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9年初的中國，農民有八億，尚無一份面向全國發行的農民報。一批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湊在一起商量，要給農民辦一張“一個雞蛋就能換”的報紙，他們是馮詩云、苗培時、曦影、章容、陳伯林、江牧嶽……他們身份各異，馮詩云來自全國總工會，苗培時和曦影來自煤炭部，章容、陳伯林是《工人日報》的同志，江牧嶽則長期從事文化新聞事業，但都對農民懷著深厚的感情，都參與或從事過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工人日報》等我黨重要新聞機構的創辦和工作。
馮詩云同志說：“戰爭期間在山溝裡吃過農民的小米，進城後同農民的關係疏遠了。現在通過辦報再為農民辦點事，也算是一種報答。”
1979年7月，在北京市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苗培時主持召開了一次徵稿會，與會的有作家、畫家和新聞界人士，還有一些領導同志，大約七八十人。會上，苗培時宣佈了新農民社的成立。他說：“目前，我們還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完全是一張白紙。但是一張白紙上好作圖。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們一定會在這張白紙上畫出最美麗的圖畫。”
02
馮詩云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報人。上世紀30年代，他就在成都地下黨創辦的《星芒報》做過編輯，40年代初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做《新華日報》記者，此後又在《新大眾報》（《工人日報》的前身）工作。
1943年反掃蕩鬥爭中，馮詩云被日寇的子彈奪去了左眼，右眼本就高度近視，文革中又治療失誤，導致視網膜脫落，以至於最後他常開玩笑說自己是“目中無人”了。創辦農民報時，有人戲稱他是“瞎子義務辦報”。
由於視力不濟，馮詩云只能請人讀文件、念材料，靠聽廣播瞭解農村情況。收音機成了他形影不離的夥伴，幾個收音機由於使用頻率太高，修理了不下幾十次。修理師傅敬佩這位頑強好學的盲老人，常常免費服務。
按理說這樣一位老人，創辦農民報只是噹噹顧問、出出主意就已經難能可貴了。但馮詩云是真幹！他不僅不要工資，還四處為辦報“化緣”。《農民日報》原副總編輯趙德新回憶說：當年報社沒有會議室，馮詩云讓人攙扶著，站在走廊裡給大家講如何辦報，聽者無不動容。時至今日，我們聽到這件往事，仍然十分感動。
03
西城區前半壁街19號、東城區西總布衚衕59號、王府井大街190號，復興路61號……在創刊後的很長時間裡，《中國農民報》都沒有一個固定和正式的辦公地點，只能四處借地方、租房子，大家也只好頻繁搬家。
最初，西城前半壁街19號的苗培時家是一處臨時“聯絡站”，工作人員劉家琴經常要在苗培時家和地處復興門外工會大樓的馮詩云家來回奔波。
△2020年4月的西城區前半壁街19號（劉梓憲 陳晨 攝）
1979年8月1日，我們有了第一處落腳之地——東城西總布衚衕59號。
△位於北京市東城區西總布衚衕59號的原中國農民報社
這是一處小四合院，長期無人居住，院裡長滿了雜草，堆了不少渣土垃圾。上班的第一天，大家先在院子裡拔了一天草。那幾天正是北京最熱的時候，火辣辣的太陽曬得人不敢往太陽地裡站。70多歲的李辛元，腰裡別了一把扇子，汗水滿面地和大家一起幹。他講笑話似地說：“將來的農民報可不能忘了我們灑下這麼多汗水呀！”
△2020年4月的東城區西總布衚衕59號（劉梓憲 陳晨 攝）
04
籌備辦報時，王泰來在建國門外永安裡小區的住宅樓中找了一間空房間，作為臨時辦公室，要在這裡編輯一本農事年曆。沒有寫字檯，苗培時就把自己家裡的一張八仙桌運到這裡。然而往屋裡搬時卻遇到麻煩，怎麼也進不去房間門。最後，還是用繩子從窗口吊了進去。桌子放好以後，王泰來扶著桌子說：“好了，我們這就可以正式辦公了。”1990年，苗培時回憶起這段往事，說：“現在桌子還在我家裡擺著，腿都不平了。”
報社買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辦公設備，是兩張涼蓆。西總布衚衕的四合院打掃出來後，裡面空空如也。李林善就到東單大街日用雜品商店買了兩張涼蓆，鋪在屋裡地板上。幹活累了就席地而坐，稍事休息。中午，大家坐在席上吃著自己帶的乾糧，這裡就成了餐廳。一連幾晝夜，李辛元和李林善就是在這席子上，值守著這座農民報的“機關大院”。
廁所也只有一個便坑，只能男女共用，於是在門口掛上木牌，幾十號人翻牌使用。
1980年，編輯部搬到了王府井大街190號，辦公室是借的《人民日報》的一個木工車間，沒有對外的窗戶，靠30瓦的日光燈照明，編輯們趴在桌子上看稿子，一關燈，屋裡就可以當作洗相片的暗室。
