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銘心絕品——崔敬邕墓誌”說起
碑帖收藏以墓誌為大宗，墓誌收藏以六朝為首選，若論六朝墓誌最著名者，除卻《張黑女》，就是《崔敬邕》，絕無二選。《崔敬邕墓誌》傳世共計五本，在這五本中，影響最大，知名度最高，非“揚州成氏本”莫屬。此本流傳有緒，紙墨並佳，加之光緒丙午（1906）劉鶚用日本珂羅版術精印百部，後又經有正書局、藝苑真賞社、文明書局、中華書局等輾轉翻印，成為廣為人知的經典。2015年陳鬱以重金購得此冊“揚州成氏本”，對嘉樹堂碑帖收藏來說，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崔敬邕墓誌》
善本碑帖除了極高的文物價值外，更多的是傳遞收藏文化的理念。“揚州成氏本”帶有濃厚的“傳古”情結，與傳統的收藏之道——“秘而藏之，慎勿輕以示人”截然不同，陳鬱深受劉鶚影印傳播善本的啟發，效仿前賢，使之化身千百，於是開啟了《嘉樹堂珍本碑帖叢刊》的影印工作，每種也印一百冊，冊前各有出版導言一篇，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嘉樹堂序跋錄》一書的內容來源。
下面就來談談我學習《嘉樹堂序跋錄》的幾點體會和感觸。
出土時間準確性的探討
何為“善本”，簡言之，無非是傳拓時間早，傳拓數量少的珍稀碑帖。傳拓時間早，究竟要早到何時？傳世著名碑刻，追求宋拓、明拓當然不在話下，對那些後出碑刻，就要追溯到碑刻出土之初。因此，對出土時間準確性的探討，是陳鬱研究碑帖的第一個科目。
《嘉樹堂序跋錄》載有《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誌》，墓石清嘉慶年間陝西咸寧出土，具體時間文獻記載各有不同，近現代碑帖鑑定家一般認為在嘉慶二十年（1815），如方若《校碑隨筆》言“二志嘉慶二十年（1815）在陝西咸寧出土，為武進陸劭聞耀遹所得，輦歸鄉里”。此後，張彥生、王壯弘、馬子云等均沿襲此說。但是，陳鬱並不盲從，查檢嘉慶二十四年（181）碑刻原石收藏者——陸耀遹參與編修《咸寧縣誌》 ，找到“於嘉慶十二年（1807）出土”的記載。因此，其出土時間就有嘉慶十二年（1807）和嘉慶二十年（1815）兩種說法。
此後，陳鬱查閱到同治甲戌（1874）刊刻《金石續編》卷三有陸耀遹原文：“此元公志石與夫人姬氏志石，並於嘉慶初出土。石完整。予得拓本珍玩十數年，並二石購得之，以嘉慶二十三年（1818）夏載之江左，藏於家。”這樣就找到“嘉慶初出土”的第三種說法，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
幸好嘉樹堂藏本中留有陸耀遹手書題跋真跡，其跋曰：“嘉慶初始出於南山，二石俱完整。餘以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見拓本於西安，戊寅（1818）購其石以歸。”此段文字不僅提出“嘉慶初出土”，還提及“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見到拓本”，從而徹底否定嘉慶十二年（1807）和嘉慶二十年（1815）兩種說法。
此冊《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誌》陸耀遹題跋本，是存有原石收藏名家本人題跋的傳本，具有第一手文獻史料價值，遠遠高出其他傳世善本，這恐怕就是嘉樹堂不惜重金購買的決心所在。
注重遞藏關係
善本碑帖既不會平白無故地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埋沒世間而無人知曉。清代金石學興盛，歷代傳世善本碑帖得到系統梳理，歷經名家遞藏，大多有了好的歸屬，因此，理清善本碑帖的收藏途徑和遞藏關係，是陳鬱碑帖研究的第二個科目。
