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济
明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劳动力人口及耕地面积的増加与扩大,使明代的农业生产逐渐由以往的致力于满足自用,关注于使用价值,转向为努力于剩余产品生产,追求商业价值与利润,中期以后推行的“一条鞭法”加速了其进程,这一转变也正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暗合。
明代的手工业,官营作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役匠制度承袭元代但有所改变,行住坐与轮班制。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明朝为促进工商业,采取了关停部分官营手工业、撤并税卡、减免商税等措施,为私营工商业繁荣提供了一定条件。因此,明代工商业较前代有很大发展,江南市镇的蓬勃兴盛,正是其写照。
明代的货币制度
大致以英宗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执行的是单一纸币制度,但有的时候钱钞兼用。明初,曾试图恢复铜钱的流通。太祖洪武年间,颁行“洪武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共五等。
由于持续性的铜荒,为获取铸钱原料,除矿冶开采外,不得不大规模从民间收集旧钱及铜器,这是造成明代铜钱时铸时停、铸量有限的重要原因。而钱币年均铸量不过一二亿枚,难以满足需要,白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继承元代的纸币制度成为顺水推舟的选择。
明代颁行纸币后,推行单一的纸币政策,以强制性不兑换为特征,采取了包括禁用铜钱、不得自由交易金银等措施。由于纸币的信用度日益低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民间用银用钱仍多，因此太祖时期铜钱的铸行就兴废不定,成祖永乐、宣宗宣德朝也铸行过铜钱。
英宗以后,纸币制度彻底瓦解,形成了银钱并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制度。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恢复了铜钱的正常铸行。
明代为避明太祖讳而不用“元宝”作为钱名,铜钱的钱文只有“通宝”一种。又因明代皇帝大多只有一个年号(英宗特殊除外),明代铸币的钱文种类比较简单。
明太祖称帝前铸有“大中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共五等,背文除光背者外,有纪值、纪地、纪值兼纪地等文字。小平钱一文重一钱,依次递増,当十钱重一两。
建国后,改铸“洪武通宝”,钱制与“大中通宝”相同。明成祖铸“永乐通宝”小平钱。仁宗传世有“洪煕通宝”小平钱两枚,真伪存疑。宣宗铸行“宣德通宝”小平钱。英宗、代宗、宪宗各朝不铸钱。
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命两京及各省铸“弘治通宝”小平钱。武宗正德未铸钱,仅“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弘治通宝及历代真正大样旧钱相兼行使”。世宗嘉靖六年(1527)始铸“嘉靖通宝”,仿洪武钱制,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共五等;背文纪重有二钱,三钱,五钱,十、一两等。
《续文献通考·钱币考》:“(嘉靖)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每锭五千文嘉靖钱一千万锭,内工部六分,南京工部四分各分铸。”
从嘉靖开始,因工艺不同,钱有金背、火漆、旋边之分。穆宗隆庆四年(1570)铸“隆庆通宝”小平钱。神宗万历四年(1576)铸“万历通宝”小平、折二钱,规定两京铸金背和火漆各省铸旋边。钱大小轻重不ー,版式非常复杂。工、正、户、江、背有饰星月者,另外有“天河、鹤”等背文。
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其年号钱“泰昌通宝”系由熹宗天启元年(1621)补铸。明末熹宗、思宗两朝之铸钱,皆出于获利之目的,所以铸量很大。
熹宗时期财政困难,为获利而大量铸钱,“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所铸“天启通宝”有小平、折二、当十等,史书记载还曾铸过当百、当千钱,背有纪值、纪钱局等各种铭文。思宗崇祯元年(1628)铸“崇祯通宝”,为获铸钱之利,销了大量古铜器和古钱币。
《明史・食货志五》:“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不用矣。…收销日钱,但行新钱,于是古钱顿尽。盖自随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崇祯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五、当十共四等,其文字、制作、轻重、厚薄变化复杂,加上纪局、纪值、纪天千的背文,据称版别达百余种。
明代制度,中央于工部设宝源局,天启以后由户部增设宝泉局参与铸钱。地方则由各布政司设宝源局、宝泉局等负责鼓铸事宜。本身铸钱不足,流通中往往本朝铸钱与历代旧钱并行。
为了区别二者,明代将本朝铸币称为“制钱”,将明代以前的铸币称为“旧钱”,清代因袭不改。
《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九月》:“国朝所用钱币有二:首日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次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通宝是也。”《明史・食货志五》:“制钱者国朝钱也。”又:“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
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中国古代的铸钱原料,大约从明代嘉靖开始,基本结束了以铜锡合金铸钱的历程,开启了以黄铜铸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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