就是這樣的艱難，我們都走過。大家苦中作樂，開會時裡裡外外，站的站，坐的坐，暢所欲言，討論怎麼把報紙辦好。過年過節時搞個聯歡會，有說有唱，感情也很融洽。
△2020年4月的王府井大街190號（劉梓憲 陳晨 攝）
05
和許多黨報不同，《中國農民報》是在尚無報社的情況下辦起來的。起先，我們從人民日報借了5000元錢，賬號就設在人民日報社。辦報的啟動資金總共6萬元，當時國家農委給了3萬元，我們就到中國人民銀行東四南分理處開設了《新農民社》自有賬號。
大家編了一本農事年曆，發行以後又賺了3萬元。
初創時，報社還沒有一個正式的領導班子，由臨時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開展工作。組建班子步入正軌，是1983年11月之後的事了。最初的工作人員中，一部分人的工資由原單位發放，一批返城知青則暫無工資。自有賬號開設後，按照每人每天一塊錢的標準發放工資。
在發行經營開源之前，節流是化解財務困難的唯一辦法。會計李明同志回憶說，最困難的時候，他口袋裡只有三塊五毛錢。
1980年，為了節省開支，發行科規定，對外寄報改用收集來的廢紙卷。這樣，每月能節約信封200個，合計30元。當時的情形，我們可以從廣西富川縣二輕局職工毛星俊的來信中窺見：“僅4至5月份，我就收到《中國農民報》寄給我的信7封，其中4封是用通訊員寄稿的信封翻新的。這種勤儉辦報、節約為四化的精神，值得我們每個同志學習。”
因為財務困難，當時規定凡超過5元錢的開支，須經臨時領導小組集體討論。這種勤儉節約的傳統延續至今。報社現行制度規定，凡支出超過5萬元，須黨委會研究決定。就像窮日子、苦出身給一個人打下烙印一樣，艱苦創業史必定注入一個報社的文化基因裡。
06
最初的辦報人，給這份報紙取的名字是《新農民報》。
1979年5月3日，馮詩云、苗培時等人將籌辦《新農民報》的請示報告呈遞國家農委；6月8日，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林業部副部長張磐石等召集《新農民報》籌備人員討論創辦事宜；7月28日，國家農委致函時任中宣部部長鬍耀邦同志，9月9日又向國務院呈交辦報請示；11月10日，《新農民社》財務印章啟用。12月5日，杜潤生同志召集籌備組負責人召開專題會議，根據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的建議，決定報名為《中國農民報》。
△《中國農民報》創刊號
1980年4月6日，《中國農民報》正式出刊，報頭由著名書法家趙樸初題寫。
1985年1月1日，《中國農民報》改出日報，並更名為《農民日報》，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報名，沿用至今。
07
籌備辦報時，關於要把它辦成什麼樣的報紙，大家眾說紛紜。有同志設想辦成內容實際、形式通俗、不是天天出版的綜合性報紙。還有些同志主張以文藝宣傳農村，出版16開16版的“不是報紙的刊物，不是刊物的報紙”。對此，編輯部內外也是議論紛紛：面向八億農民的報紙，怎麼能是“四開小報”呢？湖南有位讀者來信說：“農民報以小報形式發行，實在有辱於農民。堂堂正正的農民報不能像工地的臨時戰報一樣……”
剛創刊的《中國農民報》為四開八版，每週一期，一個月後改為每週兩期。有限的版面，難以滿足讀者的渴求。1980年9月，把《鄉鎮企業》專刊改為《中國社隊企業報》獨立出版。1981年1月，經杜潤生同志指示，報紙改為對開四版，每週2刊。1983年又改為周3刊。1985年改為日報後，《農民日報》的大眾形象開始清晰起來。
△1985年報社改刊號《農民日報》
08
1979年11月15日，《中國農民報》進行了第一次試樣，印數1000份。
《試樣的話》這樣寫到：“《中國農民報》發表的各種文章必須言之有物，反對那種浮誇、空洞的長篇大論”“報紙必須旗幟鮮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要毫不含糊。在文字上，要做到準確、明白、生動、有力。”
作為開場白，《試樣的話》約1200字，把這張報紙的指導思想寫得十分清楚，從最開始就奠定了《農民日報》的辦報方針。此後40年，《農民日報》在表達觀點時從來不含糊，在報道中也講究實實在在，“讓認識字的看得懂，不識字的聽得懂”。
《試樣的話》還寫到：要實踐“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方針”“本著黨性和群眾性一致的原則，吸引廣大農民讀者共同辦好這份報紙”。這與我們今天所提倡的“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是完全一致的。
時任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在內部試樣上做了一段批示，其中專門寫到：“《試樣的話》也寫得不錯。”
09
