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滿堂141708398
最近，有媒體報道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隨著西藏珠穆朗瑪峰地區保護野生動物力度增強，野生動物數量不斷增加，和人類接觸也逐漸頻繁，這些動物不僅不被人欺負，反而開始“欺負人”。每年近萬隻家畜被野生動物殺死，人獸矛盾激化。當野生動物開始"欺負人"，我們該怎麼辦？
野生動物“欺負人”，並不罕見
過去提起野生動物，人們想到的常常是，它們被濫捕濫殺，數量驟減，被迫遠遁。不過，隨著野生動物保護措施的開展，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野生動物的數量在增長，也開始“欺負人”了。
這並非西藏地區獨有現象。在雲南地區，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野生象也越來越任性。據新華社報道，1991年至2010年，僅西雙版納州一地，共發生野生動物肇事15萬餘起，絕大部分由野象引發，人員傷亡198人，其中33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約2.7億元。
在秦嶺地區的自然保護區內，被譽為國寶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羚牛，也讓當地人愛恨交加。1999年至2008年，秦嶺羚牛傷人事件就發生155起，造成了22人死亡，184人受傷。農作物和財產損失不詳。
這類國家重點保護動物侵襲人畜的事件，在新疆、內蒙古等地的牧區也時常發生。
除了國家重點保護動物，野豬等“三有動物”（有益、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也危害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野豬為例，其危害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據九三學社社員、畜牧師顏華介紹，已有15個省市發生了野豬咬傷、咬死人的事件，多省大面積農作物被毀。由於沒有天敵，繁殖速度快，野豬的種群很容易擴張。
雖然從整體上看，野生動物依然需要繼續加強保護，但特定物種數量增加，帶來的人獸衝突也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畢竟，如果人獸衝突更嚴重，會降低當地人保護野生動物的意願。
有一些緩解人獸衝突的辦法，但問題是錢從哪裡來？
面對人獸衝突，動物保護組織也給出了一些緩解人獸衝突的辦法：如在西藏地區，建造質量更好的羊圈和房屋，為牧民的帳篷建造防熊鐵箱；在西雙版納，通過挖溝、搭建電網等方式保護大象侵襲農田；在內蒙古的牧區，加高羊圈、設放假人、懸掛驅狼燈……
不過，這些辦法的效果存疑，如在西雙版納，障礙物很容易被聰明的大象破壞，內蒙古的狼群依舊給牧民造成重大損失。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防護措施的錢從哪裡來？當地人出，顯然不合理；動物保護組織，有心無力；地方政府，資金不足。
實際上，不要說出資建防護設施，就是對野生動物導致的損害進行補償，政府部門都缺乏足夠的投入。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致害才會進行補償。北京地區的補償比例算高的，對農作物和家畜的損失，也只達到60%~80%，在欠發達地區，補償的最高數額只有50%甚至更低，這種補償遠不能讓當地人滿意。
沒有合理的補償，會直接降低當地人保護野生動物的願望。在論文《基於亞洲象保護的中國野生動物損害補償機制研究》中，劉欣博士的調查顯示，30.04%的當地居民對亞洲象保護持反對態度，主要原因就是亞洲象損害造成收入減少以及對損害補償不足，受訪者如果能得到滿意的補償，他們當中超過80%會轉變態度。
沒有合理的補償，還會引起對野生動物的報復性獵殺。據澎湃新聞報道，西藏地區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雪豹，其3成食物來自牧民的牛羊，因此對它們的報復性獵殺一直存在。《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區雪豹的生態學研究及保護》一文估計，1990－2011年，中國至少有432只雪豹死於報復性獵殺和盜獵。
相形之下，以運動狩獵促進動物保護，是個不錯的選擇
保護野生動物，政府應該增加投入，但這也意味著納稅人負擔的增加。有沒有既不增加納稅人負擔，也能夠增加野生動物保護資金的辦法呢？有，其中之一就是開展運動狩獵。
運動狩獵，也叫戰利品狩獵。它不同於生存性狩獵和商業狩獵，不是為了食物和獲取野生動物的皮毛賣錢，而是追求個人體驗，獵殺數量有限、有著嚴格規則限制的合法獵殺。
