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道生，萬物榮。
天下同歸，以人為本。
三才之道，無德不貴。
先王之論：人倫之事，以德為尊
上三代是上古道家及“道法自然”思想初步形成時期，春秋時代則是儒家及其思想產生和形成時期。故在此期間，政治上，有建國強國之階段;經濟上，農業生產發展、土地私有制的確立等均使社會經濟進入一個嶄新時期。由此，學術上，則有各種學術思想之創立。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者、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諸子十家。
因距三代時間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所以導致各家各推自己所長、均持一端，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然“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慎思之，明辨之，雖各家有其主旨，但有一個根本是不變的，那就是服務於“人”。試問世間無一人，何來百家之說。故百家之言，捨短取長，都是在言人倫之事、述人倫之道。這些觀點直接影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政合一”之思想，並形成華夏民族精神之高邁。而諸多有關生態之論，亦多有記載。
《六韜·文韜》中記載了文王問太公以“仁”而施政天下的問題，被拒，“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文王聽後，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其終，莫知其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法天合德，象地五親。
與周初太公之論一脈相承，齊國管子則提出“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故曰：“凡講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法天合德，象地五親，參於日月，伍於四時。”在《輕重》中，管子則對桓公曰：“‘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但同時亦明確指出“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亦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
及至韓非子，則曰“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其所談之法，和管子一脈相傳，乃是一年四季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之法，故曰“以行法令，以治事理”。總而言之，仍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天人合一”之法，而非“人治”之法。
儒家秉承周公一脈。《禮記》是周代的一部重要典章制度，其《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春時萬物產孕，為順天地之大德，不予傷殺，故言“不圍澤”、“不掩群”“不取麛、卵”。
故，至孔子，則主張把天道、人道、治道結合在一起。因此，這理念一經提出便為諸子百家所發揚，併成為歷代儒家衡量政治清明、仁愛與否的重要標誌。《學而》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孟子的環保政治思想以人性善為依據，把人性、仁政、保護生物等有機聯繫起來，明確提出了不違農時、保護生物的環境政治觀。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聖人以仁育萬物。
荀子之觀點是“循道不貳，禮法並用”。其觀點系“天地人三位一體”的觀念，在實踐上則是“以時禁發、節用裕民”之道。《王制》曰：“聖王之制，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漢代是歷史上統一的君主專制重要時期，董仲舒不僅正式提出“天人合一”之概念，並正式建構了“天地人一體”之天人感應說，以此為基礎，提出了“尊天、天人合策、王者法天意”之政治主張。同樣，其生態環境政治理論也體現出此特點。董子曰：“質於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
至宋明理學，周敦頤認為，“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張載則提出“民胞物與”之“天人一體”的表述，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程頤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朱熹曰：“天即人，人即天。”
至王陽明，則曰：“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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