內部試樣出版後，報社派編輯、記者30多人，帶著報紙試樣，分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的近百個公社、大隊，同數千名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進行座談，徵求讀者的意見。
辦報要徵求讀者意見的傳統，就此延續下來，直至今日，農民日報每年仍召開讀報用報座談會，聽農民說一說報紙辦得怎麼樣。
1988年，《農民日報》已經辦了8年，報社決定來一次系統的讀者調查。這年初，群工部寄出去2300份問卷，實際收回1300多份，形成了一份讀者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儘管讀者普遍認可，但報告卻對讀者滿意的部分著墨較少，對讀者的批評毫不迴避。比如，報告中寫到：“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農民看報紙是想了解農民的心聲，結果卻看到：話越說越洋，官腔越打越高，離農民越來越遠。”“希望報紙辦得像農民那樣忠實，不要一味吹捧，不要搞虛偽，不要去追隨‘花花世界’。”還有讀者批評記者寫的文章“沒有真情實感，給人以‘賣弄’之嫌”，建議記者“不妨到村居農家乃至深山老林來，體驗體驗農民的生活，不要圖舒服，住賓館，逛風景，忘了自己的服務對象是農民。”
讀者不滿的地方，很快在具體的辦報實踐中得到回應。1989年，報社又開展了第二次讀者調查，結果顯示：一批接地氣、幫農民解決實際問題的報道，廣受讀者認可。
1991年底，我們開展了第三次讀者調查。調查問卷隨報紙登出後，千餘名熱心讀者寄回問卷，許多讀者還另附信紙，工整認真地寫下了對辦好《農民日報》的意見、要求和希望。一些讀者說，辦報的艱辛，讀者能理解；農民的艱辛，也希望辦報人能理解。
這幾次讀者調查，對此後10年乃至今天的《農民日報》都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它就像是我們與讀者之間的幾番交心，彼此間有了更多的瞭解和更深的感情。
10
在第一張《中國農民報》樣報付印前夜，李林善接到任務：“今天晚上你去拉報紙。”“用什麼拉？”“用那輛手推車。”“好！”
半夜，李林善推著滿滿一推車的樣報，從王府井的人民日報社印刷廠，推回西總布衚衕59號。早晨一上班，大家終於看到了自己的報紙，那叫一個高興啊，嘴都合不攏了！
11
當《中國農民報》準備出版的消息傳出後，不少農民直接寫信或寄錢給報社，要求訂閱報紙。有一位農民來信說：“建國30年來，終於要出版第一張全國性的農民報，這是黨對8億農民的關懷。”
1980年4月6日正式出刊的第一份農民日報，由人民日報社代印，總共印了20萬份，實際發行了161727份，每份報紙售價4分錢。
這份報紙受歡迎極了：1981年發行量就達到了68萬份，千份縣有141個，其中3個縣達到了8000份。江蘇和湖南兩省，分別訂閱13萬份和12萬份。湖北松滋縣7個大隊共2200多戶農戶中，有1742戶訂閱了《中國農民報》。從1982年開始，報紙面向國外公開發行，共13個國家訂閱了53份報紙，發行目錄顯示，日本讀者訂閱了最多的33份，美國訂閱了6份，蘇聯1份。
1980年4月，報社收到了正式創刊以來的第一筆報款35000元和第一筆廣告款3330元。那時，發行一份報紙郵局收取1分7釐錢，人民日報社排字費是每千字4.5元，印刷費每千份6.8元，每期發稿費共200元，再扣除固定資產折舊等其他費用，算下來，每份還虧損1分5。第一季度就虧了3.6萬元之多，但隨著發行量的增加，從第二季度開始，我們就實現盈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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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報初創時，得到了不少媒體同仁的傾力支持，其中，人民日報社和工人日報社對我們幫助頗多。早期的創業者中很多就來自這兩家兄弟媒體——張誠、安子貞來自《人民日報》，章容、陳伯林、王永泰來自《工人日報》。
開設自有賬戶前，新農民社的賬戶設在人民日報社，由人民日報社代管財務，採用報賬制支付。從辦公地點，到生產車間，人民日報社都向我們慷慨解囊。那時沒有印製設備，便從《人民日報》要來戰備點撤出的一些舊機器和一副殘缺字模。同時借來的還有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張誠同志，請他協助報社在通縣（今通州區）城關鎮建設印刷廠，張誠同志和工人們一起吃在工地，住在工棚。
