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為人所熟知的導演，張藝謀的名氣可不是白來的。從影以來，張藝謀涉足攝影、表演、導演多個領域，在每一種職業上都取得過驕人的成績。
作為攝影師，他掌鏡過《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等第五代扛鼎之作；作為演員，他是中國第一個A類國際電影節影帝；作為導演雖然爭議大，但他在三大國際電影節拿獎無數，多次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票房成績也十分突出。
張藝謀曾是“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電影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電影人才的提攜上，張藝謀捧紅的“謀女郎”也是媒體和公眾聚焦的對象，鞏俐、章子怡、周冬雨、倪妮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巔峰時期，張藝謀的電影集民族文化、社會思考、文化尋根和電影創新於一體。他執著挖掘電影語言的潛力、追求構圖的力度、意想的豐富和色彩的飽滿，通過反常規的銀幕造型給人以強烈的視覺衝擊，達到獨特的藝術境界。
除電影外，張藝謀“副業”很多。他執導過歌劇、芭蕾舞劇和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印象”系列成為當地的旅遊文化。拍過北京申奧和上海申博的官方宣傳片以及北京奧運會會徽和火炬的宣傳片。
他還拍攝過廣告，出版過圖書，設計國慶60週年紀念郵票，擔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等等。不過，這麼多年，剛過70歲生日的張藝謀也曾面對各種巨大的爭議，證明“國師”很不容易當，下面就帶大家來看看！
他原來的名字叫做張貽謀，藝謀是後來改的名字。他的父親和兩個伯父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大伯父到了臺灣，二伯父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他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
在當時，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在社會上是比較受歧視的。家庭的困境，外界的歧視讓張藝謀過早失去了兒童的天真活潑，養成了沉穩、內向的性格。
據當時的一位老街坊介紹，兒童時代的張藝謀，見了外人不喜歡吭聲，總是嘿嘿地笑，沒有給大家留下什麼太深刻的印象。
倒是他的兩個弟弟性格活泛。兒時的張藝謀最大的樂趣就是光著屁股去河裡游泳，上了學，雖然不是很勤奮，但學習成績卻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據肖華回憶，她當時是從北京轉學過來的，和張藝謀同班，最初對他的印象是蔫不出溜的一個人，但格外聰穎，一腦門子主意，學習成績非常好，畫畫很有天賦。肖華也有一定的繪畫基礎，所以兩個人在畫黑板報的過程中漸漸有了接觸。
1971年，結束了陝西乾縣農村插隊的知青生活，張藝謀被招工進入咸陽國棉八廠，而他對攝影的愛好及痴迷也是進入八廠以後的事情。當時招工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由於他的“成分”不好，開始始並沒有多少廠子願意接收他。
因為張藝謀在繪畫、體育方面的特長而對他有意的國棉八廠，為了招他當工人，也專門開會進行了研究。
進入國棉八廠，張藝謀先後在前紡車間和織襪車間當工人。儘管工種既髒又累，但他仍然拼死拼活地幹著。出了車間，摘下口罩，往往是滿鼻孔的黑色汙物。
他平時不愛回宿舍，一有空就帶上8元錢買來的“華山”牌照相機“出發”了。古老的樹幹，清淨的河灣，剝玉米的老嫗，趕牛犁地的農夫……他用這部相機把咸陽地區的風土人情拍遍了。
光陰似箭，年復一年。八廠的七年工人生涯，成為張藝謀藝術生涯一個永恆的註腳。