在專題《歡迎洋人來華狩獵野生動物》中，我們曾介紹過運動獵殺是如何實現野生動物保護的：
通過拍賣狩獵配額引來有錢的獵手——在嚴格監控下，獵手完成專業化狩獵活動——高昂的狩獵費用分配給當地居民以及動物保護系統——動物保護事業得以順利進行——民眾自覺保護野生動物——野生動物群體及生態環境得到改善——以更高的價格引來獵手……
“以狩獵促進動物保護”是國際通行的保護理念，很多國家的野生動物數量也因運動狩獵實現了增長，併為動物保護提供了大量資金。在美國，有數量龐大的專門針對狩獵行為進行監督的森林管理員，他們的經費來源就是狩獵許可證的銷售費用。有數據顯示，在美國蒙大拿州，野生動物保護經費有90％來自出售狩獵執照的收益。
中國也不例外，在新疆自治區林業局和“野協”管轄範圍內的布爾津國際狩獵場範圍內，開展合法國際狩獵活動10年，野生動物數量增長了5倍。時任塔什庫爾幹保護區保護站站長戴志剛曾表示，他就是靠著以往出賣6頭盤羊（國家重點保護動物）狩獵權的收入，維持了保護區10年的工作開支。
從現實考慮，中國也應發展針對特定物種的運動狩獵。以秦嶺的羚牛為例，它主要分佈在中國，對運動狩獵者來說有吸引力；襲擾人類的羚牛又是無力攀爬高坡的“老弱病殘”，是運動狩獵的“最佳”目標。
更重要的是，羚牛的天敵是老虎，而老虎已經在秦嶺消失，唯一能代替老虎，維持生態平衡的只有人。
發展針對特定物種的運動狩獵，不僅能獲得收入補償當地人的損失，增強人們保護野生動物的意願，還能保護當地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可謂一舉多得。
有爭議的選擇可以討論，但不應迴避
中國禁止非法狩獵，但不禁止對野生動物，包括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在內的合法狩獵。然而，現實卻是，對野豬等常見野生動物的狩獵，公眾並不反對，但對狩獵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公眾非常不滿。
2006年，國家林業局拍賣包括盤羊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狩獵特許權的舉動，因公眾反對戛然而止；2011年，國家林業局保護司委託“野生動物獵捕專家委員會”對外國人申請來華狩獵的申請進行評審，評審獲得通過。這意味著被叫停了五年的國際狩獵活動可能重啟，引發公眾強烈質疑，最終狩獵活動並未成行。
國內一些野生動物保護主義者反對運動狩獵的理由，主要是以下幾點：1、發展旅遊比狩獵更賺錢；2、運動狩獵為的是富人的遊戲，是為了滿足殺戮的快感；3、大部分運動狩獵的收入並沒有用於當地社區建設；4、對野生動物數量摸底不清，確定獵殺數量不合理。
其實，這些理由大多站不住腳。發展旅遊願望美好，但大型野生動物多生活在人跡罕至的地方，生態旅遊需要大量基建，修路，修水電，搭木板房，不僅對當地環境有很大破壞，也難以保證遊客安全，遊客到了地方，也可能看不到野生動物。相比之下，運動狩獵投入小，收益大，對環境的破壞也很小。
在世界範圍內，獵取大型野生動物的運動狩獵都是成本高、投入大，本就是富人的遊戲。不讓外國或本國的富人來，他們完全可以到其他國家狩獵，滿足自己狩獵的慾望，而大把的錢卻留在了外國，這樣的反對沒有任何意義。
過去，中國運動狩獵的大部分收入確實被上級政府使用，用於保護野生動物的比例過小，但這不是運動狩獵本身的錯，通過規定運動狩獵收入用途和比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野生動物數量摸不清，確實是一個較為有力的理由。按照國際慣例，政府部門在確定每年的狩獵額度時，需要對種群數量和分佈趨勢有科學、精確的測量，並聽取專家的意見。
雖然有不少專家認為，我國對重點保護動物的獵取數量還有很大餘地，但究竟哪些種類可以獵取，可以獵取多少，獵取數量對每個物種種群之間的數量關係影響是多少，只能提供一個大概的安全範圍。
模糊的範圍不僅增加了民眾的擔憂，也無法說服動物保護機構，沒有各方參與評審的結果也難被認可。2011年，專家評審委員的結果就遭受過“不透明”的炮轟。然而，這不應是禁止運動狩獵的理由，而是一個需要相關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動物保護組織合力解決的問題。主管部門一味迴避，不進行討論才是最可怕的。
在野生動物保護上，中國確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但這不是拒絕運動狩獵的理由。保護野生動物，是人類的共識；有爭議的，是具體路徑。相關部門和機構可以支持運動狩獵，也應拿出具體的數據。一有反對就停止，不僅會加重公眾疑慮，也是一種不作為，對野生動物保護更毫無益處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