校陳集的過程中，除排版衍字徑刪外，沒有刪去一個字，也沒有增加一個字，甚至沒有對原文中任何字詞加註解，精心保護，何談冒犯？至於侵犯作品完整權，即歪曲、簒改作者在作品中表達原意的說法，就更不存在了。”江奇勇補充道。
陳寅恪先生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幹事張洪波告訴南都記者，譯林根據國家現行的有關規定和標準，並結合當代人的閱讀習慣，對陳寅恪文集進行了更正舛誤、文字訂正、調整標點符號、繁體轉簡體，方便當代讀者閱讀，應該不構成對其作品修改權的侵犯，屬於正常的圖書出版編輯加工行為，不涉及著作權問題。
《陳寅恪詩箋釋》的作者胡文輝近日也撰文《陳寅恪論著簡體化之我見》，力挺譯林出版陳著的簡體橫排版。他表示，在傳統文化雨打風吹去的年代，陳先生將繁體字視為傳統的象徵之一，抱持之、守護之、捍衛之，我輩當給予瞭解與同情。“但世事日新，在簡體字已成主流的語境裡，陳先生一時的意願，不必成為絕對的教條。”
陳寅恪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傅斯年贊其學問“三百年來僅此一人而已”，因出生貴胄之家、學識淵博，有“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的美譽。其學術研究橫跨歷史、古代東方語言文學、歷史文獻學、宗教學等多個畛域，其中敦煌學、突厥學、藏學等皆是專門絕學，大部分著作冷僻艱深，外行難以窺其堂奧。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是文革之後出版的第一套學者文集。江奇勇當時購買了一套，但因內容深奧難懂，隨即束之高閣。至1995年，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一時暢銷全國，陳寅恪因《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今年碑銘》中所述“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為當代學術界的icon。
此時重讀所藏上古版《陳寅恪文集》，江奇勇似有所感悟，依然覺得讀起來佶屈聱牙，“太費勁”。“不僅是繁體字，也不僅是豎排版，還有標點，確切地說，是書名號難住了我。陳先生著作使用大量書證，且都明確標出引文原書名，但是這些著作都沒有標註書名號；這些書名、篇名、卷次文字均與引文、正文混搭在一起，你必須花功夫區分開，然後才能順暢閱讀。”
江奇勇透露，此次陳著繁體字轉換簡體字的工作，遇到的最大的難點就是書名號的正確添加。“陳先生著作中大量的書證、大量的典籍名稱，多層次分級書名、篇名、詩名及卷次，很多典籍無法查對；尤其是《柳如是別傳》涉及典籍繁多，分級標題難斷。”
比如《柳如是別傳》中有這麼一串書名、篇名：
今檢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梁詩一簡文帝東飛伯勞歌二首之一有“裁紅點翠愁人心”之句。
這句話中，除了“裁紅點翠愁人心”在閱讀時無障礙，其他文字讀起來十分費力。但若把長句加上書名號則一目瞭然：
今檢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梁詩》一簡文帝《東飛伯勞歌二首》之一有“裁紅點翠愁人心”之句。
即便這看似簡單的一句，在編輯過程中也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添加書名號的方式，經編校團隊相互比對後，選取最精簡扼要者。
圍繞著陳寅恪，出版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銷售最好的不是陳著本身，而是陳寅恪弟子萬繩楠教授根據聽課筆記整理出版的簡體字橫排版《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以及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公眾對陳寅恪先生其人其說的認識都是經由二手材料獲得的，而不是閱讀陳寅恪原著獲取的；這一現象的出現與繁體字豎排《陳寅恪集》不太友好的閱讀體驗不無關係。”江奇勇說。作為出版者，他希望簡體字橫排版《陳寅恪合集》能接近更多讀者，使之閱讀其著，體悟其思。
晚年陳寅恪曾與登門拜訪的胡風有這樣一段對話。談到陳著出版，陳寅恪慨嘆：“蓋棺有期，出版無期！”胡喬木回應：“出版有期，蓋棺無期！”江奇勇說，陳寅恪先生生前關心著作能否出版，甚於其表現形式。
在學者劉夢溪看來，“並不是所有學術著作都需要普及，只要對陳著感興趣，繁體根本構不成障礙”。而更年輕的學者胡文輝則認為，對於陳寅恪及其學說，首要的依然是“傳播的最大化”。“通過簡體字一樣可以呈現那個古典的世界”，“我相信，陳著的繁體字本固然不會被取代，但簡體字本的流通也終是無可阻擋。”
“史集”與“別集”之分有無必要？
為了更立體地呈現陳寅恪的學術成果，簡體橫排《陳寅恪合集》把陳著分為“史集”和“別集”兩個部分。“史集”為緯，側重展現先生的學術創見，“別集”為經，側重彰顯先生的學人風範。 “史集”包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講義集》六種五冊，別集包括《柳如是別傳（上中下）》《寒柳堂集》《詩存》三種五冊。
封面設計也堪屬精心。譯林延請屢獲“世界最美圖書”殊榮的知名設計師朱贏椿操刀裝幀，以“經緯”概念為原則定義陳寅恪。全套書為精裝，“別集”封面為粉色，紀念先生“晚年頌紅妝”之義，飾以燙金經線；“史集”封面為綠色，飾以燙金緯線，總體看去清新雅緻。
江奇勇在《合集》“前言”中寫道：“綜觀陳寅恪的一生，有令人羨慕之才華與家學，亦有令人扼腕之失明與臏足。”遭遇的跌宕起伏，使陳著前後階段表現出兩種氣象，故此分別以“史集”和“別集”呈現，以“陳寅恪合集”統攝之。
