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駑
鬱鬯是一種香草與酒相混合的重要飲料，在中國古代文獻和西周金文中祭祖和封賞的禮儀地位非常顯赫，高於一般的酒。黃然偉曾指出秬鬯是一種用於祭神的香酒，“此物之名絕大多數必列賞賜諸物之首”[1]。鬱鬯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為鬱鬯有通神之功，而通神之功主要來自“鬯草”的添加。由此引起我對鬯草以及鬱鬯名實的探究興趣。
一、文獻中所見鬱鬯的記載
《周禮·春官·鬱人》：“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 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雲：‘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周禮正義·鬱人》注云：“賈疏述注，讀‘百二十貫為築’句，誤。鐎者，《說文·金部》雲：‘鐎，鬥也。’《史記》《索隱》引《埤倉》雲：‘鐎，溫器，有柄，鬥似銚，無緣。’《廣韻·三蕭》雲：‘鐎，溫器，三足而有柄。’”
戰國至漢晉的鐎，考古上認為是鐎盉，其前身就是夏商周時期的青銅盉。
《周禮·春官·鬯人》：“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鬥，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吊臨，共介鬯。”鄭注：“鬯，釀秬為酒，芳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詩經·大雅·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左傳·僖28年》：“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
《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
從文獻文本分析，漢儒對鬱鬯的理解有分歧。
第一種解釋《周禮·鬱人》鄭注認為，鬱是香草鬱金香，鬯是酒。將鬱金香用杵搗爛，與鬯酒合煮，成為鬱鬯。
第二種理解《說文·鬯》條基本追隨第一種解釋，但認識稍有不同，鬱草就是鬱金香草，用黑黍酒煮之成為香酒，稱為“鬯”。從文意上看，許慎認同鬯為“鬱鬯”的省稱。
第三種認識是《江漢》毛傳認為，秬為黑黍，但是從整個文意看應是黑黍酒，也就是《說文》所謂的“秬釀”。與前兩種認識不同的是，毛傳認為“鬯”為香草，搗爛鬯草與秬釀合煮使之香氣濃郁稱為“鬯”。毛傳的解釋有邏輯瑕疵。假如“鬯”本香草，與秬釀合煮後仍稱“鬯”，加工前後的產品的稱謂沒有區別，指代混亂。可見毛傳的理解可能有問題。問題很可能出在鬯是用鬱金香草煮出來的香酒，因此鬱金香或可因此而別稱為“鬯草”，意為製作香酒“鬯”的草，但並非“鬯”本是就是草。由是，毛傳的解釋不足取。
第四種解釋《左·僖28年》注則比較客觀地將“秬鬯”解釋為“黑黍香酒”，並沒明確說是否用鬱金香草煮合而成。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周禮·春官》中鬱人和鬯人是兩個不同的官職，表明鬱鬯和秬鬯是兩種不同的酒，上述第四種認識比較中肯。鬱人掌鬱鬯，鬯人掌秬鬯。嚴格說秬鬯應當是一種用黑黍釀製的酒，本身已經又有香味，所以秬鬯若簡稱鬯，便可以認為鬯就是黑黍釀製的香酒。