苗培時回憶，當時人民日報社“還問我們要不要汽車，當時我們實在不敢要，謝絕了。”“《工人日報》借給了我們一部分資金，還給我們鑄了好多字，幫助鑄字和培養學徒，沒給人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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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報》創刊後，面臨很多困難，最亟需解決的就是要有一個穩定辦公的地方。萬里同志任任國家農委主任時期，曾向下徵求過意見：這張報紙要不要繼續辦下去？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一無資金，二缺人才，連個地方都沒有，不容易辦好。另外，全國有《人民日報》，地方有省報，有的還有地、縣小報，再單獨辦一張農民報必要性不大。另一種意見認為，8億農民很需要有一張面向全國的農民報，甚至雖然存在很多困難，但既已辦起來，就應當克服困難繼續辦下去。
萬里經過再三考慮，同意後一種意見，並說，要辦就得辦好！1983年，在萬里同志和北京市領導的支持下，報社在朝陽區東八里莊徵下40畝地（含道路代徵地），解決了報社無安身之地的窘境。
△農民日報社在朝陽區東八里莊的辦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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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的第一輛車是國家農委撥過來的一輛吉普車，車牌號是1005。據說，這輛吉普車是1976年華國鋒視察唐山地震時用過的。
1985年，報社終於通過自籌資金購買了4輛小汽車，總共花了21萬元。這是一筆不菲的花銷。當年，我們在東郊購地連同勞動力安置費總共才花了20.7萬元，購置北戴河建設用地花了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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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初期的工作人員來源複雜，層次不一。國家正式分配的大學畢業生陸續充實進來後，編採隊伍的素質也得到了很大提高。1981年底，首批應屆大學畢業生劉勇、王太、曾業松報到。第二年7月，又來了一批新大學生，包括劉振偉、唐園結、劉震雲、林偉源。
人員漸多，組織建設也提上日程。1983年11月，報社正式組建了領導班子，成立了社務委員會。次年8月，農民日報社機關黨委、共青團總支正式成立，柯克明任黨委書記，唐園結任團委書記。1984年，勞動人事部同意報社按400人定編，當年全社共313人，分佈在編輯部、經理部、印刷廠，編輯記者中擁有大學本專科學歷的有82人。1988年，報社工會成立。報社的方方面面都開始步入正軌了。
△1983年《中國農民報》部分同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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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八里莊北里的印刷廠建成之前，報社的印刷業務在一處低矮的臨時建築裡開展。1985年，這個原計劃使用兩年的臨時印刷廠，已經使用了近5年，屬危險房屋，所有房頂雖經多次修繕，但均已漏雨。
這年8月初，為了安全度過汛期，工人們又用塑料布（因房頂已不能承重，不得已為之）整個覆蓋了一遍，但經過入夏幾場雨，整個廠房上的塑料布全部遭到破壞，各個車間都存在著嚴重的漏雨現象。
雨一連下個不停，8月13日晚，照制車間、排版車間的紙頂棚隨著泥水塌落下來，雨水不停地往下淌，房脊露天。車間裡有的稿子溼了，照片髒了，排版桌上到處是落下的泥和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輪印車間的劉喜海同志站在一尺深的泥水中燒火化鉛，按時澆出了合格的鉛版，潘喜來、畢偉兩位同志想方設法付印了當日的報紙。
在北京市朝陽區東八里莊徵下40多畝地後，報社的基建工程大規模開展，其中也包括印刷廠的建設。
王永泰是印刷廠建設的主要參與者，當年他55歲，來農民日報社之前曾任工人日報社印刷廠車間主任，是太行山的老幹部。他有很多老領導、老同事在新聞出版界、印刷行業擔任領導職務。苗培時“三顧茅廬”，動用新聞出版署的領導和老同事關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甚至乾脆把王永泰接到家裡住，最終將其召來籌建印刷廠。
為選廠址，他們曾經露宿火車站，遊說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項南同志，要來一塊地皮（後因交通不便放棄）；與北京農場局巨山農場在香山合作辦廠；再借用人民日報的院子偷偷蓋起大棚做生產車間；從大連日報、解放日報買回“蘇聯時代”的印刷機；從太陽宮印刷廠要來老五號和小五號兩套字模，從北京圖書館印刷廠要來鑄字工，從北京市印刷三廠要來架子技工；用鉛指標不足，特意把鑄字車間建在人民日報社倉庫旁……