機會終於來了，在全國恢復統一招生的時候，他終於背起行囊，帶著肖華給他連夜煮的雞蛋，從自己拍攝的大堆攝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趁著去瀋陽出差的機會，奔赴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考場……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正式宣佈恢復大學本科各專業的招生，當時認為“只有考大學才能改變自己命運”的張藝謀準備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儘管報名時，他提交的攝影作品老師們很欣賞，卻因為超齡而不得不失去考試的機會。
不死心的張藝謀在別人的提醒下，把自己拍的30多張照片裝訂成冊連帶一封渴望讀書的信寄到了文化部長黃鎮處，後來，黃鎮給學校下達指示，希望破格錄取張藝謀。
回憶起這個特別的的入學經歷，張藝謀回憶說，“當時電影學院很惱火，我們一進校，就有人貼大字報，揭露1978年高考裡邊的黑幕和長官意志干擾正常招生工作。顯然我是那次‘違規事件’的受益者，別人都以為我跟黃鎮沾親帶故的，其實一點兒都沒有。”
剛進電影學院時，張藝謀發現同學大多是電影或藝術世家子弟，像自己這種從外地來的學生都很仰視他們，他甚至不覺得電影學院是他能進的學院，覺得它更像一個貴族學校。
1982年，他畢業後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同時畢業的還有導演系的陳凱歌、田壯壯、李少紅以及以及同是攝影系的侯詠、顧長衛等人。
1983年3月31日，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張藝謀和同學張軍釗、肖風、何群成立了青年攝製組，準備籌拍後來很著名的影片《一個和八個》，張藝謀和肖風為攝影，導演張軍釗，美工何群。同一天，張藝謀的女兒出生。
為了表示新的事業從此開始，也為了表示3月31日是他們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在導演張軍釗的建議下，張藝謀給女兒起名“張末”。果然，張藝謀的事業就此開始步步上升，連連獲得成功，當然這是後話。
後來，影片《一個和八個》獲得了當年的中國電影優秀攝影獎，在這部被廣西廠老導演郭寶昌評價為“攝影構圖嚴重搶戲”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張藝謀強調造型的拍攝手法。
談起當時的拍攝情形，張藝謀說，“《一個和八個》是我們從電影學院畢業拍的第一部片子，導演軍釗是個‘老好人’，聽取採納了我們很多建議，我們愣是把它拍成了一部以攝影為主的電影，在影壇引起很大的震動，震動之後它一定會影響我們這代的創作方向。後來《黃土地》也延續了這種風格。”
正是從這部影片開始，中國第五代電影破土而出。
接著，張藝謀和陳凱歌於1984年一起合作拍攝影片《黃土地》，導演陳凱歌，攝影張藝謀。該片延續了《一個和八個》的風格，充分調動攝影手段，以獨特的造型表現出黃土高原的拙樸渾厚。
1985年該片獲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法國第七屆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隨著這兩部影片的問世和迅速獲得肯定，一種新電影在中國出現了，中國電影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由張藝謀主演的《老井》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他也榮膺最佳男演員稱號。一些正兒八經學過表演的電影演員開玩笑說：“看了張藝謀的表演，我們都該去自殺了。”
張藝謀只進過攝影系，他的表演、導演才能決非“無師自通”。這與他進入國棉八廠後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他從中找到了自己的“自學之師”--八廠的職工們。
1987年，張藝謀導演第一部影片《紅高粱》，作品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頌揚中華民族激揚昂奮的民族精神，融敘事與抒情、寫實與寫意於一爐，發揮了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