而將一種稱為“鬱”或“鬱金香”的香草（築）搗爛後，與秬鬯同煮，調和出另一種類型香酒稱為“鬱鬯”。如上述分析，秬鬯本身就是芬芳濃郁的香酒了，再煮以“鬱金香”，不論是錦上添花還是畫蛇添足，均有不必要之嫌。加入鬱金香處理，目的可能不止是加重酒的芳香，更可能是提高酒的興奮和致幻功效，使人飲用鬱鬯之後，“芳香條暢於上下也”——興奮；祭祀用鬱鬯後，“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致幻。 顯然，鬱鬯是秬鬯的升級產品（圖一）。
黑黍釀香酒為“秬鬯”→ 簡稱為“鬯”→ 鬯人掌管 盛之於卣
↓
與鬱金香草合煮成為“鬱鬯” →鬱人掌管 煮之於盉
圖一 秬鬯與鬱鬯關係圖
二、鬯草為麻黃草的分析
鬱金香草歷來不知確切為今何草，通過仔細比較上述文獻有關隻言片語的描述，此香草也可稱為“鬯草”，外形象蘭草，葉為金黃色或鬱鬱蔥蔥，很可能具有致幻功效，氣味芳香。比較符合“鬱金香草”或稱“鬯草”的植物，我們認為很可能是著名中藥之一麻黃草。
圖二 麻黃草圖
麻黃草，也叫草麻、麻黃，多年生草本植物（圖二）。其高一般在0.5米左右，伏地而生。針葉豎直向上生長，高約40~50釐米左右，粗約1~2毫米。針葉夏日為綠色，秋日變為淡黃色，冬日為枯黃色，來年春夏返為嫩綠色，夾有淡黃色。單株針葉最多可達240多針，少的幾十餘針，當年生一叉枝最少為14針。果結針葉上，果為直徑0.1~0.2毫米，初為綠色，冬為黃色。脫落後，來年新針葉長果。喜乾旱沙漠、戈壁氣候，有較強耐旱適應性，我國甘肅、內蒙地區盛產。
麻黃草的針葉叢生，類似蘭草細葉。一枝杈生針葉十餘針，可謂“十葉為貫”。單位用量為120貫，約12枝，即約5株240針麻黃草，鮮草搗爛以煮秬鬯，此所謂“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
麻黃草夏日為綠色，此所謂“鬱”；秋日變為淡黃色，冬日為枯黃色，美稱為“金”；來年春夏返為嫩綠色，夾有淡黃色，可謂“鬱金”。
麻黃氣味微香，味澀，微苦，由此可合稱“鬱金香”。如加入酒中，增香的作用有限，卻很可能更注重其興奮和致幻的作用。
麻黃草含有麻黃鹼、利尿素、維生素、氨基酸和多種微量元素及揮發油，是治療感冒、咳嗽、肺炎、尿道炎、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關節炎、痛風等的常用藥。但是麻黃長期服用容易成癮，醫生一般限量。麻黃還可成為一種運動興奮劑，所以運動員忌用。2000年羅馬尼亞的世界著名女子體操運動員拉杜坎，曾因誤服了1片含麻黃素的感冒片，尿檢被檢出了興奮劑成分，以致痛失到手的奧運金牌。
麻黃草有導致中樞神經興奮麻黃素，食服後有飄飄欲仙的感覺，使用歷史相當久遠。上世紀70年代，我國考古學家在羅布泊地區挖掘了新疆小河墓地47座古墓，墓主人無一例外，身邊都賠葬1束麻黃草，表明古人早就發現了麻黃草緩解病痛、興奮和致幻的神奇力量。中外考古學家在樓蘭古墓葬中發現了麻黃枝。麻黃草是今天製造“病毒”的主要原料。冰毒即興奮劑甲基苯丙胺，就是在麻黃素化學結構基礎上改造而來，故又稱之為去氧麻黃素。
從麻黃草的特性看，搗爛加入秬鬯中合煮，得到的鬱鬯主要取其致幻的功能，這是秬鬯比較薄弱的功能，增香的功效不大。
三、從用器探討鬱鬯的使用行為
前面分析了鬯草很可能就是麻黃草。而將麻黃草與秬鬯合煮則成為一種具有一定致幻作用的酒。下一步就需要探討鬱鬯的使用行為，我們可以通過考古發現的器物探索鬱鬯的使用行為。
鬱鬯可以直接飲用和加熱燻吸使用。直接飲用使用杯、觚、觶等飲器。燻吸則使用可以現場加熱的容器。