嘉樹堂藏《景君碑》，清末為端方所有，其金石同好及幕友紛紛題記題跋，均審為清初拓本。在端方收藏之前，此本為莊縉度藏物。陳鬱查閱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得知莊縉度所藏漢碑善本甚富，來源多是黃小松、李東橋舊藏，莊氏與黃易曾在乾隆至道光年間同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他繼承了黃易的衣缽，喜好訪碑，並親自椎拓與裝訂，且裝訂樣式也效仿黃易。莊縉度所藏碑版，日後又多歸端方。如此，既理清了遞藏關係，又論證了遞藏關係的合理性，真可謂“明明白白”藏碑帖。
《明拓天發神讖碑》
2012年7月，陳鬱自杭州西泠拍賣購得《明拓天發神讖碑》，這是他花費過百萬而收藏的首件碑帖，在嘉樹堂收藏的眾多碑帖中，它一直是陳鬱最喜歡的幾件之一。
除了因原石於嘉慶十年（1805）毀於火，存世拓本稀見，且此本為明拓善本之外，還有以下幾層思考：首先，裝幀考究，古錦面板，題簽精到；其次，淡墨精拓，沒有任何填墨塗描；再次，歷經名家遞藏並多有跋語。此本數百年來之收藏者有：王澍、顧武保、楊文蓀、吳志恭、陳墫、吳雲、張祖翼、陳景陶、秦淦等。題簽題端題跋者眾多，計有：褚德彝、秦淦、陳景陶、吳志恭、楊澥、張祖翼、錢步文等。這種遞藏與題跋的豪華陣容，無異於“聯名擔保”，這才是歷來碑帖收藏家的最愛。一冊在手，我們彷彿置身古代金石家的朋友圈，加入了一次穿越時空的金石雅集。
注重文獻記錄
《三老碑》
《序跋錄》開篇就是《三老碑》，陳鬱這樣寫道：“令筆者高興及難忘的是，當年拍得《三老碑》拓本後，因見冊後題跋與一般的校碑鑑賞題記不同，內容翔實，此碑之來龍去脈交代甚為清楚，故首次從校讀碑版延及研讀文史，查閱了俞樾、蔣光煦、傅以禮等人的相關著述，幾經反覆，相互印證，終於略知大概，是為近十數年搜尋碑刻拓本首次用力者，也為自己打開了另外一扇門：不僅要讀碑，校勘版本，也要披閱文獻，弄清文史。”以上文字，可以視為陳鬱鑑藏研究碑帖的體悟。
注重文獻史料價值，不得不提及嘉樹堂藏《蜀中七闕》，蜀中漢闕的清早期拓本極稀見，清中期拓本亦罕覯，何況七闕合為一冊，堪稱大觀。在此篇結尾處，陳鬱寫道：“筆者還有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偏好和傾向，即除卻人見人愛的碑帖大名品之外，對那些小眾的品種，只要意味十足，包括具有文獻資料價值，亦必珍視，更何況此前從未印行者。不指想錦上添花，但求拾遺補缺。”陳鬱的“偏好和傾向”，確實令嘉樹堂碑帖藏品與眾不同、高出一籌。
《石門銘》
在討論《石門銘》“此字本”的傳拓起始時間時，陳鬱認為清乾隆間拓本似乎最早，即乾隆年間可能是“此字本”的時間上限，歷史文獻也支持這一點。進而指出“碑版的校勘與鑑別，必須與歷史文獻相一致，這是筆者近些年來的切身感受，也是以後進一步努力研究探索的方向，希冀能從故紙堆裡發現歷史的真相，僅僅校碑是遠遠不夠的”。
傳統校碑一般只能分出早晚與先後，要推斷出確切的傳拓時間，恐怕只有檢索前人相關文獻資料，這是碑帖鑑定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型和突破，陳鬱領先了一步，可謂先行者。今後碑帖鑑定的話語權，必將屬於那些既擁有大量碑帖藏品又掌握文獻資料的知識精英。
窮追考據點的確切時間
關於《石門銘》“此”字何時泐損，陳鬱檢得姚華《弗堂類稿》記載：“曾見端午橋本，標為清初搨者，‘此’字石花尚較好，惟墨色字口筆勢結法，終不能滿志耳。端本固是較舊之本，抑亦不能在王蘭泉前也。”其所謂“王蘭泉前”，自當乾隆之前。繼而又引用吳大澂《石門訪碑記》的文字：“《王遠書銘》，石多綻裂，摹拓較難，近遣張懋功精拓一本，較王氏《金石萃編》多三十七字又半字三。第二行‘此門’，‘門’上一字全泐，《萃編》作‘此’字。”吳大澂石門訪碑，時在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此”字已損泐並脫落，是為石門銘“此”字本的時間下限。據此，陳鬱得出“此”字本初步判定的時間上下限，即從乾隆後期至同治末期。
在如何看待校碑考據點問題上，陳鬱更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研究《西狹頌》（沈心醇藏本）時他指出：“此摩崖石刻體量如此巨大，表面坑坑窪窪，凹凸不平，加之不同拓工不同拓法，再者野外椎拓受制於一時變化無常的自然環境，即使同一時期的拓片都會有差別，如果拘泥於某個字及其細小的筆畫之細微差別，恐有鑽牛角尖之嫌，會將同一時期的拓本視為不同時期的，使人在尋求早本或善本時，刻舟求劍，以訛傳訛。”這一觀點將摩崖與普通碑版的校碑方法區別開來，打破了教條主義的框框，率先走出了鑑藏的誤區。