1988年獲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第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第1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
此外，由張藝謀作詞和演唱的電影插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也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歌曲。
從此，張藝謀和鞏俐的名字聯繫在了一起。當時在工作之外，張藝謀與鞏俐的感情也有了變化，算的上是離經叛道的，畢竟當時張藝謀有名正言順的伴侶。
因此，她鞏俐受了許多唾罵，被當時的男友毆打，還被學校叫去談話，甚至剛剛起步的事業也有可能因此功虧一簣，但她不回頭。
就像拍《古今大戰秦俑情》，張藝謀摔斷了腿，他妻子來醫院看他，身邊的人都告訴鞏俐這個時候她還是不要進病房了。
“我為什麼不能進去？不進去才不合適。”鞏俐推開眾人進了病房，當著張藝謀妻子肖華的面給張藝謀削蘋果。她年輕的愛太過熱烈，帶著一種想要燒灼一切的決絕。
這之後張藝謀夫妻離婚，公開宣佈和鞏俐在一起。這段感情維持了八年，最終他們在拍完《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最後一個鏡頭時宣佈分手。
據鞏俐的母親說，二人分手的原因還是婚姻，那年將要滿30歲的鞏俐太渴望擁有一個真正的家庭了，而已經經歷過一次婚姻的張藝謀卻對此看的很淡，“婚姻不就是一張紙麼？”這樣的反問傷透了鞏俐的心。
媒體對鞏俐的評價總是很苛刻，像是她這麼多年來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因為張藝謀，其實真的很難說的清他們二人到底是誰成就了誰。
因為他至今為止幾乎最好的作品都是出自與鞏俐合作的時期，毫無疑問，那也是張藝謀最好的年華。
即便感情失敗，鞏俐從沒有過怨言，哪怕從前和之後的媒體怎麼指責她在這段感情中的不光彩，她從不解釋也不計較，人前人後從來只說張藝謀的好：“很多東西都是他給我的，那是後來才領悟的。他的平和低調，他的刻苦，包括他從不張揚的野心。人總是要付出代價才能明白一些道理……但是我還是很感激遇見了他。”
張藝謀也沒能忘懷，就像很多年前他曾設想為鞏俐拍一部關於女皇的電影，當時沒有合適的時機，他就總想著再等一等，可世事無常，最終直等到二人分道揚鑣。
直到《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找回了鞏俐，那年的新聞發佈會上張藝謀語調輕鬆的說：“10年來，我一直夢想著讓鞏俐演女皇，這次終於實現了。”
鞏俐卻輕輕別過了頭，眼中波光閃現。鞏俐的前半生即便低調也掩蓋不住那份濃墨重彩，因為正是那些濃烈的感情讓她在藝術中釋放如此多的活力與創造力。
7年後，張藝謀與鞏俐在《歸來》再度合作，獲得不俗口碑！鞏俐曾說，“其實算不上歸來，因為不曾離開過”。可見，這位昔日謀女郎對電影的執著非同一般。
鞏俐也很給老朋友面子，在片中不施粉黛，素顏上陣。雖然男主角不是張藝謀，還是可以感受到老謀子的這部新片是飽含深情“歸來”的。
洗盡鉛華呈素姿。對於現在的鞏俐，張藝謀稱“這是鞏俐最好的時候”；對於兩人的關係，張藝謀說“不用說了，更是比老朋友還老朋友。”
人至中年，她的感情依舊濃烈，只是不再那麼炙熱了，更多的是平靜與坦然。
在張藝謀和鞏俐合作作品裡，《活著》肯定是一座高峰。
蘆葦編劇電影《活著》跟餘華小說有很大的區別，因為餘華的小說多用象徵手法，而象徵手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寓言的感覺，但是做寓言和象徵不是電影所長，因為小說是文字的，是通過閱讀想象來完成，那些象徵手法也必須通過閱讀想象來完成，而非視覺時空。
蘆葦認為《霸王別姬》是經典的戲劇性結構，張藝謀導演《活著》不是。《活著》用了生活流的手法，把生活流組織得很生動，但也有一定的戲劇成分。
《活著》表現了中國人的一種所謂的生存精神：為了活著而活著，這個主題相當深刻而準確，中國電影從未去表現它揭示它。它講了一個普通中國人和一個普通中國家庭在歷史鉅變中所承受的磨難、所付出的代價，以及他們對這種悲劇的態度。
《活著》沒有一箇中心事件，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內在力量把它們貫穿起來，這個力量就是福貴的愛心與對家庭的責任感，這是本片的貫穿精神，一切敘述順從這個總的指向，生動而充分地表現出了中國家文化的內涵。