王永泰曾請了兩位技術人員來幫忙，其中一位不久即不辭而別，臨走留下首打油詩：“土包子王要逞強，烏合之眾辦印廠，一無房子二無錢，拎個書包到處轉。靠著腿快臉皮厚，天生是個軟骨頭。不自量，不自量，荒唐荒唐真荒唐！”
王永泰也回敬一首：“一張嘴兩條腿，低三下四不吃虧。只要對辦廠有好處，什麼我都往回摟。打小鬼子都不怕，想幹啥就能幹啥！”
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王永泰說：“為了辦廠，把上至部委領導，下到普通百姓的老關係、老朋友找遍了，也麻煩遍了。但一說起要為農民辦報，沒有一個不支持的！我們每次都是磕著頭進去，昂著頭出來！”
正是憑著這股子韌勁，報社的事業才得以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1988年4月1日，農民日報印刷廠新廠房驗收合格，1989年1月1日，北方地區實現了自排自印，印刷廠這才算名副其實了。發行距離較遠的地區，則依託當地代印。
1991年5月5日，《農民日報》全部實現激光照排和膠版印刷，徹底告別了“鉛與火”，迎來了“光與電”。從2003年起，《農民日報》實現了彩色印刷，4張報紙“一彩、兩紅、一藍”。
過去幾年，紙媒式微，報紙印刷經營也越來越難。因無法保證盈利，且暴露出一些安全隱患，2017年12月31日，農民日報社印刷廠徹底關停。至此，歷經風雨的印刷廠，結束了它無上光榮的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付印的最後一份報紙上刊發“元旦獻詞”，題為《邁入新時代 書寫新華章》。
△農民日報社印刷廠關停前夜，職工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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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全國性報紙的標誌之一，就是要有覆蓋全國的記者站。為此，農民日報不遺餘力地廣納賢才組建記者站。記者站的選人標準在當時看來十分苛刻：年齡40週歲以下、中共黨員、從事農業或宣傳工作、具有一定的學歷、政審合格、身體健康等條件，被戲稱“比選姑爺都難！”一旦有了合適的候選人，常常是社領導親自帶隊去考察人選。
比如，柯克明、唐園結兩位同志在吉林採訪並選任記者站人選時，恰好遇到了時任吉林省廣播電臺農村組組長的宋遜風，他正在採訪延邊州州委副書記張德江，初步確定宋遜風為駐吉林省記者站人選。
此後，報社又派記者部主任郝富友專程考察，聽取時任吉林省委主管宣傳工作的副書記張根生和省委農工部部長回良玉的意見。最終確定下來，由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向吉林省委宣傳部、農工部和省廣播電臺發去調函，同時，為了便於開展工作，特意將記者站辦公室設在回良玉辦公室隔壁。
1983年11月，中宣部、國務院農研室聯合發文稱：中國農民報記者站享受與其他中央媒體同等待遇，受報社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雙重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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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改革進程早期，萬里同志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與《農民日報》也有著很緊密的聯繫，對《農民日報》的辦報立場、政策宣傳，乃至評論隊伍建設都有過多次指示。
1984年4月15日，萬里同志在對報社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你們的報紙要繼續支持改革，要批評那些官僚主義者。你們不為農民說話，誰為農民說話?”“批評那些錯誤的東西，要找那些有代表性，或有指導意義的典型，要注意準確性，要與人為善。當然，為農民說話，必須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反映農民呼聲，是為了解決矛盾，不是消極地揭露矛盾。批評缺點錯誤既是幫助，也是一種教育。”
在第一期的《農民日報》上，萬里同志專門撰寫了《多為農民提供知識和信息服務》的署名文章，刊登在頭版。他鼓勵《農民日報》“要做農民的科技顧問和致富參謀”，並主動幫助農民弄清政策“許不許”，市場“要不要”，技術“會不會”的問題。
△在第一期的《農民日報》上，萬里同志撰寫的署名文章
在政策宣傳方面，萬里說：“抓好農村政策宣傳是辦好農民報的頭等大事。”“你們離中央近，又是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直接領導下，這是你們的一大優勢和辦好報紙的有利條件。”