《周禮·春官·鬱人》注說用鬱金香草“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韻集》稱：“鐎，溫器也，三足有柄。”容庚先生《殷周青銅器通論》中，將戰國時代的鼎式雙頭獸紋鐎定為“鐎”[2]。湖北荊門包山楚墓M2西室第5層出土銅盉[3]，在包山楚簡260條記載為M2西室箱尾行器中的“一鐎”[4]。原考釋未釋該字，筆者認為該字左為“金”意符；右上為“隹”，右下為“止”，合為聲符“焦”，總起來為“鐎”。包山M2楚簡260條為記載M2西室出行之物隨葬品的遣策，銅鐎盉M2:329出自西室第5層，當系遣策所記“鐎”。可證容庚先生定名不誤。而包山M2發掘者王紅星認為是盉。足見，考古學家認為盉與鐎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郭寶均先生在《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中，就將輝縣琉璃閣和信仰長臺關戰國銅鐎皆定為盉，認為是“早商時期”（指二里頭文化晚期）銅盉即容庚先生判定的“異形盉”[5]的苗裔，其定型的形制是二里頭文化陶盉，腦頂管狀流，頂後蓋，側鋬，袋形款足，其淵源來自新石器時代陶鬹，石家河文化有見[6]，肖家屋脊遺址肖家屋脊文化流行[7]。我們將郭寶均和容庚先生的觀點融合起來，認為盉與鐎一脈相承，用於溫酒或煮酒與和酒。從新石器時代經二里頭文化至西周中，形制基本是管狀直流，側鋬，三足以帶足為主，鼎足為輔，可稱為“盉”。西周晚期以後尤其是戰國時期，盉形制發生重大變化，直管流變為曲喙流，側鋬變為橫提樑，三足皆為鼎足，不見袋足，由此可稱為“鐎”。換句話說，戰國時期的鐎是由前期的盉發展而來，但是東周以前稱為盉，東周以後稱為鐎。
圖三 銅盉形制演變圖
1.二里頭1986YLIIM2:1（二里頭四期） 2.鄭州C8T166M6:2 （二里頭四期） 3.鄭州C8YJM1:2（二里崗下層） 4. 小屯M331銅盉（殷墟一期） 5.蘇埠屯銅盉（西周早期） 6.長囟盉（西周中期） 7.扶風齊家窖藏銅盉（西周晚期）
鐎盉實質上是一大類酒器，但是功能上早晚可能有了重大改變。
鐎盉的管狀流從新石器時代到二里頭晚期期直管流位於腦頂（圖三·1,2），與器物中軸線成70~90°夾角；二里崗早期鄭州商城C8YJM1:2銅盉[8]（圖三·3），夾角變為62°；至殷墟時期變成腹部直管流（圖三·4），與器物中軸線成40~50°夾角，此形制一直影響到西周中期盉（圖三·5,6）；西周晚期開始變為曲喙流（圖三·7），鐎盉的管狀流變化軌跡非常清晰，表明鐎盉使用行為的重大變化。
早期盉的直管流與器物中軸線成70~90°夾角，即腦頂流，幾乎不可能用於酒水的灌注，否則酒水必將從口部溢出。那麼如此“詭異”的腦頂直管流的功能就不是傳統想當然的“灌注”說，或稱“祼禮器”，而應是將鬱鬯沸煮薰吸的器物，80~90°腦頂直管流更適用於薰吸鬱鬯的蒸發汽[9]，以增強致幻的效果。
圖四 婦好墓銅盉 1. M5:859 2. M5:824
文獻記載有些蛛絲馬跡。《周禮·春官·鬯人》：“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大喪之大渳，設鬥，共其釁鬯。”《周禮正義·鬯人》注云：“鬥，所以沃屍也。釁屍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段玉裁雲：‘鄭君意釁如字讀之，讀如釁鍾釁鼓之釁，故云釁屍以鬯酒也。’案：段說是也。凡大渳，以鬯塗屍而浴，與以血塗鐘鼓謂之釁義同。蓋凡塗浴謂之釁，香草謂之薰，祓火謂之燻，三者不同。釁浴之正字，自當作釁。古釁薰燻字，聲近互通。然塗香事或相因，而與祓火則迥不相涉。凡釁浴字古書或做燻者，皆假借也。但鄭意釁與浴事相因，不甚分別，故《女巫》‘釁浴’注云‘以香薰藥草沐浴，’是又兼取薰香之義。”由此可知“釁鬯”很可能就是將鬱鬯加熱氣化，既可以薰屍體，也可以薰吸致幻。鬱鬯飲用時稱為“鬱鬯”，用於加熱薰吸則稱為“釁鬯”。“大喪之大渳，設鬥，共其釁鬯。”意為王與後大喪時，用大同鬥，盛鬱鬯，加熱出煙，薰屍體，除了使其“香美”的實用功能外，更主要的應當是幫助死者靈魂通神的巫術功能。