影片以中國內戰和新中國成立後歷次政治運動為經，男主人公富貴的一生為緯，反映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被部分觀眾和影評人推崇為張藝謀最優秀的作品。
《活著》獲法國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最佳男演員獎、人道精神獎，1994年全美影評人協會、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獎，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不過，張藝謀電影必屬精品，隨著《英雄》空氣賣座，開始走向爭議之路！
著名電影人高軍曾主持過古裝動作鉅製《英雄》，在北京市場的營銷與宣發工作，他認為那片陣容太強了，當時華語影壇所有最頂尖的都在了，包括葉錦添、服裝日本和田惠美都是非常頂尖，《英雄》也該著他成，張藝謀擬定演員，找誰誰有檔期。”
正好馮小剛那年拍了《一聲嘆息》，沒法在賀歲檔上，這個檔期就空了。馮小剛的缺席，正好給張藝謀一個好的檔期。
當時，張藝謀老搭檔張偉平對電影宣傳營銷做得非常透，並且不遺餘力。高軍透露，“他一定要做到同檔期上映影片裡，讓大家印象最深的。例如包著飛機宣傳《英雄》，人民大會堂超大型首映禮，都起到很好推廣效果。”
高軍透露“為了防止盜版，現場都是遠紅髮線監測，就是哪個哥們要有針孔攝像，根本就進不去。我跟張偉平一起去《英雄》首映禮，但是我沒受過這種待遇，手錶、筆、手機都要摘了，要搜身。我還有點不高興。”
他再一看，張偉平老婆也在接受搜身，也在摘表呢。張偉平當時說了一特別有意思的話“彆著急都是局，別生氣都是戲”高軍當時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再一琢磨明白了，“人民大會堂首映搜身”成為了社會新聞！
在高軍的評價中，跟張藝謀鬧翻的出品人張偉平是一個很豪爽、挺大氣，挺江湖霸氣的性情中人。他在數落自己員工時候，就好像立即讓人消失一樣，而且很有霸氣。就連中影公司董事長韓三平，都不看在眼裡，而且出語傷人。“
他有一次活動，就看一群人三爺長三爺短，就說找死呢！弄威虎廳呢！他不管哪種，屬於快意恩仇哪種，感覺他對朋友挺仗義。最終怎麼走到對付公堂時候，就不好說了。”
但是，張藝謀為何跟張偉平分手，高軍還是做了詳細解析“定位沒定位好，義字當頭最後一定折在看利益上，一開始是哥們義氣，因為張偉平很多場合都說，兩個本子不看，第一劇本不看，第二賬本不看。他以為這樣很牛逼，其實不對。”
高軍坦言，“劇本、賬本都要看，親兄弟還明算賬呢！劇本不看，你就是等於盲目投資了。因為信任一個人，而盲目投資，只能這麼說你了，缺少一種契約精神，先把合同簽得明明白白，先小人後做君子到好，先君子後小人就不對，一開始你好我好他也好，等到最後利益分配有問題，那就有問題了。”
高軍認為他們兩之前合作了那麼多片子。平心而論，張偉平給張藝謀導演的扶植力度應該說也不小。
前面一直賠，他們最早《有話好好說》，然後《我的父親母親》《一個都不能少》《千里走單騎》肯定不是賺錢的項目，就《英雄》開始賺錢了。能一直走下來，那也需要一些信任和情感在裡面。
“所以，他們兩那麼好的黃金組合就分手，能共患難不能共富貴，也是一個扼腕的事情。所以你現在判斷誰是誰非，肯定判斷不了那麼清楚。”
《小時代》《人民的名義》出品人安曉芬對於張藝謀導演，更是大讚，“張藝謀一直對製作要求很高，拍攝時為了追求完美，他用拷貝絕不吝嗇，為了達到最好的效果，沖洗拷貝都是在日本衝的，而後期都是在澳大利亞做的，這也讓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有話好好說》在二十年前就代表了中國電影最高的製作水準。”
安曉芬透露其實《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幸福時光》跟張藝謀導演合作時，製作上根本不用新畫面公司操心，只在宣發階段介入。
在98、99、2000年的時候，宣發可能兩三個月就完成了，不像現在電影開機就要跟著宣傳、營銷、發行，這可能要做一年。
那個時候都沒有現在這麼多宣傳，張藝謀電影就是上映前兩三個月，你需要去跑院線，你去跑市場，找廣告客戶，去做宣傳品。