此外，江奇勇介紹，很多讀者對陳寅恪晚年“頌紅妝”鉅著《柳如是別傳》不能理解，即使是錢鍾書這樣的大家也認為，陳先生沒有必要花大氣力、大篇幅為柳如是立傳。把《柳如是別傳》編入“別集”，是告訴讀者，這便是先生的“心史”。
然而，學者劉夢溪卻認為，把陳著分為“史集”、“別集”是“一大荒唐，完全是對寅老著作的肢解。”
“難道《柳如是別傳》不是史學著作？那是一部明清文化痛史，是陳寅恪最重要的史學大著述。寅老的詩也是史的一部分，更不要說《寒柳堂集》了。編入‘別集’，等於被打入另冊！為寅老一哭！”劉夢溪向南都記者表示。
在《南方週末》刊發的《對新刊簡體字版的疑問》一文裡，學者戴建華指出，陳先生的室號“金明館”和“寒柳堂”，都典出柳如是《金明池·詠寒柳》一詞，是陳先生晚年“著書唯剩頌紅妝”的一種寄託。合集把《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等編入“史集”，把《寒柳堂集》《柳如是別傳》等編入“別集”，而幾部著作性質上卻並無不同。同時，中國古代圖書分類用“經史子集”，“別集”屬集部，相對於“總集”而言，是作家個人創作的詩文彙編，原不應和 “史集”並列。戴建華將此編輯體例稱為“別出心裁”。
作為文化符號的陳寅恪
“在21世紀初，陳寅恪先生作為一個文化符號，走進了公共視域，形成了一股熱潮，談他的家世、學術、詩文，成為能夠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種基本素養，陳寅恪研究顯然也超越了學術和學術史的範疇。”武黎嵩告訴南都記者。如今，人們提到陳寅恪，自然而然想到“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探訪清華大學，也必到王國維墓前膜拜，甚至有“朝聖”的心態。然而，理解這位歷經晚清、民國、新中國幾個不同歷史時期，見慣王朝嬗變、風雨滄桑的學者，遠遠不止此一個維度。
關於陳先生一生的學術成果，武黎嵩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中西文化交通史，這其中包括當時歐洲比較興盛的東方語言文學；二是文史互證的方法論，取詩歌小說等文藝作品作為史料；三是隋唐政治史研究，這是比較純正的中國傳統史學；四是先生晚年帶有個人情感投射的歷史學研究，如《論》和《柳如是別傳》。
煌煌鉅著《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晚年最重要的著述，也是被談論最多的作品。晚年陳寅恪寄居廣州，雙目失明。《柳如是別傳》的寫作砥礪十年，其間，陳寅恪託弟子蔣天樞從上海借閱書籍寄回廣州，先由助手誦讀，有了寫作思路，再由陳先生口述，助手和夫人唐篔筆錄。“八十萬字，相當於一部《漢書》的規模，但只分了五章七段，導致《柳如是別傳》非常難讀。”武黎嵩說。
南明史的研究在民國時是熱門，鄧之誠、孟森、柳亞子等民國時期的史學家都有涉足。而陳寅恪先生的“晚年頌紅妝”不啻另闢蹊徑。“我覺得陳先生很多研究，就像用一根針一下子刺到底，他直接抓住大家過去當作花邊新聞的‘秦淮八豔’，通過對柳如是事蹟的考據，來展現明清鼎革、江山易主之後，漢族的這些有知識、有愛國情懷的士大夫和知識女性，從朝廷到民間的追求民族大義和獨立自主的精神。”武黎嵩說。
歷史上的錢謙益和柳如是都是非常複雜的人物，評價是多元的，例如柳詒徽在《中國文化史》中對錢謙益的評價就不高，主要是他有“劣紳”的一面。而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僅展現了他們優秀的一面，講他們對故國的忠忱之感，將他們內心中為了文化淪亡的掙扎，“這就是學者利用材料‘六經注我’，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風骨。”
陳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學
在訪談中，武黎嵩向南都記者透露了一個至為感人的細節。晚年陳先生在中山大學執教，有門課只有一個人選。當這位同學前來上課，陳先生雖已經雙目失明、腿腳不便，還是艱難地爬到二樓將短褲換成長衫，再緩緩下樓來為他一人開講。這個學生就是後來的中山大學副校長鬍守為。而這個不經意的舉動，折射出陳先生身上老一輩學人良好的教養、高貴的品格，以及對世代傳承的為師之道的敬畏。
“陳先生本質上是中國的、是儒家的、是精英化的、是古典的。他不是一個現代性的知識分子，更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陳先生始終跟民國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如胡適等，無論從主張上還是觀念上，保持了很大的距離。”武黎嵩說。正是這樣一種高貴、澄明、不隨波逐流、不屈尊俯就、不曲學阿世的古典精神，對一度“野蠻生長”的現代性產生了有效制約，也使陳寅恪其人近二十年來一直受到知識界的思慕和追捧。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修訂本）前言裡寫道：“史心者，才學、通識、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憫、豁達。對於人文學者來說，兩者得其一，已屬難能可貴；而兩者兼而有之，則是百年一遇了。”
今人談論陳寅恪，往往借寅老酒杯，澆自己塊壘。無論其著述以繁體或簡體出版，當代讀者都應從更多元的維度去接近、觀照和理解這位已逝的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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