他還十分重視編輯部文章和評論的寫作。“編輯部文章是代表報紙講話的，是報紙的靈魂。”“農民報要形成自己的風格，發揮應有的指導作用，應當從抓好言論開始。重要的言論當然要親自動手寫，但還要組織一支寫言論的隊伍。”
上世紀80年代，有關媒體領導和一些編輯同行多次評價農民日報說：你們的評論真快，不愧是農村問題的權威，有的我們剛剛抓過來，你們已經見報了。其實，不為許多人所知的是，許多重要評論的思想都是萬里提出的，一些稿子還是他出的點子。據不完全統計，僅1983年到1985年期間，萬里書面批來的稿件就有2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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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改革進程始終夾雜著爭論，一些地方同志和農民在這種爭論中舉棋不定、進退踟躕，思想界也常見分歧。這樣的背景下，《農民日報》的許多報道就發揮了定分止爭的作用，特別是一些評論，常常有一錘定音之效。
《搞好農村經濟的方針不會變》《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符合社會主義方向》《農民從事長途販運是值得支持的正業》《鼓勵先富是黨的長期政策》《發展和完善合作制不是“歸大堆”》……今天，我們仍可從這些評論的標題中，依稀看到當年的思想分歧、看法不一，並想見這些代表報紙靈魂的言論會發揮怎樣巨大的作用。
1989年，特定歷史背景下，廣大農村幹部群眾心中有疑慮：黨的農村政策會不會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搞不搞？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還讓不讓發展？當年8月初，《農民日報》發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國大部地區仍適宜》的評論，其後又在一版刊登了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同志關於農村政策的講話摘要，這些報道在關鍵時間節點上發揮了為改革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
就像《試樣的話》中寫到的那樣，《農民日報》從來都是旗幟鮮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毫不含糊。有的基層幹部反映：《中國農民報》不像有的報紙今天說這個好，明天說那個好。有的省委書記說：有關農村政策，要好好看《中國農民報》。河南省19名農村青年集體來信說：“遇到難題，查找《農民日報》；有了爭論，以《農民日報》為依據。”
許多讀者把報紙當做擋箭牌，凡碰到與現行政策不符的事，就把報紙拿出來，“報紙上是這樣講的，你們那個做法不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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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日報》創辦早期，十分重視讀者來信，常以此反映農村基層情況，推動解決具體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末，糧食生產連年豐收。但購糧資金嚴重短缺問題嚴重，不僅影響了糧食收購進度和糧食市場穩定，而且挫傷了農民種糧賣糧的積極性。讀者胡士華的來信，反映的就是湖北孝感市花西鄉糧店收購中稻時無錢付給賣糧農民，打出萬張白條，以至農民群眾罵政府是“騙子”的現象，同時分析了白條購糧為糧食收購和農業生產帶來的“五難”。
《農民日報》核實清楚情況後，刊發了這篇讀者來信。
來信刊出後，引發各方強烈關注，推動孝感當地迅速解決了問題，農民日報隨後刊發評論呼籲各地拿出“還賬”氣魄，解決類似問題。這篇《萬張欠條帶來五難》的報道，也獲得了1988年度全國好新聞一等獎。
事後，湖北省孝感市三汊鎮東橋村委會代表在讀者胡士華的陪同下，來到報社贈送“真”字匾，以十種字體寫的“真”字向《農民日報》表達敬意。
△讀者送來的“真”字匾
本文根據農民日報社報史編輯部提供的史料整理，同時參考了《腳步——30年優秀作品集》、部分職工和媒體同仁的著述。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李飛 王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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