新畫面那時候一年一部電影，三個月就幹完了，剩下的時間沒事幹，“我覺得拿著老闆的錢不幹事，覺得特別愧疚，特別有危機感，所以《英雄》拍到一半的時候，正趕上星美傳媒成立招人，我就想出去看看”，安曉芬跟張偉平說：“偉哥，讓我出去看看，我去學點本事再回來。”但是沒想到離開了，安曉芬就回不去了。
對於張偉平，安曉芬的心裡充滿感謝、感恩，他帶我走上電影之路。她認為自己跟“二張”不可同日而語，永遠達不到張藝謀與張偉平的高度，“二張”在他們那個年代已經開創了中國電影史上的多個第一。
她說：“很多東西是無法超越的。所以我覺得不能比，只是我們做電影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他是跟一個導演在合作，我們是在跟多個導演在合作。我只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2年，《河南商報》曝光張藝謀“超生事件”，圍繞這起事件的傳聞越發酵越離奇。從“超生3個孩子”，發展到最後的傳聞是“三四個女人、七八個孩子”。
後來，張藝謀、陳婷夫婦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確認“超生”屬實，並要給所有人一個遲來的道歉。網上一份調查顯示：有四成網友希望計生部門能秉公執法，兩成網友稱“超生關我什麼事”。
陳婷與張藝謀相戀於1999年，當時擔心被曝光，他們沒領取結婚證。從2001年到2006年，陳婷為張藝謀生下3個孩子，分別是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張藝謀說，一是父親的遺願，希望他能有個男孩傳宗接代；二是母親的傳統觀念裡想要多子多福、兒孫滿堂；三是覺得孩子多了相互也能有個伴。
對於“超生”這件事，張藝謀用“常常反省”來形容自己的內心狀態。“我自己是很誠懇的，為超生這件事情，向所有人道歉。我做錯了就是做錯了，我不會怪別人，我汲取教訓。我願意全面配合無錫計生委的調查，儘快地使這個事情有一個結果。”
最後陳婷、張藝謀兩人分別於2001年、2004年、2006年生育三個子女，均在北京出生，這三個孩子都是兩人沒有結婚時生的，根據相關法規屬於非婚生子，都將予以處罰748萬。
張藝謀決定認罰，不做行政複議或訴訟，希望以此早日平息這場風波，安心做電影。
後，《華西都市報》記者從北京廣告界人士蹇小姐處獲悉：被審計出的1850萬的中國鐵路宣傳片，經北京廣告業界專業人士分析，其拍攝成本只有55.5萬。而張藝謀一人竟拿走了250萬，是宣傳片製作成本的4倍多。
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的一位主管負責人透露，鐵道部花費1850萬元拍宣傳片，就是衝著張藝謀來的，不然不會支付那麼多錢。但作為“中介”的北京新時刻，欺騙了鐵道部，其與張藝謀所籤合同和與鐵道部所籤合同相悖，肯定做了很不光彩的事情，我們要追究其法律責任。“至於1850萬元，誰拿了好處，鐵道部會徹查！”
“得知投資1850萬元的宣傳片是違規招標，我很驚訝，雖然我不知情也無法控制，但我必須反思，要對社會有一份責任。”張藝謀表示，國家如果對這筆違規資金作進一步處置，他將全面配合，接受監督，該退錢退錢。
拋開亂七八糟的緋聞，也恰恰從《英雄》開始，張藝謀電影開始有爛片爭議，刺客無名在秦王面前刻意自殺，讓人覺得很妥協和弱智！接著，《十面埋伏》弱智臥底與小妹狗血戀情，更是惹來眾怒，接著《三槍》《影》都不如預期。
新世紀以後，張藝謀作品除了《金陵十三釵》《歸來》等少數佳作，多數電影已經是口碑崩塌！而《金陵十三釵》雖然口碑最好，拿到內地票房年度冠軍，但也麻煩不斷。
在出品人張偉平看來，在“南京大屠殺”政治麻煩與貝爾事件的雙重影響下，《十三釵》在北美遭遇到了獎項與票房的兩個意外失利。在獎項方面，《十三釵》早早就被排除在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入圍名單之外，單項獎提名更是顆粒無收，非常遺憾。
《霸王別姬》編劇蘆葦曾和張藝謀合作了《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他說自己很幸運，和張藝謀、陳凱歌合作的時候，正處於他們藝術上最純潔的階段，那個時候，他墜入幻境，覺得他們終於起步了。但沒想到，那是這一代的終點。
1991年，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後，張藝謀拉住蘆葦，徹夜在酒店討論這部電影的失誤。鞏俐也不時端來茶點。“我們倆加起來能總結出三十多條缺點，能坐下來認認真真數落自己的長短，當時我的感覺就是，這個人前途無量。”