殷墟至西周中期，盉直管流從腦頂移至腹部，環狀鋬耳，說明盉的功能除了薰吸之外，還增加了注酒的功能，暗示鬱鬯除了薰吸外還有直接飲用的飲法。這個轉變可能在殷墟早期，如殷墟一期小屯M331銅盉就是腹裝直管流了[10]（圖三·4），直管流與中軸線夾角為50°；而殷墟二期婦好墓M5:859封口盉[11]（圖四·1），則是腦頂直管流的最後餘暉，直管流與中軸線夾角已成為55°。婦好墓提樑盉M5:824（圖四·2）形制類同小屯M331銅盉（圖三·4），也是腹裝直管流，夾角55°，唯將側裝鋬改為橫提樑[12]。直管流採取腹裝40~50°夾角，既可用於鬱鬯的灌注（祼禮）也可用於“釁鬯”的薰吸。
圖五 西周晚期銅盉 1.晉侯墓地M31:8 2. 臨潼出土王盉
西周晚期盉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器體均變為扁壺式接四矮扁足，腹裝管狀流以曲喙式為多見，如晉侯墓地M31:8銅盉（圖五·1）、扶風齊家西周晚期窖藏銅盉（圖三·7）、上村嶺虢國墓地M2006銅盉等；腹裝直管流則少見，如臨潼出土王盉（圖五·2），汪濤先生就此有比較全面的介紹[13]。足見盉的灌注鬱鬯功能成為主要功能，薰吸功能漸漸淡化。這很可能意味著釁鬯的使用行為式微。這一形制影響到春秋早期。
戰國時期的盉改為鼎式，一律曲腹裝喙流，改側裝鋬為橫提樑，標誌著盉的功能徹底告別了薰吸，只有灌注，名稱變為鐎，不再稱盉。此形制延續至漢代，成為純粹的溫酒器，孫機先生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14]。這意味著釁鬯的使用行為從歷史舞臺上徹底消失。甚至有可能鬱鬯的使用也徹底失傳，酒的致幻功能被徹底遺忘。
待賓客以禮，饗祖先也是禮。有致幻作用的鬱鬯如同今天的菸酒一樣在世俗人際交往中成為禮儀的重要內涵，同時也是人神溝通的一種重要介質，夏商周時期鬱鬯吸食用器如盉、爵、斝等，理所當然被納入到禮器的範疇。
鬱鬯當是夏商周時期一種最高禮遇的、具有致幻作用的酒，不論是用於人還是神，都表現出一種高等級的、文明的生活方式。釁鬯的薰吸，單人自用銅爵（圖六），多人傳遞共用銅斝（圖七），眾人輪流借管狀流薰吸用銅盉，都是現場加熱薰吸使用。
河北藁城臺西村C:76銅爵鋬內鑄以陽文“
”，發掘者釋為“屮”，依《說文》訓為“艸”木初生，卻認為商代陶文“ ”頻見於不同地點，很難釋為人名或族名，曾試圖釋為“九”字變體，卻從未見單一數字銘文先例，故無奈暫釋為人名或族名[15]。其實，臺西遺址青銅器除此一件外，再無所謂族徽或人名銘文，可見此時至少臺西沒有族徽鑄器的做法，那麼該“屮”字很可能就是標識爵內容物名稱的文字“屮”或象徵符號“ ”，意思就是草類，很可能標示爵內的酒含有鬯草，即為 “鬱鬯”。
圖六 二里頭文化銅爵
1.二里頭1980YLM2:2 2.天津歷史博物館藏（傳出自商丘）
3.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傳出自洛寧） 4.上海博物館藏
圖七 二里頭斝
1987YLVM1:2
四、鬯草的史前淵源
陶鬹與陶盉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圖八），暗示秬鬯、鬱鬯和釁鬯甚至有可能追溯到史前時期。
圖八 肖家屋脊遺址出土肖家屋脊文化陶盉與鬹
1.H68:63 2.H538:1 3.AT1607③：1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陶寺早期大墓裡龍盤圖案中，其口中所銜仙草呈一根主枝針狀葉，原來我們總認為陶寺龍盤裡的蟠龍身形如黑魚，因而總是從水草的角度去探尋蟠龍口中的仙草是什麼草，對比結果是無任何一種水草類似陶寺蟠龍嘴裡的仙草（圖九）。如今將其與麻黃草對比，我們發現陶寺蟠龍所銜仙草其實就是一枝麻黃草（圖二）。
圖九 陶寺早期大墓龍盤