在《序跋錄》中，陳鬱還經常提到：“校勘碑版不僅要與早本比較（往上看），也要與晚本比較（往下看）。”這種上下“兩看”，過去只有碑帖商人才具備如此條件，普通藏家一般不會同時擁有多種拓本，如今碑帖各種印本廣為傳播，網上資料層出不窮，為陳鬱提出的上下“兩看”，提供了條件與可能，今天的藏家弄清碑帖考據的來龍去脈已經不是難題，相反變成了一門必修課。
不放過任何一個收藏細節
碑帖鑑藏，需要有不放過任何一個收藏細節的能耐，考量的是收藏家的記憶力和串並信息的本事。細節，正是碑帖收藏的樂趣所在，碑帖收藏區別於其他藝術品收藏的特殊性也正在於此，一件碑帖有著無窮盡的細節，值得碑帖收藏者不斷探索，可以把玩數年甚至一生，始終有常讀常新的意外收穫。
嘉樹堂藏《景君碑》有一段莊縉度題跋：“餘藏此碑舊拓一本，將模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復少碑陰碑額，大為婉惜。嗣於濟庠拓得足本，又不及舊本之佳。今獲此冊，審為百年舊搨，字無殘失，書以志憙。”莊縉度藏有兩件《景君碑》舊拓的細節，引起陳鬱關注，他在《序跋錄》裡寫道：“近日閒賦於家，整理資料，復見上海朵雲軒1996年秋拍有舊拓《景君碑》一冊，亦端方舊藏本，有楊守敬、張之洞、張祖翼、李葆恂、吳廣霈、褚德彝等題跋。該本亦莊縉度舊物，即莊縉度題跋所言‘模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復少碑陰碑額’之本。”
此外，陳鬱在把玩《孔褒碑》王瓘藏本時，注意到冊末有“王孝禹所藏數百年前舊拓本”鈐印，日後又見上海博物館藏明拓《石鼓文》黃帛本（王瓘藏本），亦鈐有此印，由此得出結論：此枚王氏印章從不輕易鈐打，是王瓘所藏珍本碑帖的標記。這種意外串並兩個善本的樂趣，只有不放過任何細節的收藏家方能體會。
注重墨色
關於碑帖紙墨，陳鬱自有心得。嘉樹堂藏《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誌》，此石嘉慶初年始出土，嘉慶二十三年（1818）歸陸耀遹收藏。舊時相傳：“二志未歸武進陸氏時，石藏兩家，故（初拓）墨色不一。凡墨色一律者，皆已歸陸氏後拓本也。”陳鬱認為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初拓二志拓法及墨色確實明顯不同，應出於不同拓工之手，但是，嘉樹堂藏陸耀遹拓本（並非初拓），墨色也不一致。究其原因是，《元公》一石表面有無數橫向細擦痕，從而導致墨本墨色與《姬氏墓誌》不同，稍淺，這才是兩者墨色不一的真實原因，而非拓工不同的緣故。
注重墨色，更注重客觀事實。陳鬱在分析《孔宙碑》（丁念先舊藏本）時談道：“依筆者之見，儘管此本紙墨甚古，拓法甚早，但斷不敢上溯至宋（注：前人多將此本視為宋拓）。筆者以為，前賢所言‘漢碑無宋拓，摩崖無明拓’，還是有相當道理的。筆者是典型的保守派，自然會恪守這一傳統說法，而不越雷池一步。何況，能得到明初拓本之漢碑，已經相當知足。由多年收藏鑑別碑版的經驗而知，宋拓僅限於唐碑，而漢碑充其量早至明初而已，其中就是《孔宙碑》。”對自藏本有清醒正確的認知，看似容易，其實不然，許多藏家受此病拖累，且終身不得醫治。因此，鑑藏碑帖必須要有一個可供探討的朋友圈，決不能閉門造車。
記錄收藏時間價格與收藏動機
歷代碑帖鑑藏雖然存有大量文獻資料，但是有關碑帖價格和購買動機鮮有涉及，留下不少缺憾。陳鬱將相關內容寫進《嘉樹堂序跋錄》，我認為也是本書一大閃光點，讀者可以從中得到不少啟發，隨著時光推移，對後人更有實踐指導意義。
早就聽說碑帖收藏圈的朋友將陳鬱呼為“陳瘋子”，認為他購買的碑帖多是“天價”，只要陳鬱進入拍賣市場，普通藏家就再無撿漏可能。對“陳瘋子”這一綽號，陳鬱欣然接受，還刻印一方“有人叫我陳瘋子”。如今我們回看這些“天價”碑帖，一定會感佩陳鬱的英明決斷，而這背後運籌帷幄的故事，則盡在《嘉樹堂序跋錄》。
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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