到了《滿城盡帶黃金甲》，張藝謀邀請蘆葦看劇本，在討論了八天後，他認為劇本太爛。張藝謀聽後不以為然，說，“單就張藝謀、鞏俐、周潤發、周杰倫四個名字，票房兩個億，蘆葦你信不信？”
蘆葦這時感覺面前的是一個新的張藝謀。固執、自信、沒有虔誠之心，藝術創作能力僵化。以前的他，對題材的熱望第一，現在是票房，而這就是變化。
尤其中美合拍鉅作《長城》就讓張藝謀導演首次嚐到爛片被罵，商業利益失敗的滋味。
2015年7月2日，電影《長城》在北京舉行殺青發佈會，張藝謀攜主演馬特·達蒙、景甜、劉德華、張涵予、鹿晗、林更新、王俊凱等人出席，聲勢浩大展開宣傳。
接著，就是一系列狂轟亂炸的昂貴宣傳攻勢，還有明星閃瞎鈦金眼的組合，包括怪獸饕鬄的現身，都彷彿回到了《英雄》《十面埋伏》《黃金甲》那個屬於張藝謀的華語大片的浮躁年代。
這時，電影還沒上映，網上卻已經有“賣點難道不是景甜背後這一堆男人嗎”、“安安份份做一個國內大師不好，非得去做國際爛片導演…”“老謀子離開了張偉平還這樣？難道一定要有巨星大製作才配得上他身份？”等吐槽爭議，似乎很多人都不看好《長城》，對立面男女小鮮肉演員都有嚴重的質疑。
《長城》遭到了影評人炮轟，其中虛弱橙鄙視最狠，他寫《饕餮六十年以後還是要來吃人，希望那個時候景甜和TFBoys不要再紅了》紅文，認為劇情之弱智令人髮指，來自歐洲的賞金獵人受到面癱景甜的愛國主義教育感化，乘坐沒有座位的、用黑火藥做燃料的熱氣球趕往汴梁拯救另一個面癱癌TFBOY。
影評人虛弱橙嚴肅指出，1987年，張藝謀拍出《紅高粱》時，而李安還一本劇本都沒賣出去，去劇組打雜別人嫌他搬不動東西。
20年後，張藝謀仍在妄想一座他永遠不可能得到的奧斯卡，自我麻痺而陶醉；而李安卻每一部電影都在慢慢進步，已經在世界電影史上慢慢劃出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最本質的區別，大概是李安愛電影更甚於錢，而現在的張藝謀愛錢更甚於電影吧。
對於負面口碑，張藝謀在宣傳期曾反駁：“我覺得好像我們對自己的電影評判標準都是特別嚴苛的，但對人家的電影，我們又用的是另一套評判標準，好像都能理解了，都能換位思考了。如果《聶隱娘》是我拍的，早就被罵死了。”
不過，後來電影真賠錢了，奧斯卡主持人也調侃《長城》是耍猴爛片，張藝謀導演在接受《人民日報》的採訪，他提到對於《長城》口碑不佳，早就有預判。他還表示，很多導演不敢拍爆米花電影，因為怕毀了一世英名，但自己願意嘗試：“拍一個好萊塢電影，去了解一下。”
張藝謀本人接受其它媒體訪問時，對電影的差評欣然接受，而且把《長城》失利的責任歸到自己身上，並解釋道：“《長城》裡的演員也不是不會演戲，而是因為沒有戲可演。”
他辯解稱《長城》的劇本是傳奇十年前開發的老劇本，他之所以同意接拍，看重的是一次走出去的機會。
當時基於《長城》這部電影的定位，選角標準就是人氣高低，對此張藝謀稱“所以所謂‘小鮮肉’也罷，年輕演員也罷，其實也是沒什麼戲可演，當時就是要人氣，誰火找誰，製造話題。你還真不要太認真、太嚴肅地從高端去認知它，把那些小鮮肉冤枉了，原則上他們基本是醬油。”
此前，還有差評將《長城》失利的矛頭直指其中的年輕演員，包括鹿晗、林更新、黃軒、陳學冬、王俊凱、彭于晏，但張藝謀導演並沒有把鍋甩給這些“小鮮肉”，稱這是自己的問題並解釋道：“你讓人家來的，但沒啥戲可演，只有鹿晗有一點戲。”
2018年，張藝謀導演《影》用屏風製造出來的朦朧美，將整個三國權謀的故事框在了影子的灰度裡，形成了一個明明很空曠，但卻很逼仄的封閉空間！這讓他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但故事中漏洞依舊很多。
在《影》得了金馬卻失去口碑的情況下，國師張藝謀的每一步操作都很受人矚目。儘管他已經失去了當年《英雄》《十面埋伏》《金陵十三釵》時左右大盤的功力，但他手頭還是有個《一秒鐘》已經做完，因為政治敏感題材，不知道何時能上映，而且還在拍攝《懸崖之上》這樣諜戰大片，《堅如磐石》這樣反腐警匪片。
張藝謀導演評價：《堅如磐石》拍都市，是硬派警匪；《懸崖之上》選景東北雪鄉，會一直下雪；《一秒鐘》則是寫給電影的情書，“拍我的青春歲月，是關於電影的電影”。
不知道等著疫情結束後，張藝謀導演新片又會是怎麼樣的口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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