陶寺彩繪陶圖案應當也是致幻後才能顯現出初衷效果，於是彩陶組合折肩罐、雙耳罐、圓肩罐、盆、大圈足盆、簋都有可能是釁鬯的組合容器。IIM22：10大圈足盆裡有木勺（137），則可能是用於墓主浴屍（圖十）。這套彩繪陶器組合原本均歸為酒器，卻沒有飲酒器。然而這些器物皆可用於釁鬯的薰吸。再聯想到IIM22和IIM26折肩罐口上蓋玉璧的特殊配置（圖十一），可以推測，璧好用於限制人口鼻撲在罐口上薰吸釁鬯。彩繪陶器雖不是實用的陶寺文化釁鬯薰吸器具，但應當是當時實用薰吸器具的仿真器。IIM22：16彩繪陶盆架在華麗漆木架IIM22:17上，仿製了銅盆實用的行為模式。銅盆放在華麗的漆木架上，懸空的底部可以用火加熱，薰吸者可跽跪於盆架前，手扶架背，伏面薰吸。陶寺中期IFJT3銅盆，很可能用於釁鬯，將鬱鬯加熱，產生氣化，供人薰吸。銅盆沒有圈足，薰吸時可能放在架子上加熱，供人薰吸。折肩罐、雙耳罐（圖十二）、圓肩罐則可置於灶火上加熱氣化薰吸[16]，薰吸方式稍微休閒化，不及盆架薰吸正規。圈足盆和簋有圈足，可以現場加熱薰吸。簋用於單人（圖十三），圈足大盆用於多人同時共吸（圖十），場合可能比較正式。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彩繪陶器所表現出來的釁鬯薰吸器具組合，原本都是容器，不是炊器，可以說不是專職的薰吸器具，表明釁鬯的薰吸行為正處在草創摸索階段，還未尋找到最適合薰吸的器具造型。
圖十 陶寺IIM22:10圈足盆 圖十一 陶寺IIM26彩繪陶折肩罐
然而，陶寺晚期有一個不起眼的現象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三足雙耳小陶杯大量存在於遺址當中（圖十四）。這意味著此時釁鬯的薰吸很可能在民間流毒甚廣，缺乏政府有效的約束，引發大規模的群體型病態行為，為社會動盪和政治報復注入了興奮劑。
圖十二 陶寺IIM32:2雙耳罐 圖十三 陶寺IIM22彩繪陶簋
圖十四 陶寺遺址晚期陶杯
1.單耳平底杯 2.單耳三足杯
圖十五 二里頭文化陶盉、爵
1.1975YJVIKM3：10 2.1980YLIIIM2:7 3. 1962YLVM22:1
《尚書·胤徵》：“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後承王命徂徵。告於眾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幹先王之誅。’”此事發生在夏朝早年仲康之時，大約相當於陶寺晚期。陶寺觀象臺和圭表系統的發現，暗示羲和的故居采邑或許就是陶寺。陶寺晚期政治上喪失了中國霸主地位，降級為羲和私邑。羲和沉亂於酒，意味著陶寺晚期整個社會昏亂於釁鬯，就是沉迷於吸毒。陶寺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政治上卻腐敗孱弱，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正當陶寺文化嘗試釁鬯薰吸革命時，王灣三期文化和新砦文化則更積極地探索薰吸器具的革新。他們發現陶寺文化釁鬯薰吸器具非炊器、熱效能不高的問題，將源自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鬹改用青銅鑄造，提高加熱氣化效能。
二里頭文化在山東龍山文化陶鬹和肖家屋脊文化陶盉的啟發下，改進陶盉（圖十五·1,2）；在陶寺文化三足杯的啟發下，結合陶觚杯造型，發明了陶爵（圖十五·3），專用於釁鬯的薰吸[17]，其吸入的有效率遠遠高於敞口的銅盆、罐、簋等。二里頭文化二期以後，在王城崗銅鬹與新砦銅鬹的啟發下，爵與盉改用青銅鑄造，加熱氣化的效率更高。
圖十六 陶寺中期貴族墓葬IIM26彩繪陶盆與雙耳罐組合
陶寺文化中期小口雙耳罐大為流行，在中型墓中多與彩繪陶盆組合（圖十六），可能也是一種釁鬯的薰吸用器。值得注意的是，雙耳罐源自西北地區齊家文化。麻黃草也是西北地區盛產，可能暗示麻黃草的使用行為從西北向東傳播，在黃河中下游與酒結合在一起，成為鬱鬯，以薰吸的釁鬯為主，直接飲用為輔。
五、小結
鬱鬯連同銅盉、爵、斝的風行，與夏商周青銅時代興盛時期恰相吻合，這不應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含有麻黃草致幻作用的鬱鬯，在祭祖宗教禮儀和社交禮儀中，以其致幻的功能和強烈的神經興奮刺激，獨佔了禮儀物用的鰲頭。鬱鬯使用行為的興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青銅文化的禮器道路特色和青銅時代興盛期的起止。無怪乎中國古代文獻與西周金文都將鬱鬯的禮儀地位抬得很高。
參考文獻
[1]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龍門書店1978年，166~168頁。
[2]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文物出版社，1984年。47頁。圖版63,123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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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37頁，圖版CXII。
[5]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文物出版社，1984年。47頁。
[6] 郭寶均：《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14、151頁。
[7] 石家河考古隊：《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258頁。圖一九五。
[8] 陳國樑：《二里頭文化銅器研究》，《中國早期青銅文化——二里頭文化專題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136頁。圖四、圖十四、圖十五A。
[9]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副教授李旻先生最先提出此猜想。
[10]郭寶均：《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150頁。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二十·2。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二十·1。
[13] 汪濤：《兩週之際的青銅器藝術——以晉侯墓地出土的青銅器為例》，《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387頁。
[14]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325頁。
[15] 河北省博物館：《藁城臺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 新近田建文先生撰文認為曲沃晉侯墓地出土銅雙耳罐很可能是陶寺文化中期的遺物，見《》。如果此推測不誤，則“陶寺文化中期”極有可能有銅雙耳罐，更適於加熱釁鬯燻吸。
[17]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李旻副教授私人交流最先提出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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